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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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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最先进的技术（铸剑师的铸剑绝技）并不能保证你的力量，更不能维护社会的正义。
２、不仅如此，最先进的技术一旦被独裁者垄断之后，就可能助纣为孽，甚至可能为先进技术的发明者本人带来杀身之祸。
３、一个拥有最先进技术的人不能只拥有技术的利剑。他必须同时铸造一把伦理之剑，这把剑能抵销技术利剑在落入独裁者手中后可能造成的负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这两把剑一雄一雌，相互为用。由于独裁者的力量太强大了，而独裁者之为独裁者，就在于他是无原则可言的，所以这把伦理之剑必须是黑色的。
４、在侠客成为真正的“黑色人”的时候，才可能维护和平与公正－－“天下太平”。
还有一点应该强调一点：这样的侠客“坚硬如铁”一方面来自他的“黑”——这是一种防御性力量。另一方面，他的进攻力量来自于他的绝顶的技术（宝剑）。“黑”（隐秘性）和绝顶技术都意味着他的行为方式是个人性而非群体性的。黑客常常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独行客”。他的伦理只能是一种私人伦理，反社会、反文化的伦理。他不自觉地构造着一种反社会的社会，即“黑社会”。
从通常的社会标准来看，生活在这个“黑社会”中的人显然是无政府主义的，反权威的。但盗亦有道，黑社会也是一种社会，也必须依靠一套特殊的秩序，特殊的生态平衡。以中国的武侠为例，以各个武术绝顶的武术高手为中心，分别形成了不同的门派，各门派之间又达成某种共识和协议。以避免相互残杀，从而在一个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江湖”。在电脑黑客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一个独行侠由于某种机缘而结识了另外的独行侠，相互赏识并通力合作，后来又出现了像“世界黑客大会”之类的会议和组织。（斯图华特？勃兰德与他人合作举办了“黑客会议”。）
独处和与他人共处是人皆有之的两种习性，当人处于两种状态中的一种时，另一种状态常常对于他形成诱惑。与人共处的状态是在先的，基本的，反社会状态总是后发性的，迫不得已的。身在江湖和绿林中的人总有一种向社会归化的冲动，一种或明或暗的被招安的愿望。所以，反社会状态对社会形成一种威胁，社会状态也对反社会状态具有一种瓦解力。
《我们把一切归功于嘻皮士》中有一段主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能学的社会状态对于反社会、反文化状态的制约和消解：第二代电脑黑客发明和制造了个人电脑。这些非学院化的黑客是反文化类型的核心——如史蒂夫？乔布斯，西雅图的一位留着长发的嘻皮士。他是被里德学院开除出来的；还有史蒂夫？沃茨涅克，惠普公司的工程师。在创立苹果公司之前，两个史蒂夫开发并出售“蓝匣子”（ｂｌｕｅ ｂｏｘ），这是一种用于盗打电话的非法设备。他们的同时代人和早期合作者李？费尔森斯坦（ＬｅｅＦｅｌｓｅｎｓｔｅｉｎ）设计出第一台便携式电脑，此即好众所周知的“奥斯本一号”，他是一个激进的新左派，为著名的地下报纸《柏克利倒钩刺》（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Ｂａｒｂ）撰稿。６０年代的大学生遵循着“找开，打进去并且退出来”（ｔｕｒｎ ｏｎ，ｔｕｒｎｉｎ ａ ｎｄ ｄｒｏｐ ｏｕｔ）的口号，他们抛开了学院人士鄙视做生意的传统。“做你自己的事情”被顺理成章地转换成“开始做自己的生意”。尽管嘻皮士在很多行业和领域遭到唾弃，但他们发现，在一些小的商业世界里他们总是被人接受。诚实和讲信用被纳入到对销售者和消费者都很有吸引力的服务当中。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不喜欢使他们的反文化的价值方面“长过了头”（ｇｒｏｗｏｕｔ ｏｆ），并且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年轻时就变得有生有势。“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就打起了官腔。”（鲁迅语）对于反抗者而言，既成的社会秩序是始终张开着的盛大、温暖的怀抱。一旦投入到这个怀抱中，反抗者的锋芒就会被钝化。来自社会的消解力量和来自“黑社会”内部的制约力量使黑客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可能造成的危害大大降低了。
３．４ 罪犯与功臣
乔治？吉尔德指出，当作为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系统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出现的时候，激进的鲁德主义（Ｌｕｄｄｉｔｅ ｌｅｆｔ）作出了爆炸性的反应，他们反对“微观宇宙和远观宇宙”（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ｓｍ），反对相互联结的电脑和电磁通讯的环球发射。汤姆？彼得斯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预言９０年代新技术将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现此相伴随的是反技术主义和鲁德主义的卷土重来。托夫勒对《连线》杂志的第一批读者也作过类似的预言。
对于黑客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夸大想象是人们抵制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重要原因。
