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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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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我的数字新娘”
１４．１ “消费者”的末日
前面已经指出，当你购买录像机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反抗大众文化。尽管这种反抗的力量极其微弱，但它已经表明，你有这样一种天性——希望在一个内容尽可能丰富的领域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由他人来包办自己的视野，包办自己的趣味、感受和思想。当你购买电子游戏机的时候，你同样也在反抗大众文化。尽管这种反抗同样微不足道，但它已经表明你不甘成为一个在感觉上受人奴役，无聊又无能的看客，你不甘成为一个老是身穿睡衣半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嚼着口香糖看电视的“观众”。一句话，你想成为一个保持活力、有所作为的人，而不是做一个未老先衰，在各种家用电器的簇拥下颐养天年的“消费者”。
这些，是人皆有之的“善端”。这一在儿童和少年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的善端有可能发扬光大，但更可能在平淡无聊的岁月中被摆在家中那个“白痴盒子”彻底消蚀掉。于是，你在精神和肉体上开始“发福”——雍肿而懒散。由于你在做一个人时尽心尽力，生命的能量淤塞在你的体内。你获得了一个典型的“消费者”体型——这几乎是你的个人生活的唯一的“成果”。《廊桥遗梦》这本具有明显的大众文化色彩的小说的男主人公罗伯特？金凯（他自称是“最后一个牛仔”）对女主人公发表过一段反大众文化的“宣言”：
我照相不是按原样拍摄，我总是把它们变成某种反映我个人的意识、我的精神的东西。
我设法从形象中找到诗。杂志有它自己的风格和要求，我并不总是同意编辑的口味，事实上我不同意的时候居多。这是我烦恼之处，尽管是他们决定采用什么，摒弃什么。这就是通过一种艺术形式谋生所产生的问题。人总是跟市场打交道，而市场——大众市场——是按平均口味设计的。数字摆在那里，我想这就是现实。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可能非常束缚人。他们允许我保留一些没有被录用的照片，所以我至少可以有我自己喜欢的私人收藏。……做买卖的人总是把一种叫做“消费者”的东西挂在嘴上。这东西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矮胖子穿着皱巴巴的百慕大短裤，一件夏威夷衬衫，戴一顶草帽，开酒瓶和罐头的扳子从草帽上摇摇晃晃挂下来，手里攥着大把钞票。这段与全书的内容形成反讽的“宣言”表达了一个中肯的观点：大众文化说到底就是消费者文化，或者说“矮胖子”文化。只有在大众时代，“发福”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生命力开始衰微，人在文化上从少年、青年时代步入中老年时代的象征。
数字技术是注入到开始老化的文化中的激素，它使人和文化重新进入“青春期”，重新获得爱动的天性。作为哑终端的电视使人慵懒地半躺在床上和沙发上，而电脑以它的“互动性”使人们从沙发和床上起来，坐在桌前。它让人与它“共舞”（“跳舞”这一行为形象地体现了“互动性”、“交往”、“沟通”等概念）。电脑客观上起到了为人和文化“减肥”的作用。想让电视这个既聋又瞎，四肢麻木的“哑终端”、“白痴盒子”来与人“共舞”无异于开玩笑，即使给它配上“置顶盒”之类的助听器也无济于事。这个白痴盒子很难听懂稍稍复杂一点的话，它对你的要求和感受无动于衷。它至多可以充当一个玩偶，一个弄臣。你想借助于它来有所作为如同诸葛亮想扶起那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正如吉尔德所说的：互动性是电脑的功能，而不是电视的功能。一个可以通向剧院、博物馆、教室、金融系统、购物中心、邮局的“交通工具”是与电视的特性大异其趣的，而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热切希望他们的个人电脑具有这些功能。因此，所有相应的活动当然是属于电脑产业而不是电视产业。
ＰＣ世界造成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与对于消费者电子学恋恋不舍的落伍者心态格格不入的。尽管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与电视的“娼妓化交往”中，但人们在拥有“电子新娘”后会无情抛弃它。人毕竟不是嫖客（性的“消费者”），青楼毕竟不是家。据统计，自１９８９年以来，美国计算机的上网率从不到１０％上升到６０％。１９９４年加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电脑大约有１５００万台，而１９８９年则不到１万台。几年之内，上网的电脑将以每月１５％的比例上升。早在１９８５年，比尔？盖茨就宣布：
电视是一种被动的娱乐。我敢打赌，人们希求的是交互性娱乐，选择不同的路径，从机器中得到对于他们已经学会的东西的反馈。
几乎过了十年（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他在纽约重申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把放在家里、与信息高速公路连接的设备称为“互动电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 Ｖ）是一种糟糕的命名。他强调：
问题的关键是，双程传播是与单程传播大不相同的东西……，电话机有大得难以置信的目录，并且让你与许多人交谈或向他们发送信息。电脑处理文本和图形的能力要比电视强得多，……因为电视的频道很少，电视的时间价值非常高，所以只有那些能引起广泛兴趣的事物才能在那本来很少的频道上播放。信息高速公路是其对立面——它更像是国会图书馆，但同时你又可以通过方便的途径找到你所要的东西。
