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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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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斯特恩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美国《评论）杂志广告部主任。现住纽约，已婚，有二子、一女，爱打高尔夫球。
“我大学学的是历史，毕业后正逢经济不振，找工作很困难，后来我在一家公关公司找到了工作。但别人老是说学历史没有实用。我听厌了，就到哈佛经理学院来镀金。
“我大学选读历史是为了要让自己接受古典教育。那鲁大学的文科一向负有盛名。我选读文科不是为了我工作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
“我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和同学们一起去东柏林旅行，跟当地的共青团员见了面。我们表示很有兴趣了解他们的生活。可是他们对我们是怎样想的却不感兴趣，反而绝对有把握地告诉我们：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在街上乞讨。我们原来还以为在国内听到的那些关于东德的报道可能是宣传，有点半信半疑。现在亲自接触到东德的青少年，他们的头脑这么僵化，实实叫人吃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的话，还是受到压力非对我们这么说不可。总之，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东德的制度有问题。我后来到那鲁大学决定学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到这一次经验的影响，因为我要研究一下苏联。东欧的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哈佛的实例教学法教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怎样处理问题，实在好极了。
记得“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课期中考试时，我从历史角度探讨了考题，不料老师给了我一个“差”分。我去找他时，教授说如果是考历史，你的回答一定得“优”，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制订行动方案，解决现实问题。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哈佛经理学院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锻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哈佛毕业后，我不想进华尔街投资银行，也不想做管理咨询。我在那鲁的华裔同窗好友林璎一向默默无闻，她设计了越战退伍军人纪念碑后一举成名，连美国总统都征求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很羡慕她的影响力。我进入《新闻周刊）杂志社工作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对公众舆论有一些影响。新闻出版业的英才主要是记者，在企业管理方面较弱。我决定在这方面发挥自己所学，担任了《新闻周刊）广告、发行方面的工作。
“结婚后，丈夫工作调动到荷兰，我就辞职了，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两年。
荷兰的社会福利很好，税率很高，社会主义色彩很浓，一般人都是中产阶级，工作欲不强。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因荷兰不准给产妇止痛药，所以大受其苦。
怀第二个孩子时就决定回美国生产，也没有再找工作。我觉得自己首先应该照顾好孩子而不是自己的事业。我丈夫当管理咨询，收入足够一家人的开支。
丈夫也主张家庭第一。他每个月要出差几天，并不算多。夫妇有时分别几天，也许对婚姻有好处。
“工作别人可以代替，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做母亲的责任。读书的时候老师常说现在男女平等，都一样，但实际上男女并不一样，也并不平等。
道理很简单，怀孕的是我，失去行动自由的是我，而不是我丈夫。这是造物主给我的任务。
“有的女士认为追求事业，爬攀高位是自己天生的权利。但是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至少这在我是觉得有困难的。男人的情况就不同。
“许多人总是怪父母这不好，那不好，我的童年很幸福。父母把我们三个孩子都培养得很好。我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好。把家庭放在生活的第一位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我现在心满意足，没有什么不称心的事。
“我怀第三个孩子时，《评论》杂志的负责人希望我出来工作。我决定出来做半职工作。《评论》不是上厕所时读的那种杂志，它是一本美国新保守派智囊精英的杂志。读者的层次较高。例如里根总统就是读了柯尔帕特丽克在《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决定任命她为驻联合国大使的。参议员莫尼汉在《评论》上发表文章后也被任命为大使。克林顿总统最近读了《评论》杂志有关协助警察发现犯罪分子身上是否藏有枪支的新技术报导，于是要求司法部长为联邦调查局购置这套新技术。所以我知道这本杂志受到美国政府决策者的重视。
“我们的杂志只有二万五千名订阅者，读者群不同于《时代》、《新闻周刊》。《评论》的注意力不是每周每月的时事，而主要讨论社会的动态、政治的趋向、国家的前途等严肃课题。
“我感到自己在做一点有用的事。我只做半职工作，杂志社里又数我最年轻，但我的意见总是受到尊重。我想这要归功于哈佛的学位，否则人家是不会认真看待的。
