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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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Ｔ型汽车的司机一样，顶尖性电脑的使用者（黑客和准黑客）与其说是消费者，不如说是生产性－－掌握数字技术的“产业精英”。

　　　　然而电脑与Ｔ型汽车又有两个明显的不同。

　　　　第一，Ｔ型汽车在技术上是封闲性的，而电脑在技术上高度开放性的，处于“没有尽头的青春期”之中。网络化一方面使每一台ＰＣ不可能固步自封，使之不断成为“顶尖性的电脑”，另一方面使每一个用户可能成为生产性的而不是消费性的，使电脑用户使用过程是反馈性、回应性的，而不是像人在接受按摩时那样奴役性地“使用”按摩者，同时又暗中被按摩者奴役。梅特卡尔夫定律最能说明这一点。

　　　　第二，

　　　　Ｔ型汽车是只具有技术维度的机器，它只能使人成为技术上精英；而电脑是多维度的机器，它不单是在技术上不断地向人挑战，使人避免成为一个技术上的消费者（与此相对照的是，电视观众首先是电视技术的消费者），而且从人类文化的各个维度上向人提出全面挑战，从总体上结束人被各种机器“按摩”的状态，从总体上结束消费主义文化。

　　　　第三，

　　　　要想切实了解这一点，我们还得对于人与电脑的关系作一番细致的考察。


　　　　第九章　漫长的蜜月


　　　　９．１　远程电脑

　　　　新出现的电脑词汇与新出现的电脑技术一样令人目不暇接。即使你的英语的词汇量大得惊人，你也很可能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单词－－ｔｅｌｅｐｕｔｅｒ。

　　　　以ｔｅｌｅ为前缀的词我们见过不少，如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ｙ（电报）、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电话）、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电信），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电视），等等。ｔｅｌｅ这一前缀的本来的含义是“遥远的”（ｆａｒ　ｏｆｆ）、“远距离的（ｄｉｓｔａｎｔ），但近二三十年来，它通常的含义与“电视”、“电传”有关，如　ｔｅｌｅｃａｓｔ（电视广播）、ｔｅｌ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电视会议）、ｔｅｌｅｃｏｕｒｓｅ（电视课程）等等，在一些词典中还把　ｔｅｌｅ　作为单独的一个词收入，专指电视。ｔｅｌｅｐｕｔｅｒ　是由苹果公司的史库莱（Ｊｏｈｎ

　　　　Ｓｃｕｌｌｅｙ）发明的，它由前缀　ｔｅｌｅ－（遥远的）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电脑）合成，我们可以把它译为“远程电脑”。

　　　　ｔｅｌｅｐｕｔｅｒ　视一样具有巨大的“势力范围”的传播媒介，而不是一种像复印机、打字机那样势力范围只在使用者眼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非连接性的桌面机器”（ｕ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ｄｅｓｋｔｏｐ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ｅｌｅｐｕｔｅｒ　其实也就是一种网络化的电脑。

　　　　不管这个词会不会被普遍认可，但包含在这个词里的技术理念已乎已成为电脑钜子们的共识。

　　　　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谈电视及其未来，它把未来的电视称为“比特电视”，并且认为，“个人电脑的飞速发展，使得采取开放式的体系结构的未来电视将等同于一部电脑。就是这样。置顶盒将变得只有信用卡般大小，只要插入，就可以把你的电脑变成有线电视、电话或卫星的通信的电子通道。换句话说，将来没有人生产电视机，只有电脑工业：它将制造装满上吨内存并且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显示器。”

　　　　我们在第一章　已经提到了英特尔公司总裁格鲁夫的“ＰＣ就是ＰＣ”的著名论点。他一方面不同意置顶盒可以等同于电脑的观点（如尼葛洛庞蒂所认为的），另一方面也不生造一个词来指称未来的电脑（如史库莱那样）。对他来说，ＰＣ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ＰＣ的概念每隔两年就有变化，但ＰＣ这一名称可以一直不变。因为ＰＣ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一种“持续的状态”（ｃｏｎｔｉｎｕｎｍ），而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机器。但他同样坚定地认为随着电脑处理能力的不断增强和电脑网络的不断完善，电视的威力将丧失殆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ＰＣ将把电视仅仅当作一种外围设备，从而彻底控制电视”。

　　　　在不远的将来，电视将寿终正寝，这一点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什么疑问。

　　　　不仅如此，目前所有以　ｔｅｌｅ　为前缀的传播媒介都将不复存在，传播媒体的全盘电脑化（数字化）已正定局，剩下的只是具体的时间问题——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吉尔德干脆把电脑的“未来”称为“远程未来”（ｔｅｌｅｆｕｔｕｒｅ）。在这个“未来”里，电脑在与各种媒体的竞争中大获得全胜，独领风骚。他这样写道：

