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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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我们还是一个活物。我们很难说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是一个瞎子，同时我们也很难说他不是一个瞎子，正如我们很难说一个只知道在文件上签名的政客或商人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很难说他是有文化的。同样道理，我们很难说一个长年出入于青楼楚馆的嫖客是不善于交往（沟通），不了解女人的，同时出很难说他是善于沟通，了解女人的。奥地利文学家茨威格写过一篇颇具象征意味的小说－－《看不见的珍藏》。小说的主人公酷爱艺术，倾自己的财力收集了许多油画。突然有一天他双目失明了，然而他对于艺术的热受丝毫不减。他经常要把这些油画摆放在自己面前，一边用手抚摸着油画，一边回忆着每一幅画的内容。他在对于画的抚摸中获得一种满足－－尽管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但他却拥有这些难得的珍藏。他每天都被拥有一大批珍藏的信念抚慰着，“按摩”着。虽然生活在大萧条的年月，但他感到他和他的家庭并没有经受太多的困苦。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由于生活所迫，他的家人早已把他的那批珍藏偷偷买掉了。在买一幅画之前，先准备好一幅胡乱涂鸦的“画”来代替这幅画。主人公对这一切浑然不觉，每天这样瞎着双眼“欣赏”着一幅幅假画，接受着“看不见的珍藏”对于已经失去洞察力、鉴别力的自己的按摩，有滋有味地体验着虚幻的充实和富有。

　　　　将人以欺骗性的轻松愉快囚禁在一种被奴役的状态，使被囚禁者失去认清自己所处位置的灵魂和双眼，心甘情愿地滞留在自己的“囚室”，即让被囚禁者乐都成为乐不思蜀的阿斗，在生存状态上自得其乐地做一个留级生－－这就是“按摩”的本质。“按摩”既不能增强体质也不能祛除人的疾病，而且要命的是，它以富有欺骗性的轻松愉快来阻止人们增强体质和祛除疾病的意向和行为。在持续的轻松愉快中，它逐渐培养出一种对于轻松愉快的持续的欲望，即一种对于轻松愉快的“瘾”和“癖”。于是，这种决非必需的外在刺激变成了一种被很多习惯于这种刺激的人欲求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追问这种按摩有无真实的意义已失去意义－－因为按摩已制造出对于它的欲望，因而也制造出一种对于欲望者的价值。欲望者的最强硬的理由是：我已习惯于拥有它，或者说我已不习惯于不拥有它－－其实这就是吸毒者的生活准则。虽然吸毒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但吸毒者的心态却并非只属于少数人。“并非必需”但“变成一种被很多人习惯于这种刺激的人所欲求的对象”并非只有海洛因、可卡因、ＬＳＤ之类。假如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人复活，并与我们生活一天，他就会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具有许许多多在他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的需求、令他大惑不解的“瘾”、“癖”。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精神分析学派的思想家弗姆对于吸烟的动机以及人是如何在吸烟上“瘾”的分析。弗洛姆指出，吸烟对于人的“好处”是，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占有人的感觉器官，使人的感觉器官有事可做。当人吸烟时，人的嘴唇、鼻子、眼睛通通“有事可做”了。另外，当人吸烟时，人就进入一种“若有所思”的状态（人们习惯于认为抽烟意味着抽烟的人陷入了沉思状态或复杂的情感状态）。其实，抽烟并没有丰富人的感觉和思想，而只是让人自欺性地相信自己在感觉和思考着什么，使人免于直面自己无所事事、无所用心的状态。它是人发明的种种偷赖、消遣的方式之一。随着我们不断重复这一偷赖、消遣方式，我们就逐渐习惯于、难以摆脱掉这种方式－－“瘾”就这样形成了，香烟也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梭罗生动地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经常地需要那些看似无聊、决非必需实则已变成必需的刺激的：如果在寺院的钟楼下，我刚拉了几下绳子，使钟声发出火警的信号来，钟声还没大响起来，在康科德附近的田园里的人，尽管今天早晨说了多少次他如何如何地忙，但没有一个男人，或孩子，或女人，我敢说是会不放下工作而朝着那声音跑来的，主要不是要从火里救出财产来，如果我们说老实话，更多的还是来看火烧的，因为已经烧着了，而且这火，要知道，不是我们放的；或者是来看这场火是怎么被扑灭的，要是不费什么劲，也还可以帮忙救救火；就是这样，即使教堂本身着了火也是这样。一个人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在为他放哨。……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而他一点也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正是因为我们早就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眼睛了，我们只好用一双大家公用的眼睛来“看”东西。吸引某个人的眼睛，就意味着吸引所有人的眼睛。如果不用这双眼睛，或者这双眼睛前没有可看的东西，大家就会一齐生活在黑暗中，乏味难耐，苦闷难耐。

