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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是怎样炼成的-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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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浙商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采用家庭作坊的形式，尤其是温州商人。
他们住在最便宜的房间里，里面不仅有设备，还有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他们不在乎居住条件的简陋，不在乎办厂设备的简单，在他们的心中，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努力工作，把小作坊做大。
他们的人员，有些是夫妻，有些是兄弟，有些是姐妹，也有些是同乡合伙，随着小作坊的不断壮大，他们的家族力量也不断增强。最终，小作坊成为了家族企业。
家族式企业最主要的特点是产权由家族的主要成员，或者是有血缘关系的成员来控制的。
比如，创业于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挺宇集团，仅靠2000元起家，目前已经做到了几亿元的规模。但是，挺宇集团内的所有重要的职位都是挺宇家族占据着。董事长潘挺宇称，公司的总经理是他的大女儿，副总经理是他的儿子，同时兼管技术，财务归他小女儿管，而小女婿的职位也是总经理。
海外温州商人，巴黎飞天公司总经理张远亮说：
“我初创业时租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顶层小阁楼，30平方米，一台机器每天转，再加一张桌子，晚上用来睡觉，白天用来做工。工人是回乡找的亲戚朋友。我们来巴黎的温州人几乎都是这样：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我们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条皮包，别人卖25块，我卖20块。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品，市场很快就光亮起来。”
可见，在企业创立早期，家族式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家庭成员的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精神，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同时，由于管理层和产权拥有层是同一个家族，在管理上能够做到上下一致，决策起来非常简单。只要家长一拍板，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这为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温州原市委书记董朝林认为，温州人看到有生意可做，第二天就弄台机器先干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行了，再盖厂房，大了才请管理人员，这要是在其他地方半年也论证不下来。
美国《商业周刊》载父捡出：在经营管理方面，美国家族企业的表现不但不逊色于那些成员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竞争者，反而更胜一筹。按10年平均值计算，美国家族企业的股票投资回报率为15。6％，而非家族企业的股票投资回报率则只有11。2％；在资产回报率、年度收入增幅两项重要指标当中，家族企业分别达到了5。4％和23。4％，非家族企业则为4。1％和10。8％。
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罗卫东在《论温州民间企业的成长——路径和机理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温州家庭企业的优势：“首先是进入的行业。家庭工业在起步时进入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的优势。比如皮鞋的生产，越是款式多品种齐就越具有市场效率，但是对于生产组织来说，很难整齐划一。不同款式的皮鞋的加工设备在规格和性能上都有差异，不太可能通过像冰箱厂、洗衣机厂常用的那些大型的生产流水线的标准化作业模式来实施生产。因此，在皮鞋这类产品生产上，家庭企业反而具有比较优势。”
“其次，从市场特性看。在家庭工业的场合，如果需要自己开辟销售渠道，那么必然是作为家长的主要家庭成员亲自在外跑供销，或者是大家庭中的男性成年后代外出营销。这种承担家庭工业企业主要责任的成员自己控制销售的模式对于家庭生产的稳定性和效率是必须的。对家庭这种共同体的责任感和生活经验维系了供销与生产之间的平衡。到后来，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早期从事工业生产的这些家庭也开始出现功能上的分化，一部分家庭将生产功能全部放弃而集中从事商品的营销；一部分家庭则退出了传统日用品的经营而专注于开发新产品。”
11。家族力量打天下（2）
“与生产的产品相关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监督成本。服装、玩具以及日用品生产属于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生产。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价格含量对于劳动质量的依赖极大。因此，要通过这样的生产活动来赢利，必须在生产数量上或质量上实施比较好的控制。无论是实行计时工资还是实行计件工资，监督检测的程序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监督和检测的成本则取决于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强弱。机会主义越强，企业主花在监督和检测活动上的成本就越大，机会主义倾向越弱，这个成本就越小。而就一般情况而言，家庭这个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最弱的。某些难以控制的生产活动在家庭或者家族内部进行生产可以节省高昂的监督和检测成本。这也是农民在不具备选择高级的监督技术和检测设备条件的情况下的自然选择。”
