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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生了什么-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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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选举公证：不得不的民主创新（2）
在人均年收入逾万元的沙城镇，礼品首选35元一盒的中华香烟。沙城镇民政办公室一位公务员说候选人给选民们送几盒中华烟是平常事。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言：选举期间，有老板候选人用面包车装载一箱箱中华烟，挨家挨户送。或含蓄地暗示，或直接赤裸裸地要求对方一定要将选票投给谁。
而用香烟做礼品只是第一轮预选前的准备动作，用来“热身”的。预选开始的时候，礼品由香烟变成了请柬。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喜欢套用毛主席关于“革命”的说法来调侃选举：选举不是……，选举不是……选举就是请客吃饭。沙城镇的“九五酒楼”在那段时间内时常爆满，十几桌的“贿选宴”热闹非凡。一位村民曾在“拉票酒席”中吃了27顿免费的午餐。一名茶楼酒肆的老板甚至期盼村官选举年年搞！
第二轮正式###，是村官海选的关键时刻。此时礼品迅速演化为真金白银。“一箱箱中华烟”传闻之外，是难以考证的“一捆捆钞票”流言：有候选人雇佣帮手，用三轮车挨家挨户送“老人头”：100元的钞票！
据称，沙城镇部分村庄“贿选”结束后，11个村的落选候选人联合起来到有关部门告状，揭发“贿选”。接待他们的一位官员恼火地对他们说：“难道你们都是干干净净的，你说，你们哪个竞选没有花钱？”这拨落选者见告状无门，就找一个官方通讯社的记者投诉。该记者调查后发了一个内参，受到中国高层领导的关注。不久，民政部派员前来沙城镇调查。龙湾区人大常委会、中共龙湾区委组织部等部门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挨家挨户地调查核实。
一位在沙城镇驻扎将近百日的调查组成员说：“我们调查了三个多月。几乎对每个村民都进行了访谈。确实，很多候选人花费了钱财，有的花了十数万，有的花了二十多万，但是很难断定某某人的行为就是贿选。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候选人把钱送给了有选举权的村民。他们花掉的钱，大多是竞选的费用，比如助选班底的人员，住在宾馆的吃喝。温州人抽烟都是中华烟，他们有时候一人一包甚至一条中华烟，花个十数万，并不困难。”
事实上，描绘所谓“贿选现象”，远没有取证困难。今年，为避免再度发生看不见的用钞票拉选票的现象，沙城镇努力确保每一张选票的公正。这就是委托选举公证的背景和由来。
约束候选人，也约束选举人
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对我说，委托选举公证的目的，一是防止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在激烈的“选战”中把目光投向人在外地的选民，利用他们远在外地信息不对称的劣势造假，二是防止不珍惜自己民主权利的村民任意投票，过去就有人在外地的选民，谁给他打个电话都答应投谁的票，多头委托。
也就是说，委托选举公证，不仅约束候选人，也约束选举人。
与其说约束候选人，不如说约束候选人的“竞选班底”。在温州，村官候选人一般是私营企业主，沙城也不例外。送礼品发请柬给钞票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生意忙碌业务缠身的老板们所能做得了的。再者，带有“黑金政治”色彩的拉票，毕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亲自上阵容易给竞争对手以口舌，授人以柄。所以，在“竞选风潮”中，人们总能见到一个个活跃的“竞选班底”。
“竞选班底”的核心成员多为老板候选人的亲戚朋友。据说，三年前的换届选举中，一位信奉“钱财通神”的候选人，以5包中华烟加20张“老人头”的筹码，试图招募选区内几十个生产队长，组阁成庞大的贿选班底。“竞选班底”的日常性工作是游说选民，负责派送钱物，以及监票。投票的时候，贿选班底的成员分头盯梢选民，监督投票，查看投票结果。在选民将选票送入投票箱之前，悄悄查看选票上的名字，而后目睹选票入箱。
如此激烈的选战，自然不会放弃人在外地的选民。据不完全统计，沙城镇常年在外经商务工者占全镇人口10％，大略3000多人。候选人们的“竞选班底”，自然不会放弃对这些外地选民的争夺。过去，利用传真字迹模糊的特点，一些竞选班底竟然玩起了造假的把戏。
约束选举人，指的不单单是约束委托人，还要约束受委托人。委托人重复委托，受委托人不尊重委托人意愿的事情，时有发生。三年前的竞选事实表明，富裕使得选举人对谁当选村官并不在乎。沙城镇的农民，很多生活在沙城镇中心，距离大湾区政府中心很近，到温州市乘车不到半个小时，去机场驱车10分钟。占据地利的沙城镇农民，经商很容易。沙城镇本身又是机械设备、阀门和电器的生产地。农民致富一般不需要领头人。如此一来，经济落后地区希望通过选举村官改变落后面貌的选民心态，在沙城镇几乎没有。沙城镇人大主席团主席说，“选民对自己的选票就无所谓，觉得选谁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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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选举公证：不得不的民主创新（3）
人大：公证，只是指导意见