作为电子技术之一的数字技术与其它电子技术（电子学）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它是面向创造者而不是消费者的，或者说它使消费者同时就是创造者。电视的“观众”与电脑的“用户”（ｕｓｅｒ，即“使用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前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看电视，也不可能使自己在电视技术（电视的“电子学”）、电视节目制作技术等方面有些微的提高，这如同一个人乘一辈子的公共汽车或火车也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司机，但一个电脑用户在一两年时间可以成为一个“黑客”。电视的电子学被称为“消费者电子学”，而电脑的电子学则可以称为“创造者电子学”。电脑的电子学把权威从精英和专门机构移向了作为创造者的使用者，如同私人小汽车把驾驶、保养、修理汽车的技术从专职的司机移向了每个私人小汽车的拥有者。
在容不得你也不需要你多插手的电视面前你只好服服贴贴地当一个消费者，一个消费主义文化中的“良民”。每一天它以各种方式向你重复着同一种人生哲学——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热烈地响应广告商们的强烈要求，去购买各个厂家“荣誉出品”、“隆重推出”、“最新奉献”……的“纯正品牌”、“高尚享受”、“都市经典”……只要你按照这种“人生哲学”生活，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在数字时代正在来临的时代，电视恰如吉尔德所描绘的，是一个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缓慢、笨拙地挪动着四足的巨型怪兽。电视机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盒子”（ｉｄｉｏｔ ｂｏｘ），它传播着粗鄙、暴力和色情，它向人提供的是“供我们解闷到死”的娱乐。
对大多数人来说，电视除了供人解闷到死之外很难做什么。但问题在于人除了需要解闷之外还希求别的东西，除了做一个消费者之外，还希望做一个生产者、创造者。即使生产和生活上的流水线模式做人的个性丧失殆尽，但人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脱离这种流水线模式，寻找属于自己的“工作间”和“游乐园”。只要条件许可，消费主义（者）的文化必然让位于个性主义（者）的文化，ｔｅｌｅｐｕｔｅｒ对于人的魅力将大大高于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魅力。
Ｔｅｌｅｐｕｔｅｒ取代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不仅应该，而且必然。
电视发明以后，经营广播电台的公司（如 ＢＢＣ 公司）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反而使它们的事业蒸蒸日上，电视不仅没有削弱“广播”的力量，而且大大“扩增”了。但如果它们别想从数字技术那里得到当初电视技术给予它们的好处。对于广播来说，电脑是十足的异己力量。吉尔德指出，远程电脑不是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而是促进个人主义；不是培养被动性，而是促进主动性。取代原有的主奴结构的，是远程电脑将拥有的互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接收者都能够作为录像图像和别的信息的处理者和发送者。远程电脑将丰富和强化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因为电视在现阶段就其本质而言是集权主义媒介，电视信号是由单个的电视台发送的，自上面向下倾倒给大众，暴君们把电视推给他们的臣民。“电视的灭亡将成为自由和个性、文化和道德的主要驱动力。它的覆灭就在眼前。”
远程电脑这种作为广播媒体的异端媒体的出现，必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由大众—广播媒介支撑着的消费主义文化时代的结束。
远程电脑不是“家用电器”，不是新鲜的消费品。在电视时代，“在家”意味着在各种家用电器威胁利诱下当一个的消费者。当一个人用钱把电视机请进家中的时候，靡菲斯特就这台机器上押上了一份决不会输掉的赌注。相反，远程电脑的使用者是在利用他们的机器使自己变得更富有、更聪明、更具创造性，而这种富有、聪明和创造性又自然而然地汇入到网络之中，成为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这是使用者对于他所索取的资源的“反哺”和“回报”。
这种“反哺”和“回报”意味着远程电脑使它的使用者变成生产者和消费者。
有无反馈功能这一看似细节性的技术差异所蕴含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吉尔德看得相当清楚：
电脑网络是新时代的中心技术。它是劳动分工的主要驱动力——创造性的力量和特殊分工被亚当？斯密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它们是在现行的“创造性破坏”中起主要作用的尖端力量。电脑网络的内政是充满活力的而不是被动和分散的。与游戏和电子不同，它赋予人以自我发展和创造财富的新的力量。它们把个体从企业、官僚、地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与世界任何角落里的最好的同道合作和交流信息。电脑网络给电脑黑客们以产业时代的产业巨头们的创造性潜能和广播时代的电视大王们的交往力量。
远程电脑影响生活和文化的每一个侧面的潜力如同电视已经造成的影响，但远程电脑的影响将会根本不同。远程电脑的甚至可能逆转电视造成的影响。
