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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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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生成”之间的流行区分——在哲学中同样盛行——在其所意图表达的对比中似乎忽视了本质的一点。一种无有终止的生成——“行动”、“现实性”——通常也被看作是一种状态（例如在物理学的“匀速”和“运动状态”这样的概念中，在空气动力学理论的基本假设中），因此而被归于“存在”的范畴。另一方面，我们事实上是通过意识并在意识中来得出结果的，从那些结果中，我们可以用歌德的方法区分出最后的两个要素，即“生成”（becoming）和“既成”e become）。在所有情形中，尽管具有人类特性（humanness）的原子远非我们的抽象概念的力量所能把握，但是在这一对比中真正明晰的和确定的情感——基本的和弥散于整个意识中的——乃是我们所能及的最基本的东西。由此，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成”永远是基于“生成”之上的，反过来则不行。
我要用“固有的”（proper； das Eigne）和“外来的”（alien； das Fremde）来对那两个基本的意识事实作进一步的区分，对于所有处于清醒状态（不是睡梦状态）的人来说，这些事实的确立乃是通过一种直接的内在确定性，而不是通过更准确的定义的必然性或可能性。被称之为“外来的”要素总是以某种方式与“知觉”这个词所表达的基本事实相关联，例如外部世界、感觉的生命。伟大的思想家倾其全力构建意象，为的是在半直观的二分，如“现象与物自体”、“意志之世界与表象之世界”、“自我与非我”等的帮助下越来越严格地表达这种关系，虽则人类的确切认知能力其实不足以胜任这一任务。
类似地，“固有的”要素则关涉着我们视作情感的基本事实，亦即关涉着我们的内在生命，它以直接的和不变的方式同等地蔑视通过抽象思维的方法进行的分析。
再者，我还要区分“心灵”与“世界”。这一对立之存在与纯粹人类醒觉意识的事实是同一的。在这一对立中，存在的是不同程度的清醒与敏锐，因此也存在着不同等级的意识、精神和生命。这些等级既包括感觉知识——不够敏锐，但时常又因为内在之光而四处弥散，它是原始人和儿童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宗教与艺术的启示性时刻的典型特征，这一启示性时刻在一种文化逐渐变得衰老之后就越来越少出现）——也包括极度清醒的和推理式的敏锐，例如我们在康德和拿破仑的思维中所看到的，对于他们两人而言，心灵和世界的区别已经变成了主体和客体的区别。这一原初的意识结构，作为直接的内在知识的一种事实，是经不起更深一层的概念细分的。实际上，除了在字面上和或多或少人为的层面上，这两个因素根本也是不可区分的，因为它们总是关联在一起的，总是相互交织的，且总是作为一个单位、一个总体来自身呈现的。天生的唯心主义者和天生的实在论者在认识论方面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假定心灵是相对于世界而言的（或者说世界是相对于心灵而言的，事实也确乎如此），如同基础是相对于建造、原初是相对于派生、“原因”是相对于“结果”来说的一样，可这一假定在纯粹的意识事实中根本没有基础。并且当一种哲学体系把重点放在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时候，它由此只不过是使我们获知了那个哲学家的个人喜好，获知了一个纯粹传记意义的事实。
因此，通过在结构上把醒觉意识看作是对立双方的一种张力关系，并进而将“生成过程”和“既成之物”的概念运用于它，我们发现，生命这个词具有一个完全确定的意义，就是，它与“生成”的意义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把生成物和既成物描述为一种形式，在那里，生命的事实与结果在醒觉意识中分别地存在着。对于一个处在醒觉状态的人而言，他的固有的生命不断地在充实自己、完成自己，并通过生成的要素体现在他的意识中——这一事实，我们可称之为“当下”e present）——它具有“方向”（Direction）的神秘特性，在所有高级语言中，人们企图借那个谜一样的字眼“时间”来说明“方向”的意义，来——徒劳地——使它理性化。由上面的论述必然可知，在既成物（固定物）与死亡之间有着一种根本的关联。
由此，如果我们把心灵——即那被感觉到而不是被理性地描画出来的心灵——名之为可能，而另一方面把世界名之为现实（这些表述的含义应当不会为人的内在感官所误解），我们便可把生命看作是可能的实现在其中得以完成的形式。就方向的特性而论，我们可以称“可能”是未来，而称“既成现实”为过去。至于“实现过程”本身——它是生命的重心，是生命的意义中心——则可称之为“当下”。“心灵”是有待完成的东西，“世界”是已经完成的东西，“生命”则是正在完成的东西。我们也可用这种方式对生命给出类似的其他表述，如瞬时、绵延、发展、生命意义、使命、视界、目标、生命的丰盈与空虚、确定的意义等等，这一切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论述，尤其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现象，将是必需的。