“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族裔分裂。部落主义。从历史上说，新移民到美国开始生活在自己族裔的圈子里，以后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流行的所谓政治上正确的思潮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种族，他的肤色，而根本无视人的共性、社会性。这种思潮的兴起，跟政府实行的优待黑人，优待少数族裔的政策有关。有人靠自己的肤色、种族可以享受优遇，造成他们一种不工作也有权享受这、享受那的心理。
“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因为他的宗教信仰、种族、肤色而享受特权。以自己的种族而自豪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判断一个人主要应看他本人的才能、成就和品行，而不是他的肤色。优待某些族裔的政策窒息了其他族裔有才能的人。明明有才华的黑人也因此受到误解，别人以为他的地位是靠他的肤色取得的，而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成就。尼克松政府倡导优待黑人的政策，原希望弥补黑人过去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且打算到一定的时候予以取消。
现在早已矫在过正，却仍未取消。
“美国的公立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例如现在有的历史教科书居然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是件坏事。因为他的发现，使得许多印第安人传染上天花而死。
可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件不幸的事。现在公立学校对孩子们灌输这种糟粕，他们怎么可能受到好教育呢？
“美国现在还有一种孤立主义的倾向也令人不安。不是说美国应该充当世界警察，但当用实力干预的时候就应该进行干预。例如对付伊拉克的侵略，对前南斯拉夫的内战等场合，就应该加以干预。
“现在共和党是国会的多数，希望他们能解决这些问题。但究竟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多少，还是个未知数。”
迈克尔·弗莱彻纽约州科尔盖特大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埃柯烘盘制造厂总裁，现住田纳西州。爱打橄榄球。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外交界，在美国驻刚果（法属刚果）大使馆工作了两年。刚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军事独裁政权掌管一切，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管好。刚果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俄国或中国输入，而是从法国传过去的。法国人培养了一大批刚果政府官僚，灌输的就是法国的那一套：凡事都由中央政府发号施令。那时刚果发现了油藏，可是我一看政府的预算尽是些没有用的基本建设项目、大而不当的政府办公楼等等，就打报告给国务院说，长此以往，刚果的石油收入将会枯竭，国家将会破产。那是1981 年的事。
前几年，刚果果然破产了。
“刚果人民非常友善。全国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却有一百五十种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方言。刚果其实是法国殖民统治者强行拼凑起来的一个国家。
刚果都是黑人，但不同的部落之间关系紧张，就像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一样，特别是矮人族受到其他部落的种族偏见歧视。我想人性中有某种东西天生排斥异己者，凡模样与我们不同、行为与我们不同的人都会引起我们的不信任感，这是人性中可悲的一面。
“回国以后，我继续在国务院工作。我感到在政府高层工作，当一名高级长官的助理是有趣的，但在中层工作就没什么趣味。所以在我被提升到中层后，就决定离开政府，申请来哈佛经理学院。
“哈佛毕业后，我在麦肯齐咨询公司工作了五年。后来我和另一个也是搞管理咨询的同学决定自己成立公司，专门帮助有困难的企业进行改革，扭转局面。我们辞去了原来的工作。靠储蓄生活。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考查了差不多五十家公司，最后得力于哈佛的关系网，找到了田纳西州的埃柯烘盘制造厂。这家公司专门生产工业用的大型铝钢面包烘盘，并提供售后去垢上釉服务。产品有很高的知名度，市场占有率达百分之四十。
“一九八七年公司被人收购，但收购集团事先没有做好调查，收购后才发现工厂问题很多，却又一直没能找到称职的管理人员，因此经营情况每况愈下。到我们一九九二年接管时公司已经亏损了好几年。股东集团之所以给我们股权，让我们接手，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家工厂已经没有希望了。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好了，公司可以起死回生；如果不成功，我们也不可能再给它带来新的损失。
“接管后，我们首先将高层经理人员和一批中层经理人员解职，重组了中层管理人员班子，被解雇的占全体雇员百分之二十，但其中没有一个工人。
我告诉工人：工厂问题这么严重，不是他们的过错，错在管理人员身上。在我们接管前的五年，工厂每年平均有十四起严重事故。我宣布：工人应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的前提下来提高生产效率，工人有权拒绝从事他们感到不安全的作业，而不必害怕被解雇。我巡视车间时，要是发现某项作业太危险，就下令停止作业，直到采取适当安全措施后才予恢复。现在工伤事故已减少到每年只有四起。
“我们发现这家工厂的生产管理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就重新设计了生产流程，让二百多道工序每道都由专职工人负责。尽管机器有多种用途，但我们将每部机器的用途固定化，彻底改变了原来不分工种，过于灵活，结果是一片混乱的情况。