这是一种常有的现象：当一种新的技术力量出现时，有一些人基于既有的价值观念和种种偏见与误解对新技术产生不信任或反感。在重大的社会和技术变革来临的时候，“狼来了”的呼声总是不绝如缕。即使是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发源地美国，从好莱坞到哈佛，一些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头脑的人（ｂｒａｉｎｌｏｒｄ）不约而同地加入到抵制电脑技术的大合唱之中，以致于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反技术的十字军东征”（ａｎｔｉｔｅｃｈ ｃｒｕｓａｄｅ）。一些科学幻想小说和电影出于哗众取宠的原因，描绘出关于未来世界可怕图景。其中，关于某个黑客或“魔鬼终结者”式的技术疯子如何有可能威胁美国人甚或全人类的命运描写尤为常见。
关于黑客的误解可能左右我们对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对于信息产业以及整个数字文化的态度。在数字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狼来了”的呼声有可能使我们为了消除某种危险而作茧自缚。只要我们不是面向现实和未来，而是面向错觉和过去，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一种新生的社会和技术力量的种种缺失和弊端并加以无限的夸大，既而使阻止、扼杀它的行为显得理所当然。为了消除关于黑客的贬损性的神话信息，我们需要对黑客的真实形象有所认识。为数不少的黑客犯罪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黑客们利用他们掌握的先进的电脑技术在赛柏空间中兴之所致地闯入他们感兴趣的任何领域，实施与现实世界中的种种犯罪行径实质等同的犯罪，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有关报告统计，近年来美国国防部的电脑系统受到的袭击日益增多，已发现的有：１９９２年５３次，１９９３年１１５次，１９９４年２２５次，１９９５年达到５５９次。而据专家估计，美国国防部实际受到的袭击可能多达２５万次。其中绝大多数袭击很难被发现，更谈不上作出有效反应。“国防部官员称，袭击者通过窃取情报，修改或破坏软件和数据，输入有害文件和病毒，甚至关闭整个系统和网络手段，严重影响国防部的正常运作，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几亿至几千亿美元。据英国银行协会的统计资料，现在全球因电脑犯罪所导致的损失每年大约在８０亿美元统计。而电脑专家认为，实际损失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大概要达到１００亿美元上下。”（《当前电脑犯罪的三种形式及其预防》，载《计算机世界》１９９６年第４０期第７７版）
冷战时期，人们常常谈起世界上每个人都分别坐在多少吨炸药上。如今人们乐于谈论因冷战而产生的互联网给人类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威胁——有朝一日，一个或几个仇视人类的恶魔可能利用这张弥天大网把人类一网打尽。黑客的确给信息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风险，而且由于技术是动态的，不断突进的，社会无法通过一种固定的技术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风险。这风险成为人的新的生存环境的一种色调，是信息社会不得不付出的风险成本。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人类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风险之中，从古至今的技术虚无主义者总是忽略这一点。洪水、猛兽、饥荒、地震、水灾、瘟疫、不治之症等天灾，再加上战争、社会动乱等人祸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技术虚无主义者对过去时代的田园牧歌似的描绘，技术福音主义者对未来的温柔富贵乡的幻想，都是不诚实、不负责任的。每一个时代的现实都有这个时代的人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每个时代都有难念的经。每个时代的现实的特定的严峻性是如此真切，人们很容易相信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最邪恶的时代，而在此之前或之后的时代都有善可陈。怀乡主义和未来主义情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产生的。
怀有这类情绪的人是各个时代里的弃儿。他们以为消除了他们所处的现实的风险就是消除了一切风险，而没有意识到作为成本的风险的消除既是以产出的消除为代价的，又是以另一种（也许是更大的、更严峻的）风险的出现为代价的。对黑客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担忧是正常的，但从这种担忧出发，却产生了对于黑客的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这种风险当成是一种准自然性的风险，是在领受它所带来的产出时的“必要的丧失”，人应该以技术的态度去防范它。另一种态度是将这种担忧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统治理论，把这种风险夸大到耸人听闻的程度。（事实上，英国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偷盗计算机元件、破坏网络等犯罪行为的计算机数据的丢失，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大多数计算机数据的丢失是操作不当造成的。”见《光明日报？电脑周刊》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这种耸人听闻的神话信息为野蛮地围捕黑客以维护信息资源的垄断找到了强硬的借口。