最后，正如读者可能已经看到的，在此还要在一个十分确定且迄今为止还不常见的意义上运用历史和自然这两个概念。这些字眼包含着把知识的总体——既包括生成过程，也包括既成物；既包括生命，也包括曾经的活物——理解和领会为一种同源的、精神化的、井然有序的世界图象的诸种可能模式，亦即依据生成与既成、方向（“时间”）与广延（“空间”）何者为主导因素来从某一不可分割的印象集合中形成世界图象的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这不是一个因素替代另一个因素的问题。我们把握那反映和证实我们的固有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可能方式在数量上是无限多的，并且是极其多样的，而纯粹有机的世界观（world…view）和纯粹机械的世界观（这一常用术语在此是在严格的字面意义上使用的）只是其中的两个极端方式。原始人（假如我们能够想象他们的醒觉意识）和儿童（如同我们所记得的）都不能够充分地认识或把握这些可能性。这一高级的世界意识的一个条件便是语言的拥有，由于语言，意义不再单纯是人的声音，而是一种文化语言（culture…language），这种语言对于原始人乃是一种非存在，对于儿童固然是一种存在，但却是不可理解的。换言之，这两者对于世界都不拥有任何明确的和清晰的概念。他们对于历史和自然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而没有任何实在的知识，他们与这些东西之整体的联系太过紧密。他们根本没有文化。
在此，“文化”这个重要的概念被赋予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肯定意义，我们此后都将这一意义上来使用它。与我们选择以可能和现实来区分心灵和世界一样，现在，我们也可用这一方式来区分可能的文化和现实的文化，例如作为（一般的或个体的）生存的一种观念的文化和作为那一观念之实体（body），亦即作为那一观念可见的、实在的和可理解的表现之总体的文化——如行动和意见、宗教和国家、艺术和科学、民族和城市、经济形式和社会形式，还有语言、法律、习俗、性格、面部轮廓和服装。与生命和生成息息相关的高级历史，乃是可能的文化的实现。
我们不要忘了补充一点；意义的这些基本决定因素基本上是不能用具体论证、定义或证明来沟通的，而只能通过感受、体验和直观在其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获得。在作为生活的体验与作为学问的经验之间，在由各种各样的直观——诸如启示、灵感、艺术慧眼、生命体验、“不能自已”的力量（即歌德所谓的“感同身受的幻想”）——所产生的直接确定性与理性程序和技术实验的产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未被理解的区别。
前者的传达是借助类比、图象、象征等手段，后者则是借助公式、定律、图式等手段。既成是学问所经验的——其实，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已成之物对于人类心智而言是与已完成的认知行动同一的；反之，生成只能是活生生的生命所经验的，是以深刻的、难以言传的理解力所感受到的。我们所谓的“人的知识”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事实上，对历史的理解可算是人的一种最高级的知识。那是能洞察一种陌生的心灵的深处的眼光——决不能把它归于《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考察的认知方法，不过，历史图象越是纯粹，就越是难以为其他眼光所理解。机械论的纯粹自然图象，例如牛顿和康德的世界，是在定律和方程式中被认知、被把握和被解析的，并最终被简约为体系；有机论的纯粹历史图象，例如普罗提诺（Plotinus）、但丁和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世界，是直觉地看到的，内在地体验到的，是作为一种形式或象征被把握的，并最终被交付给诗人和艺术家的概念。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就是一种历史的世界图象。
二
为了说明心灵力图在其外部世界的图象中实现自身的方法——亦即，为了说明文化在“既成”状态中能多大程度上表现或描绘人类生存的观念——我选择了“数字”（number）这一所有数学赖以确立的基本要素。我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数学——虽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理解其丰富的深度——在人类心灵的创造活动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数学是一种最严密的科学，就如同逻辑一样，但它比逻辑更易于为人理解，也更为丰富；数学是一种真正的艺术，是可与雕刻和音乐并驾齐驱的，因为它也需要灵感的指导，而且是在伟大的形式传统下发展起来的；最后，数学还是一种最高级的形而上学，如同柏拉图尤其是莱布尼茨所告诉我们的。迄今为止的每一种哲学的发展，皆伴随有属于此哲学的数学。数字是因果必然性的象征。和上帝的概念一样，数字包含有作为自然之世界的终极意义。因此，数字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奥秘，每一文化的宗教思想都留有数字的印记。