“生产流程合理化后，浪费大大减少。有的工序从原来的十二小时缩短到十三分钟。半成品的堆积大为下降，我们关掉了多余的一个仓库。在改变生产流程中，为了说服工人，我甚至用玩具模型作示范。有的工人不一定懂，但是他们信任我，于是就照我说的办。对于头脑不善于分析的人，培养信任感很重要。跟工人一起工作，最重要的是赢得他们的信任。一旦失信，就再也不可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中层管理人员往往抵制变化，问题常出在他们身上。我自己下车间向工人作解释，就是要让中层管理人员感到变在必行。
“在市场营销方面，我们也作了一系列改革，降低了价格，保住了下滑的市场占有率。不过由于生产成本降低了很多，产品利润率反而有所提高。
在我们接管十四个月以后，已经反亏为盈。这家工厂营业收入每年达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美元，利润率从百分之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工人已经加了两次薪。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特点，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独特性。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一切成功的企业都有相似之处，而一切不成功的企业部有各自下成功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好企业未必非那个行业出身不可。当一个企业发生危机时，陷在这个行业里太深的人，反而可能无法打破僵局，扭转危机。这时，需要外来者的冲击。
“一家工厂一旦管理上有问题，往往在每一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来。我相信企业成功不成功，关键在于有没有促成的过程、程序和制度。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就是制订出一套导致成功的过程。埃柯厂的原领导因企业负债过多，穷于应付，而忽视了领导作用，导致企业情况逐渐恶化，问题越来越多，差不多每天出现危机，以至经理人员不知道从何着手解决。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外来者，我们没有条条框框，终于把问题按轻重缓急逐个解决。
“我很幸运，可以算干得还成功。我想幸运的人应该为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创造发挥他们能力的机会。我们为埃柯烘盘制造厂的员工们创造了机会。现在，埃柯厂的工人、管理人员、客户、投资者都是赢家。唯一的输家是我们的竞争者。他们的生产管理还是旧的一套，这要怪他们自己。
“埃柯已经走上正轨，不需要我太多的精力了，所以我正在寻找新的类似的有困难的企业，希望能帮助他们进行改革，创造机会。这就是我的使命。
“当我辞去咨询工作时，有人说我冒的风险太大，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深有自信。父母从来没有说我长大了要做什么，只是要我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要有自信。人们判断一个人的决定，往往只看结果，这是不对的。作出决定的过程同样重要，不能只以成败论英雄。事物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测。正确的过程导致正确的决定，当然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但失败也不能说明当初的决定就一定不对。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让我们所消费的超过我们所创造的。这对个人，对社区，对整个国家都一样。消费多于创造是不道德的。美国的国债是消费高于创造的最恶劣的表现。我们必须致力于建设未来，必须改变向政府伸手的习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应该为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消费低于创造。这样，水涨船高，才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好处。”
杨荣文英国剑桥大学工程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长兼卫生部长。已婚，有三子一女，爱好游泳、跑步和打高尔夫球。
“我祖父是中国广东省潮安人，家住庵埠村，从事橡胶业。父亲生在新加坡，一九三七年回家娶亲。芦沟桥事变后返回新加坡。
“来哈佛前我曾在新加坡空军服务。哈佛毕业后，我先在新加坡军队里工作，现在的军衔是准将。一九八八年我退伍从政至今。
“哈佛大学虽然是一所私立大学，但它与美国的政界商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政界商界的领袖许多人都是哈佛毕业生。哈佛对美国社会有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哈佛大学，美国就将大为失色。正如没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国就会大为逊色一样。这些高等学府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巨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全世界。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哈佛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服务的更大的目标，在于它对人类的贡献。如果哈佛只关心维护自己成员的特权，而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我是管艺术的，没有一个社会能光靠市场，光靠经济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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