　　　　推动“远程未来”的，决不是电影与电视、消费者电子技术与出版，电脑与游戏机的汇合。推动这一变化的是电脑技术的洪流对于所有这些领域的全面进犯和征服，而不是与原有的领域共存共荣。同样道理，电脑产业与电视产业的交汇如同汽车与马车、电视与“五美分剧院”（Ｎｉｃｋｅｌｏｄｅｎ）、文字处理系统与打字机、电脑辅助设计程序与制图板、数字桌面印刷与活字印刷机的汇合，前者与后者的汇合是为了消灭后者。这令人想起尼葛洛庞蒂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没有比特就没有前途。”

　　　　正是由于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被全盘数字化，我们才把正在来临的时代称为“数字时代”。

　　　　９．２　“各位观众”

　　　　电脑把电视彻底消灭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事件。本书第一章　已经证明，重大的技术总是体现着重大的文化价值，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技术特征体现着一种文化价值的特征。伴随着电视的消亡和电脑的崛起，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解体和另一种文化价值的勃兴，同时也是旧的人格类型的死亡和一种新的人格类型的诞生。

　　　　在大众时代（电视时代）里，每一个人（或每一家）都拥有电视，每一个人都是电视的观众（ａｕｄｉｅｎｃｅ），但所有的电视（在内容上）实际上是同一台电视，每个人（每一家）的电视实际上是由电视台复制出来的无数台电视中的一台。它是我们公共的情人，即“大

　　　　众情人”。它并不在乎你是谁，只要你买得起电视，它就是你的，但在同一时刻，它又是无数人的——它是一个人皆可夫的“情人”。

　　　　所以我们在上一章　把这种大众传播行为称为“娼妓化交往”。“观众”本来是一个复数名词，但电视台常常把我们每个人都称为“各位观众”。这个不合文法的称谓倒是透露了一个我们习焉不察的秘密——电视（台）从来没有把观众中的每一个个体当作是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个体，换句话说，在娼妓式交往中，提供服务的一方根本没有（也无需）把每一个顾客当作是一个具有完整的、不可替代性人格的个人，每一个人只是光顾它的“他们”中的一个而已。

　　　　电视的传播模式令人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句诗和一个哲学比喻。人们共享电视的方式是共时性的分享——“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电视的传输模式是“同步传输模式”。与其它传媒媒介不同，电视有所谓“黄金时间”（最大数量的观众收看同一个节目的时间）。

　　　　电视内容的品质是同质而单一的——如同宋儒所说的“月映成川”（同一个月亮映在千万条河中）。电视业在发展过程中，它的频道越来越多。但这改变不了电视在内容上同质而单一的品性。一个电视台由原有的一个频道增加为十个频道，只不过是把过去由一个频道发送的节目分门别类并把节目时间拉长、重播次数增多后，改由十个频道发送（一个电视台由一个频道增加为十个频道后，它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基本上可以保持不变）。它实际上是把一个频道“稀释”为十个频道。“翡翠”和“明珠”（这是香港同属一个电视台的两个电视台）说到底是同一码事。

　　　　更重要的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电视台（如“德国电视一台”与“德国电视二台”）说到底也是同一码事。各家电视台的记者只不过是在同一个地方抢新闻的冤家。用经济学们的话说，各家电视台不过是在进行“低水平过度竞争”和“低水平过度重复”而已。还是美国摇滚歌手斯普林斯汀的那句唱词：“空有５７个频道，却毫无内容。”

　　　　由于众口难调又必须调，那么电视台的“厨师”们就制造了一种没有任何个人色彩的品味，但又是大家暗中都有的品味，即最低限度的品味，如同按摩女郎既不跟她的顾客谈文学，也不跟他打网球，你只跟你做那种人人都会做的游戏。

　　　　每个人在低级的欲望和趣味上都是相似的，但他们每个人的整体人格和品位又是有天渊之别的，正如鲁迅说的，人与人的差别，常常大于人与猿的差别。电视之所以是粗俗的，不是因为看电视的人都是粗俗的，而是因为它总是让看电视的人以粗俗的状态来与它接触，让人逐渐习惯于、沉溺于这种状态，并且以为这种状态是正常的而且是唯一正常的状态。


　　　　第十章　救命的稻草


　　　　１０．１　大众一直在反抗大众传媒

　　　　我们已经充分领教了电视的魅力和威力。被称作“大众”的人们与这个同时扮演着他们的仆人和主人、情人和娼妓等多重身份的电子魔怪相依为命。至今它仍然是主流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生存状态和交往方式。