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对我说：“我们并没有硬性要求各个行政村在选举村委会时一定要搞委托选举公证，只是根据区民政局的意见建议各个行政村的选举委员会考虑用这种方式对选举加以规范而已。”
沙城镇人大主席团项主席认为，人在外地的选举人，本来是可以弃权的。所以，是否委托选举，委托选举是否要公证，由各个行政村的选举委员会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其实没有这一条。是他们临时加入的，供村民选举委员会选择。项主席说，永安村的村民代表大会就没有通过这一条。人在外地的选民，如果愿意委托选举，只需要将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书传真回来就可以了。
4月8日，是沙城镇各个行政村的预选日。5天后，才是正式选举的日子。镇人大主席团提倡正式选举的时候，采用委托选举公证，但，有些村庄在预选的时候就采取了委托选举公证。另外有一些村庄进行了两次委托选举公证，甚至于三次委托选举公证，以应付可能重新选举的局面，防止委托人的意愿被受委托人曲解，也方便委托人自己随时改变主意。
无论是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还是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都对委托选举公证这样的创新，缺乏足够的信心。当下，《人民日报》要求前来采访、其他地区要求前来学习，这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沙城的民主创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譬如，数百元的公证费，显然就不是一般农村外出务工者能够轻松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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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1）
就村社民主而言，浙江的民主在中国民主版图上，只是一个耀眼的“红圈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浙江的民主，像浙江的GDP，是一个先进分子，而非平均数的代表。直白地说，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由于经济的不平衡，中国民主的发育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开香槟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2005年4月9日上午8时30分，257名泽国镇民，像2500年前的雅典公民，聚集到乡镇中心小学，议论他们所在社区的未来。作为一场浙江乡村民主盛宴的见证者，美国《时代周刊》记者Susan Jakes，以《民主试水》为题，在“中国来信”栏目中，向亚洲版读者娓娓讲述了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他在信的末尾，说：“就当下的情形而言，即便在只有一个党的市镇里，民主也是有益的。”
显然，浙江的村社民主业已颠覆了大洋彼岸的“老眼光”，尽管他们依旧满腹狐疑。但，浙江村社民主的高度，还不是中国村社民主的高度。在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中国，村社民主的发展同样是不均衡的。事实上，即便在浙江村社民主最为旺达的温州，民主也是不均衡的。
温州：“民主的敌人”VS“专制的敌人”
经济的引领下，民主开始登堂入室。温州高速公路般迅捷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将温州的民主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然而，民主气候温和的温州，民主生长繁育的水平也是不均衡的。
办公桌上摆放着《契约论》的李国民，是温州民主政治史上一个丰碑式的人物。他不仅是“协约村官”制度的设计者，还是以民主程序冲破组织意图当选为镇长的第一人。迄今尚在监牢中的陈仕松，也是温州民主政治史上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非但是一个“还俗和尚”“落魄巫师”“村支书”“人大代表”，还是颠覆民主程序嘲弄公众民意插手干部任命的“地下组织部长”。
陈仕松象征着温州民主的谷底，李国民喻示着温州民主的高峰，他们都是温州辖制的瑞安县莘塍镇人，一个是“民主的敌人”，一个是“专制的敌人”，他们作为对手在民主的战争中有过交锋。他们的故事，无奈在瑞安，温州，还是在浙江，都是极端化的典型。但他们却矛盾地统一在我们叙述的真实世界中，鲜明地提醒我们民主的不均衡。
2000年4月28日，陈仕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罪名是：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行贿罪。以陈仕松为圆心的三项罪名，牵涉了曾在瑞安任职的80余党政官员。不足一年的时日内，他们分别受到党纪政纪乃至刑罚的处分。原中共瑞安市委书记、瑞安市长都因为陈仕松冠盖落地锒铛入狱。
说起来匪夷所思的陈仕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入狱时43岁的陈仕松绰号“阿太”，是莘塍镇中村的一个文盲，一个还俗后跳大神的巫师，一个既不会种地又不会做买卖的街头流氓，一个靠窥探官员阴私挟制官员的“政治无赖”，一个仰仗市委书记的官场掮客、买官卖官的经纪人，一个掌握他人官运的“地下组织部长”，一个以手段骗进组织的中###员，一个玩弄民主的瑞安市人大代表。