而且，对于中小城市中的企业来说，要招聘到优秀的人才确定也不容易，因此，家族式管理的体制成为了创业初期企业选择的最佳的管理体制。
12。与众不同的融资方式
浙商商道：
资金哪里来，遍地是资金，就看你怎么利用。
浙商自白：
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民间金融功不可没。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许多人在做生意缺少资金时，往往通过银行贷款来获得创业的资金。但是，浙商却不一样，对他们来说，银行贷款只是万不得已的一种方式。因为，在他们眼里，资金哪里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你善于利用，遍地都是资金。
来自温州银监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温州全市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总额中，来自国有商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仅占24％，其余76％全部来自民间金融。
让我们来看看精明的浙商是怎样来融资的。
首先，浙商往往通过朋友互相帮助来获得资金。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被浙江人称为“民间集会”。
“民间集会”到底是怎样的呢？听听一位浙江商人怎么说：
如果你急需一笔钱，用来进货或开办一家商店，可以出面邀会，请友人、亲戚、朋友、同乡参加，讲明你用钱的理由。
若需用5万元，而邀到了10个人，那么第一个月20个会员每人出2500元，凑够5万元给你。其后拈阄决定20个会员谁先谁后取得“会金”。这种邀会取得资金的方式称“干会”，没有利息，完全是一种互助。
还有一种“活会”，从建会那天开始的第三个月，每月的几号入会者集中到会主家里，以招标的方式确定当月谁拿回入会款和有关利息，直到所有的会员都拿回自己的钱和利息为止。
其次，浙商还善于筹集民间贷款。
民间融资的优点就是手续简单，速度较快，比较适合中小企业。正泰董事长南存辉曾经说过一件民间融资的故事。几位乐清人发现外地一个旧城改造项目的投资前景不错，但需要6。8亿元的巨额资金。结果通过民间借贷渠道，仅3天时间就筹集了6。8亿元资金。
南存辉还在他的演讲《推进民营金融建设势在必行》中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民间金融功不可没。前不久金融部门的一项调查表明，近五年来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总额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平均为61。9％，相当于国有单位投资额的2倍、外商投资额的20倍。截至2003年末，温州辖区内民间资本存量约2770亿元。民间融资在解决民营企业资金问题中发挥了主渠道作用。
但他认为，随着民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过去那种自发的、非公开的、缺乏规范的民间融资渠道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推进民营金融建设，已是势在必行。国务院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再次，聪明的浙商还善于利用商场上的信誉。浙商讲信用，为的就是给自己建立信誉，浙商非常重视信誉，因为，在他们眼里，看不见，摸不着的信誉却是资金的一个良好来源。
我们来看看浙江人是怎么利用信誉来获得资金的。
大家都知道，参茸的原产地是东北，但是，经商的人都知道，全国参茸市场却在浙江温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东北与温州可是相隔千里之遥！
但是，更让你吃惊的是，同一等级的人参，东北原产地的价格约2000元／公斤，而在温州却只卖1900元／公斤！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赔本的买卖。但是，精明的温州人怎么会做赔本的买卖呢？这实在是令人费解。事实上，这正是温州人的精明所在。
温州人跟东北人做参茸生意时很讲信誉，他们在第一次向东北人订货时，开口就要10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往往让东北商人觉得非常诚信，而正是利用这点诚信，温州人打起了赊销的主意。
几次生意下来，温州人就利用自己的信誉，先付20％—30％的定金，卖掉货后再交钱。在每次生意中，温州人总是按照原先说好的付钱，绝不拖欠。这让东北人非常踏实。到最后，温州人要货时就可以不用交定金，来年卖完货再付款。
聪明的温州人就是利用自己的信誉来获得参茸的，而参茸在温州人眼里已经不仅仅是参茸了，它们更是可以周围的资金。温州拿到大量的参茸后，迅速地在市场上销售，有时候甚至低于进价销售，这在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而在温州人眼里，参茸变现后的资金，在一年当中可以周转好几次，做好几回生意。年终结算时，尽管参茸生意赔本了，但是，其他买卖就赚了不少钱，总的来算，利润还是很可观。这时的参茸就相当于银行里的贷款了。
13。千万不能与政策对着干（1）
浙商商道：
得政策者得市场，失政策者失市场。
浙商自白：
依靠政府，团结企业，拿出有力证据，一致对外。这就是我打反倾销官司的绝招。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沂