　　　　然而不幸（或者说有幸）的是，它毕竟是青春永驻、拥有数不清面孔的技术之神的一副面孔，它终究逃不出红颜易老的命运。随着红颜的老去，它那“粉面含春威不怒”的风采将无从谈起。那些致力于高清晰度电视的人想寻找一种效果灵验的化妆品来为电视添光加彩，没想到当他们还没有确实找到这种化妆品时，电视离年老色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尼葛洛庞蒂依据自己的技术视野，断言“高清晰度电视是一个笑话”，“高清晰度电视很快就会胎死腹中”。电视行业中人差不多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纷纷放弃“高清晰度电视”的技术思路，转向数字技术。在这个时候，置顶盒技术应运而生。“置顶盒”技术就是一种用数字技术增强电视功能的技术。置顶盒有如一台微电脑，它使电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互动性”的功能。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你不是那种观众——打开电视机以后边频道也不换，张大着嘴巴一直看到屏幕上出现“谢谢收看”、“祝你晚安”，如果你的兴趣和欣赏水平稍稍高出一般电视观众之上，对电视里正在播放的节目感到不满意，你最常有的反应就是改换频道。可是你很快发现，在几十个、上百个电视频道中来回搜索（美国人称之为“频道冲浪”），却发现仍然难于找到适合于你的兴趣和水平的节目。就像在闲得无聊时，你只好与一个本来话不投机的人聊一聊天气、物价之类的大众话题，为了“杀掉”眼前的时间，你只好体贴下情，将就着看某个与你的兴趣和欣赏水平稍稍沾点边或者毫不沾边但不至于让你十分讨厌的节目。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你硬撑着看完一个你并不喜欢的节目，再开始进行频道冲浪时，你发现有一个节目差强人意，但你失望地发现它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刊登电视节目的报纸和刊物就显得相当必要了。电视节目报的出现和繁荣，表明关于信息的信息，即能帮助你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进行选择的信息常常比信息本身更重要。

　　　　即使你立志要做大众中的一员，与大路货长相厮守，你也不知不觉地希求稍稍地脱离一下大众，在一大堆大路货中挑肥拣瘦。但电视节目报实际上很难保证你能接收到你希望接收的信息。你知道了你想看的某个节目是在几点几分播出，但你却恰好在这个时候有别的事情要干，比如在这个时候你正好在上班或参加某项社交活动，或者，正当你在看这个节目时，有人给你打来电话，商谈很重要事。总之，即使你知道了有关信息的信息，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可能剥夺你进行选择的机会。于是，录相机在电视时代就显得很有用了。它能将你需要求的信息储存下来，克服你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受的限制。有了录相机，人可以在不少时候把自己从“大众”中抽身出来——你不仅可以不必与“各位观众”同时收看某个你希望看到的节目，而且可以从录相带出租店里选择适合于你自己兴趣和水平的录像带。

　　　　录像机的使用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种逃避电视的大众性的方式。录相机使你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你的电视机成为“个人性的电视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然而作为信息的存储器和转换器的录相机消解电视的大众性，助长观众的个人性的能量相当有限。它毕竟是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小打小闹。录相带的发行本身是受商业利益的限制的。在录相带出租店里，你发现大量的录相带都是针对大众口味的。制作录相带的公司在生产一种录相带时，必须考虑有多少人可能租借这种录相带。在这一点上，制作录相带的公司与电视台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商业利益迫使他们都遵守兴趣和口味的最低公倍数原则。你很可能一连跑十家甚至一百家录相带出租店也找不到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的录相带，因为实际上没有哪家公司生产过它。在最低公倍数原则下，许许多多高于大众的平均领悟力的作品都被无情地淘汰掉了。与录相机相比，置顶盒在增加电视的个人性方面显示出很大的优势。置顶盒使你仿佛拥有了一份巨大的电视节目报，仿佛把电视台的资料库搬回了家中。你不用再付出从前看电视时必须为电视台付出的劳动——看电视广告。现在你向电视台支付的不是看不见的钱（观众长年累月地收看电视广告实际上是在为电视台工作）而是看得见的钱。电视台实际上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录相带出租店，在这个“店”里，你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了，你与电视台的关系是双向选择的关系，电视台与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沟通”的关系而不是传播与被传播、灌输与被灌输的关系。也就是说，电视台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窄播（ｎａｒｒ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

　　　　）而不是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大众时代的最高阶段－－电视时代里，在大众独裁的总体背景下，大众在悄悄地反叛着媒介的大众性，悄悄地寻找着个人性媒介。而技术，犹其是数字技术，使单向性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传播）逐渐演变为互动性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沟通，交往），尽管这种媒介的民主化运动是在媒介的独裁制之下进行的改良性而非革命性运动，尚不足以动摇大众传媒介时代的垄断性。

　　　　１０．２　“广播”与“窄播”

　　　　回顾电子媒体的历史，我们发现，技术的力量首先使“窄播”变成了“广播”，最后又使“广播”重新演化成“窄播”。

　　　　电影技术大大地削弱了戏剧的势力，它的巨大的复制能力基本上克服了信息的接受者（观众）与发送者（编剧、导演、演员）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第一次使“窄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