1991年，瑞安市莘塍镇开始搞村民委员会选举试点。“上面”打招呼，说“阿太”是莘塍举足轻重的人物，要求镇委出面助选。时任党委委员的李国民主持选举，他和其他镇官坚决抵制，“阿太”落选。
和阿太一样，李国民曾经也是农民。1981年，李国民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一年后，他在乡镇招干考试中胜出，当了乡镇干部，并在自学考试中获得法律本科文凭，考取律师资格。有了法律精神的李国民，在1990年设计了莘塍镇村民选举的“大民主”方案，并成为次年全镇海选的文本。
遗憾的是，李国民的文本对阿太没有拘束力。“阿太”落选后，“上面”急了，严令“下面”把前一次选举废了，再选一次。
这一回，李国民输了。有瑞安市纪委书记和市长的鼎力相助，“阿太”委屈地当上了中村村委会委员、副主任，同时由联防队员擢升为联防队长。
李国民说：阿太向村民许诺，他当选后，一定修好村里那条破烂不堪的乡村公路。相信他手眼通天的部分村民，虽然犹豫不决，但拗不过镇干部们的“认真组织”，最终遂了“阿太”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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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2）
1994年，中村换届选举，因为阿太没有改造好那条烂路，中村人再也不选他。但“阿太”在这一年“相知”了村干部出身的中共瑞安市政法委书记，也就是日后被他牵扯进班房的瑞安市委书记。虽然阿太在选举中败退，但“靠山”们出面，任命他为村委会副主任。
1997年，中村第三次换届，“阿太”自知民意基础太差，主动放弃了。等到“阿太”在公安派出所的压阵下入了党，李国民才知道自己高兴得太早，阿太的目光盯住了村支书的位置。
次年，“阿太”被任命为村支部书记。已是镇党委副书记的李国民谈了三点：“阿太”是一个浮在水面的瘪三；我坚决反对；我保留个人意见。
接下来叫李国民瞠目结舌的，是“阿太”当选瑞安市人大代表。同为人大代表的李国民发现，“阿太”在那个会上，上下其手，比常委会主任还忙。事后，李国民才知道，至少有两位副市长是因“阿太”的公关而当选的。
1999年，“阿太”东窗事发，镇长也被拖下水，判了四年徒刑。这时候，长期与阿太为敌的李国民，始被官场接受为好人。
2000年，补选镇长期间，干了17年乡镇干部的李国民呼声很高。作为镇民主制度的设计师，李国民被民选的村干部们簇拥着。但中共瑞安市委一副书记告诉他，代理镇长已经到位，不要无事生非。与此同时，所有的乡村干部都被组织上找过去谈话，“与组织上保持一致”。
2000年9月22日上午，选举开始。主持人宣读《提名候选人酝酿办法》，要求在指定的房间里，在5分钟内搞定，然后问：“有没有异议？”
“时间太短！从四楼走到三楼也需要两分钟！”有代表举手反对。
礼堂里鸦雀无声。
“我是列席代表，我要发言。主持人的做法违法。虽然代表法没有规定时间，但你要给大家充分酝酿的时间，5分钟不够。” 坐在主席台上的李国民按捺不住地说。过去几天，种种防止他竞选的“组织手段”，让他难以容忍。
掌声雷动。
“愿意联名选我的，跟我来！”一拨代表哗地跟着他走了。
李国民当选镇长！86个镇人大代表，李国民得53票，代理镇长三十几票。
第二天，中共瑞安市委派来调查组。一个月过后，一个口头结论说：“阿太的余孽支持了李国民。”
“三讲”期间，组织上请李国民交代两条：你和阿太是什么关系？选举镇长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
2002年，当了13个月镇长的李国民，被调往瑞安市司法局，任副局长。不甘寂寞的李，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又一次折腾出“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他让村官候选人，填写一份公之于众的承诺书，如果当选后在11个方面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将承担赔偿责任。
浙江：被平均数遮蔽的财富鸿沟
2001年冬天，霍华德·J·威亚尔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中心，问：“在识字率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里，人们没有国家政治的观念，或者终日忙于为生计奔波劳碌以致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精力和兴趣，民主能够在这样的国家存在么？在有些国家，贫富阶层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平等主义的观念或者一人一票的观念近乎笑谈，民主能够在这样的国家存在吗？”［1］
我们可以质疑这位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异国权威的疑问，但我们相信民主和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能尽快消弭，民主政治的推进必定会遭受意想不到的阻碍、意料之中的艰难。
浙江民主的发展水平，一如浙江的经济，在中国是毫无疑问的领先。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等浙江经济的诸多不平衡，都将在未来某个我们看不到的节点上，制约着对浙江民主的均衡协调持续的演进。
这里，我们且丢弃民主在浙江区域内的不均衡的表象，返观浙江的财富鸿沟，试图从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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