　　　　因此，用“按摩”一词来指称媒介以令人惬意的方式作用于人的器官的“行为”是再恰当不过了。人在被媒介按摩时体会到了轻松、愉快，在不知不觉中大段的时间被不见血地“杀”掉了。大众传媒使人避免了度日如年、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之类的感受。同享受“按摩女郎”的服务一样，享受媒介的按摩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是多个层次的。令人感兴趣的不是享受按摩的大众买电视机、买报纸时付出的有形的钱，也不是在你看广告时广告商和制造商无形之中从你身上掏走的钱（正如麦克卢汉所意识到的，广告商实际上是在免费租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来做生意），而是大众在享受按摩的过程中被传媒大王们通通没收的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大众中每一个人的自我，即个人（ｐｅｒｓｏｎ），或者说构成“个人”这个整体的每一种器官和机能。正如我们坐在汽车上拥有的“快感”是以我们的双腿的闲置为前提的，我们看由一部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时体会到了轻松自在，但这是以读一部文学作品时必然要求于我们的并在读的过程中自然被提高的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能力（如对文学语言的悟性、个人的想象力、批评鉴赏力等）的闲置为前提的。那些由传媒小丑乌合而成的庞大的制作班子在不经过你或任何其他观众允许的情况下以极其可疑的能力和素养代替千百万人去理解、解释一部名著，或者说以这个平庸而妄为的时代的名义去公开污辱、阉割大师和名著。文学作品再创造的基本规律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看电视剧的基本规律是一千万个观众只有一个非驴非马的哈姆雷特。在被招进这个班子之前仅仅听说甚至根本没听说过有这么一部名著的一对俊男靓女扮演的男女主人公与原作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差距很可能大于一对猴子与一对人的差距，但这无关紧要。电视剧一旦播出，人物的形象、情节以其展示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的优势先声夺人，它立即成为被大多数人知道和认可的既成事实了：这就是哈姆雷特和奥菲丽娅。你必须认可这些形象，如果你不认可，只能说明你自绝于大众，自绝于时代。即使大师复活，他也必须认可电视上的这个令他哭笑不得的主人公，就像卓别林在一场“最像卓别林的人”的评选中在名次上屈居第二。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来说，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对于电视剧编剧来说，与广告商达成默契的尽可能的拖延、哆嗦、臃肿才是“才能的姊妹”。事实上，电视、报纸给予人的按摩，都是一种引你就范的诱饵，你的感官、大脑在长年累月被传媒免费征用的过程中，一天天荒废、贫瘠下去。

　　　　观众与电视的这一关系令人想起了浮士德博士与魔鬼靡斐斯陀的关系：浮士德答应把灵魂出卖给魔鬼，魔鬼答应使浮士德获得快乐。其实浮士德在这场游戏从开始时就已经彻底输了，因为当他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后，他就无所谓得到或失去什么了。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所以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得到什么或失去什么可言。他只是一个可以被魔鬼驱使、摆布的玩物，虽然在被魔鬼驱使的时候他充分地拥有对于自己的主权。

　　　　一个被魔鬼驱使、摆布，并在这被摆布中感到轻松自在、其乐融融的玩物的眼中是没有魔鬼的，眼前只有一个一心满足他的欲望、顺从他的意志、投合他的喜好的仆人。这个“仆人”以对于他的无微不至体贴、照顾对支使他，控制他，玩弄他。

　　　　这个“仆人”说到底是一个娼妓，他掠夺着你的金钱，损耗着你的生命能量，占据着你的时间。你的所有时间都属于这个娼妓。你的时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挣取这个娼妓公开勒索和巧妙暗示你付出的金钱，一部分时间用来花这些钱或者说享受这个娼妓的单调而永远让你觉得舒服、有趣的按摩。所以你总是感到时间不够，而在这匆匆而过的时间里你又记不住任何新鲜、有趣的东西，就像你一生中吃过无数次饭，每一次吃饭时你或多或少感到过“有滋有味”，但你很少能记住你吃过的几顿饭。这也好比你看过无数的电视剧，但你很少能记住你看过的哪几部电视剧－－在你的记忆中，它们因大同小异而而总是“串味”到稀里糊涂的地步，无数部电视剧串成一部，一部又可以演绎出无数部。