有记者曾经这样问南存辉：“中国企业家是‘政治经济学’的高手，往往在很多方面是从政府来找市场，但也有一种所谓‘商而优则仕’的‘经济政治学’情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南存辉这样回答：“作为一个企业，政治应该是天，天气好的话，出太阳了，被子霉了可以晒晒呀！外面刮风下大雨，你却拿被子出去，肯定不合时宜嘛。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
南存辉说：“企业做匀速运动还是加速运动，取决于企业是否充分利用政策或关注政策的变化。”南存辉一直强调，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南存辉认为，正泰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因素。而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是天时，就是企业最大的政治。
因此，南存辉对于政策，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可能产生影响的政策非常敏感。因为南存辉深刻地体会到，企业能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政治大气候往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浙商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做企业一定要搞清楚政府的政策导向。政府鼓励什么、抑制什么，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一定要根据政府的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
2005年2月28日，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正举行着2004年度“风云浙商”的颁奖典礼。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等十位浙商荣获此项奖项。
郑元忠的当选理由是庄吉集团在“庄吉”商标之争中，最终胜了国际强企“沃尔玛”，这是境外企业对温州市首例商标撤销案。
评委会给郑元忠的颁奖词是：他曾以186天牢狱的代价，开启浙商驰骋经济疆场的大门。他以“真心朋友”的友情，谱写浙商抱团合作的典范。他以无畏不惧的勇气和智慧，维护了国产品牌的声誉和荣耀。
站在领奖台上，郑元忠感慨万分，他是这样说的：
“站在领奖台上，我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挽救了我，感谢党把民营经济写入宪法，我也感谢最近国务院出台《三十六条》意见，彻底解放了民营企业。”
“温州人说我胆子大，敢到商海里闯，我有一个秘方：随时注意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动态。所以我至今还敢在商海里闯，但是感觉市场比以前难做了。国家的支持力度大了，但是竞争对象也多了。”
186天牢狱的代价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要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
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刮遍了神州大地，处于贫困当中的郑元忠也抓住机遇，从事温州柳市电器行业。谁知，1982年12月，一场运动把温州的8个从事商品经济的致富者逮捕入狱，他们的罪名是“投机倒把罪”。其中，郑元忠被扣上了“机电大王”的帽子，以“投机倒把罪”关了186天。
1984年，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郑元忠得到了平反。后来的郑元忠非常重视国家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他弃商就学，为的就是多学习一些知识，能够在政策中牢牢抓住市场。
1993年，郑元忠投资2000万元，创立庄吉服饰企业，成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最早的创业者之一。
1996年，组建了庄吉服饰集团，同年，庄吉获温州名牌产品和知名商标荣誉称号，并成为温州市第一家跻身全国服装行业“双百强”企业。
1997年，郑元忠创办了温州第一家民办服装研究所，他自己也被评为改革开放20年温州10大风云人物。
在郑元忠的领导下，庄吉已经创造了许多第一：全国第一家利用品牌做质押贷款的民营企业；温州市第一家民办服装研究所；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配制股份；创办了庄吉服装文化研究所；等等，庄吉还与中国美院、杭州丝绸等学院等多家科研单位合作，成功地把庄吉定位于高层次的服饰品牌。
2004年，庄吉集团在应诉“沃尔玛”商标纠纷中胜出。
在“2004度十大风云浙商”颁奖之际，正值国务院颁发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三十六条》之时，郑元忠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回顾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并感慨：“《三十六条》感动中国，感动浙商，更感动我自己。”
郑元忠是光明磊落的，但是，政策在他的身上却体现出了威力。有时候，你在经商的时候并不是有意与国家政策对着干，但是，如果你不了解政策的含义，如果你不懂得避开政策的雷区，意外的结果就会让你措手不及，无法应对。
“这是个很特殊的事件，我一直以来做的事情都没有违法过，这一点我问心无愧。事实证明我不会投机倒把。”郑元忠在谈到此事时还心有余悸地说。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沂说：“依靠政府，团结企业，拿出有力证据，一致对外。这就是我打反倾销官司的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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