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之开国大将-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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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再看看汪家的文化氛围。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①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再次，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也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

　　　　那么如何理解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时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这其实是从懦弱自卑的个性特点出发做出的走向另一极端的冒然的抉择。

　　　　谋刺载沣事件之后，汪精卫的懦弱自卑的性格又有所发展。

　　　　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因晚节不保，此诗已无人记诵！

　　　　汪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革命生涯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６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１９０７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３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６月２６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７月２日，汪精卫在１０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９月１３日通电下野，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１９２９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发出委任状和番号。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隐含着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汉奸岁月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