　　　　作为人的生活环境的“讯息”是如此之多，如此层出不穷，同时你又从中根本感受不到层次和头绪，让你无法确实从中感受到什么“味”。所以它的“多味”是杂乱无章的“多味”，这“多味”同时同质地是一种乏味－－“多味”与“乏味”就这样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讯息”ｍｅｓｓａｇｅ）是一种属于杂乱无章的时代（ｍｅｓｓ　ａｇｅ）里的讯息。所以说，“大众时代的按摩”（ｍａｓｓ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ａｇｅ）必然意味着“杂乱无章时代里的讯息”（ｍｅｓｓ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ｓ　ａｇｅ）。每一天，我们接受着杂乱无章的讯息，我们被大量的杂乱无章的“感觉”和“思想”所充斥，我们的内心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当然我们并不承认这是什么垃圾场，所以我们面对它常常产生一种富足感和自豪感，如同茨威格笔下的那个每天抚摸着“看不见的珍藏”的老人。我们通过“看”这些“看不见的珍藏”来证明我们是心明眼亮的，丝毫意识不到在真正看得见的人眼里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垃圾。

　　　　５．５　“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电视，即我们都拥有一只“千里眼”。这只“千里眼”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并非专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它是一只公用的“千里眼”。这只公用的千里眼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命根子，如同茨威格笔下的那个老人的手是他精神生活的命根子。没有它，我们就会彻底失明。更准确地说，没有它，我们就会痛苦地发现我们每个人早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或者说早已对任何东西都视而不见。其实，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眼睛，那么即使是一片草叶，天边偶尔出现的一小片云，都会令我们的眼睛发出异样的光芒。由于我们事实上已经有眼无珠，已经对每时每刻都是丰富多彩的现实视而不见，所以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东张西望，寻找能刺激我们的东西－－不管这东西是什么，只要不是需要我们主动地看、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眼睛去看才能看见的东西就行；不管有什么事，只要不是平安无事就行，因为一旦平安无事，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就成为睁着眼睛的瞎子了。我们失去了从正常的世界中感受到新鲜、感受到舒适的能力，必须用按摩来向我们提供新鲜感和舒适感。按摩给予人的满足总是一种代偿性的满足，它转移人对自己已失去的某种东西的注意力和转移因为失去某种东西所引发的痛苦的注意。麦克卢汉以医疗上曾经用过的“止痛耳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当人的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难耐时，医生就让病人戴上一种特制的耳，这种耳机发出的声音大到足以使人只注意到这声音，而暂时意识不到疼痛，达到止痛的目的。大众传媒就是从各个角度来为大众止住或遗忘因失聪、失明、失语而导致的心理上的不适和痛苦的“止痛耳机”。在大众时代，整个社会成了一个超级规模的医院，或者说是一个超级的疗养院、一个残疾人活动中心。它以各种传媒设施为失去了感觉的人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大多数人都感觉不到这种无感觉状态，他们把生活在这样的医院里看成是常规和风俗，以为这医院就是本来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疾病或者说残疾既复杂又简单－－丧失感知机能。恰如梭罗所说的，“由于闭上了眼睛，神魂颠倒，任凭自己受影子的欺骗，人类才建立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轨道和习惯，到处遵守它们，其实它们是建筑在纯粹幻想的基础上的。”只有一些尚未被大众媒介的幻像彻底迷惑住的人才可能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无感觉”的病症，才可能想到这个“医院”之外还在一个正常、健康的世界。中国当代著名的摇滚乐歌手崔健的一首题为《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的摇滚歌曲表达了对于这种无感觉状态的反抗和想从这样的“医院”中逃亡的愿望：

　　　　我光着膀子

　　　　我迎着风雪

　　　　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别拉着我我也不要衣裳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

　　　　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

　　　　快让我哭快让我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

　　　　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着鞋

　　　　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

　　　　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

　　　　给我点儿爱情护士姐姐

　　　　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既不提供“刺激”也不提供“爱情”而只提供“按摩”服务模式是大众时代的单向的、非交互性的“交往”一个特点，但这不是大众时代的本质特征。大众时代的本质特征是将这种交往模式产业化、社会化，使这种交往模式不是属于少数人而是属于“大众”。使大众时代成为可能的是来自现代技术的力量。

　　　　以报纸为例，在很早就出现了有点像报纸的东西，研究媒介历史的学者告诉我们说，与很多从西方传入的东西一样，报纸也是最早出现于中国的，中国古代的“邸报”就是最早的报纸，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报纸（新闻纸）－－道最新消息，供大众阅读的传播媒介，却是在电报技术发明后才有的东西。在电报发明以前的“报纸”，不过是一本大开本的书，它刊登不是近一两天发生的事情，而是对一些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事件的评论或对于一些传闻、消息的纠正和澄清。

　　　　按麦克卢汉的说法，它的功能有点类似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