围捕黑客的行为令人想起本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出现的围捕麻雀的群众运动，以及麻雀被围捕后随后几年出现的虫灾以及几乎完全是各种人为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让人们意识最能夺去人们口中食的并不是麻雀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况且围捕麻雀的行为本身就是夺去人的口中食的行为之一。）围捕黑客的行为或许能够（虽然也只是暂时地）消除风险，为赛柏空间带来秩序和宁静。但这样的秩序和宁静的惨重的代价常常不易被觉察。权力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剿杀黑客者的权力对于腐败（以及腐败所导致的具大灾难）同样没有免疫力。剿杀者在大获全胜（我们假定他们能大获全胜）时极可能成为一个绝对的腐败者。出于维护其权力垄断的可鄙欲望，技术独裁者给技术世界和赛柏空间带来的是他们乐于看到的来自萧条的秩序。这涉及到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异端的权力，即犯忌者的合法性依据。从另一面看，这个问题就是：“正统”的非法性依据。正如恩格斯说过的，历史上的任何进步都表现为对已被视为神圣的东西的亵渎和冒犯。正是被视为邪恶的冒犯行为才给已经僵死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带来生机和活力。历史上的变革——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科学的，文化的——从“正统”的立场来看都是大逆不道的，都面临着正统势力的嘲弄、围攻和剿杀。
３．５ “红字”与“黑客”
在爱默生周围，聚集了一批美国思想和文化大师。除梭罗、惠特曼、麦尔维尔等人外，还有一位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极富个性的大师——霍桑（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这里，我们仅就他的代表作《红字》的内容讨论一下“异端的权利”。
与许多西方文学名著一样，《红字》的题材是被习俗所禁止的爱情，即“通奸”（Ａｄｕｌｔｅｒｙ）的主题。这是近现代西方文学大师（如斯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及劳伦斯）共同关注的主题。《红字》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距霍桑所处的时代将近有一个世纪。霍桑为什么要写一段发生在美国诞生之前的故事呢？
与爱默生、惠特曼一样，霍桑关心着美国的文化身份，关心着在这片新大陆上到底诞生了什么。《红字》讲述的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故事（文学史家认为霍桑开创了美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先河）。白兰？海丝特（Ｐｒｙｎｎｅ
Ｈｅｓｔｅｒ）在来到新大陆之前已经结婚。势利而专断的父母让她嫁给了在年龄、性格上皆与他不相称的罗杰？齐灵渥斯（Ｒｏｇｅｒ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ｗｏｒｔｈ）。海丝特年轻、貌美，热情奔放而有主见，而她的丈夫则性情阴鸷，老谋深算而兼自命不凡。他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象征。
他们匆忙结婚之后，齐灵渥斯登上了一艘远洋轮船去寻找发财的机会，从此杳无音信，而海丝特只身来到了新英格兰。丁梅斯代尔（Ｄｉｍｍｅｓｄａｌｅ）是海丝特所在教区的牧师。他温厚仁兹的人品，他在神学方面高深的造诣，以及在管理教区事务方面表现出的才能，使这位年轻牧师受到了教民的普遍爱戴和教会上层人士的赏识。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顺理成章地陷入到一场大逆不道的，注定要给他们带来苦难的恋爱之中。这段被禁止的恋情因海丝特的怀孕而败露。海丝特因断然拒绝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而被投入监狱，孩子在监狱中诞生了。
小说从海丝特抱着刚刚出生的婴生从监狱的大门出来，在监狱前的广场上示众、再次接受审讯开始。霍桑有意略去了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切事，因为他只关心这桩通奸案所包含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以及它所引发的后果。在霍桑看来，监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代表着人类对于邪恶的禁止和惩罚，是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强大防线，但它同也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邪恶，霍桑称它为“文明社会的一朵黑花”。这朵花无美可言，但它是文明社会必需的设施。当第一批移民刚刚在新英格兰落下脚时，他们就匆匆建起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教堂，一个是监狱。各个时代的统治者（权力垄断者）按照他们对于“公正”（正义）的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按照他们建立他们所乐于看到的秩序的需要，裁培了这朵以恶抗恶的“恶之花”。历代基督教的权贵们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和监狱，但似乎忘记了被他们奉为至尊的耶稣就是一个被判以死刑的罪犯，而《天路历程》这本在基督教世界里读者数量仅次于《圣经》的恰恰是在监狱里写成的，新教的创立者马丁？路德也曾被罗马天主教会认定为魔鬼的化身，是十恶不赦的渎神者。宗教（又不仅仅是宗教）的历史常常具有反讽意味：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犯禁者向拥有巨大权力的陈规挑战，他所希望建立的新秩序、新规范终于奇迹般地建立起来，但这新的规范和秩序也逐渐老化（宗教学上称之为“法利赛化”），成为又一种轻而易举地将一切敢于向它挑战的犯禁者置于死地的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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