如同所有的生成过程皆有方向的原始特性（不可逆性）一样，所有的既成之物皆有广延的特性。但是，“方向”和“广延”这两个词似乎还难以让人满意，因为在它们之间只能作出一种人为的区分。所有的既成之物的真正秘密——事实上，它即是（在空间和物质中）延展的事物——就体现在与编年学的数字相对立的数学的数字中。数学的数字，在其本质中就蕴含有机械的区隔（mechanical demarcation）的概念，就此方面而言，数字类似于文字（word），因为文字正是以其包容与指谓的事实来区隔世界印象的。事实上，数字与文字两者最深处的奥秘在此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是，数学家所操作的实际数字，包括图形、公式、符号、图表，简而言之，数学家所准确地思考、言说或书写的数字符号，皆如准确地运用的文字一样，自一开始便是这些深层奥秘的象征，是内在之眼和外在之眼皆可以想象、可以沟通和可以领会的某种东西，可以作为区隔的代表来予以接受。数字的起源类似于神话的起源。原始人把不可确定的自然印象（用我们的术语说，“外来的”印象）提升为神灵或神秘（numina），同时又用一个限定它们的名称来捕捉和框定它们。数字也是这样的一种标识和捕捉自然印象的东西，正是借助于名称和数字，人类的理解力终于可以制服世界了。在最后的分析中，一种数学的数字语言和一种口语的语法在结构上是一样的。逻辑永远是一种数学，反之亦然。因此，在人类心智恰当地运用数学的数字的所有行为——度量、计算、绘图、测重、排列、分割——中，人们也在努力用文字来界定延展之物，亦即以证明、结论、定理和体系的形式来说明之；并且，也只有通过此等行为（可能或多或少地是无意间的），醒觉的人类才开始能够运用数字——规范地——来描绘对象和特性、关系和差异、统一性和多样性等，简言之，描绘他觉得必要的和不可移易的、他称之为“自然”和他所“认知”的世界图象的结构。自然是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的，而历史则相反，它是那与数学无关的事物的集合——因此有自然律的数学确定性，有伽利略那无比正确的名言：自然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还有康德所强调的这样一个事实：精确的自然科学所能到达的限度，即是应用数学之可能性所能允许的限度。因此，数字作为已完成的区隔的符号，体现了一切被认知、被界定的实际事物的本质，而它自身同时也变成了一切，正如毕达哥拉斯和其他一些人借助于一种强有力的和真正宗教的直觉、用完全内在的确定性所已经看到的。然而，我们此处所谓的数学——由此意味着借形象来实际地思考的能力——不可与远为狭义的科学的数学相混淆，亦即不可与在演讲和论文中提出的那种数字理论相混淆。一种文化在自身之内所拥有的数学的视野和思想，是它的形诸于文字的数学所不可能充分地表达的，一如其哲学的视野和思想是其哲学的论文所不可能充分地表达的一样。数字是从一个还有其他出口的源泉中涌现出来的。因而在每一文化的开端处，我们总能发现一种古代风格，即在早期希腊和其他地方被正当地称作几何学的风格。在公元前10世纪的这一早期古典风格中，在埃及第四王朝以其绝对主义的直线和直角所表现出来的庙宇风格中，在早期基督教的石棺浮雕中，还有在罗马风格的建筑和装饰中，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它们都明确地是数学的。在这里，每一条直线，人和动物的每一个蓄意非模仿的形象，都在与死（不可移易的固定之物）之奥秘的直接关联中揭示着一个神秘的数字思维。
哥特式的教堂和多立克式的庙宇便是以石头表现的数学（mathematics in stone）。毕达哥拉斯无疑是古典文化中将数字科学地看作是可理解的事物所构成的世界秩序的原则——看作是标准，看作是度量——的第一人，但是，甚至在他之前，在雕像的严格法式中，在多立克柱廊的秩序中，数字就被用来表达感觉的…物质的单位的一种高贵的排列。伟大的艺术，每一个都是借助以数字为基础的限制来进行阐释的模式（例如可以想一想油画中空间再现的问题）。一种高级的数学天赋，即便没有任何的数学科学，也能在技术领域获得成熟而完美的自我认识。
在一种强有力的数字感如此确凿的展示中，甚至在古王国时期，在金字塔庙宇的尺度测定中，在建筑、防洪工程、公共行政（更不用提历书了）的技术中，没有人会确然无疑地坚持认为新帝国时期的阿赫姆斯（Ahmes）的毫无价值的算术代表了埃及数学的水平。澳大利亚土著在才智方面完全属于原始人，可他们具有一种数学本能（或者说，一种类似于数学本能的东西，一种用数字进行思维的能力，尽管还不会运用符号或文字来沟通），就其对纯粹空间的阐释而言，他们的这一本能远远优越于希腊人。他们所发明的回向镖只能归功于他们对某一类数字——我们称之为高等几何——有着一种确然的感觉。因而——我们会在后面再证明使用这个副词的合理性——他们拥有一套极其复杂的仪式，为了表达亲密的程度，他们发明了如此微妙精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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