电脑进入家庭目前已成为电视的热门话题。但电视行业的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电视来说，电脑是来者不善的。如同伊索寓言中那个被那个可怜的阿拉伯人让进帐篷里的骆驼，电脑在进入家庭后，将一步一步地排挤电视，最后会把电视一脚踢出。对于电视来说，电脑的普及是一首哀歌而不是一首赞歌的主题。
尼葛洛庞蒂提醒专打版权官司的律师们系好他们的安全带。这一提醒可以推而广之：——电视主持人，包括电脑节目的电视主持人，系好你们的安全带！
——广告商，包括各种变相的广告商（如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人），系好你们的安带！——所有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受益者，系好你们的安全带！
１４．２ 同质性与异质性的
爱默生曾讲到过一则“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古人笔下的寓言”。这个寓言说的是，诸神最初只创造了一个身躯极其庞大的“人”，但随后又把这个庞大的“人”分成了“众人”，以便他能更好地帮助自己，就像将一只整手分成五个指头，手就更能发挥手的作用一样。
这个寓言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大众”（ｍａｓｓ）与“个人”（ｐｅｒｓｏｎ），电视观众与ＰＣ用户的关系。
ＰＣ是一种分化性力量，但它不是造成整体的分裂，而是使整体具有空前的力量。“大众”如同一只“整手”，它的“大”只是意味着笨拙无力，网络使“大众”分化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如同一只整手分化出五个手指，五个手指协作，使一只手具有了一只“整手”根本不曾具有的力量，网络使“各位观众”从大众中解放出来，从而也使“观众”（袖手旁观者的集合体）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迸发出来。
“大众”这一概念并不主要是甚至主要不是就数量而言的。“众”既不必然是消极的，也不必然意味着积极的。“人心齐，泰山移”的情形与“鸭多不生蛋”的情形同样普遍，关键在于“众”是如何构成的。中国的先哲们早就意识到一个整体的结构特征与其有无生产性、创造性力量的关系——是“同”还是“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二女同室，其性不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大众”之所以是“大众”，关键在于构成“大众”的一个一个的人是“同质性的”（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无论这一个一个的人的数量有多少，他们之间是没有实质差异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重复。
在上一章 中我们谈到，秦始皇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办法是努力保持他所统治的人的同质性。使民众同质化是“愚民政策”的“精髓”，但使民众同质化却有多种异曲同工的的方式。旧约中的上帝采取的是“变乱口音”的方法，目的同样是为了阻止民众间的交往和沟通。在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社会，又出现了更巧妙、更含而不露的使民众同质化的方法。钱钟书的话一语破的：“古代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知道什么东西，现代的愚民政策是只让人知道一种东西。”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的传播媒体的电视，既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变乱口音”。相反，它让人每天接受着五花八门的知识（而秦始皇把除农书和医书之外的书全部烧掉），它让处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知道其他地方的人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在想什么，干什么（而“上帝”却是让一个人不知道另一个人想的和说的是什么。然而它自有使民众同质化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将包罗万象的知识作扁平化、平均化处理，将所有人的声音压缩为同一个声音。
当你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你似乎很难说电视给它的观众提供的视野是狭隘的。相反，你常常觉得电视的内容简直是异彩纷呈。在一个关于某种饮料的电视广告里竟然出现了“夸父逐日”的场面（当夸父快要渴死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罐饮料！）。在一则汽车广告中，一群孩子们朗诵着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突然有一辆“江铃”牌汽车飞驰而来……。你几乎每天在电视里听到许多伟大的名字，“曹雪芹家洒”、“诸葛亮家洒”、“孔府家酒”。一个以能知道许多“名车”为荣（他的这方面的丰富知识主要来自于电视广告）的“车迷”有一天听说有一位美国总统名叫林肯，他会诧异一个总统怎么取一个汽车的名字；一个看动画片长大的中学生在历史课上听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爱因斯坦的名字后会感到很滑稽，因为这三个名字“本来”是《忍者神龟》中的三只神龟的名字。现代德国思想家阿多尔诺曾经说过：“人们已不再从音乐会上听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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