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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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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今为止，占据统治地位的媒体仍然是电视。电视被称为“媒体之王”，其力量不可一世。书籍、报纸、电影、收音机曾经称雄一世，但在电视面前早已甘拜下风，甚至到了灭绝的边缘。不读书、不看报、不看电影、不听收音机的大有人在，可是不看电视的人几乎绝迹。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电视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与电视朝夕相处并相伴终生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电视行业中有些人现在已渐渐意识到了电脑对于电视的挑战，尽管其中很少有人能真正意识到电脑的对于电视来说意味着灭顶之灾。我们看到，“电脑技术”、“数字时代”常常作为热门话题出现在电视上。电视常常不知深浅地为电脑，为数字时代大唱赞歌。
然而这样的“赞歌”应该是一首挽歌，一首关于这个“媒体之王”自身的挽歌。电视时代将作为媒体史上“辉煌而短暂”的王朝而载入史册。
电脑与电视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是与“大众性”对于的“个人性”。我们通常所说的电脑就是“个人电脑”（ＰＣ）。正如电视造就了“大众文化”，电脑将造就一种全新的“个人文化”，即ＰＣ文化。与ＰＣ文化中的个人相比，“大众文化”如同“原始文化”，“大众”如同“原始人”。在数字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禁不住反观即将结束的大众时代，反省在大众时代里我们的生存状态。这种“后顾”本身就是一种“前瞻”。要问ＰＣ文化是什么，我们首先可以问：ＰＣ文化不是什么？或者问：那种与ＰＣ文化对立的文化的实质是什么？被称为“媒体理论宗师”（ｔｈｅ ｇｕｒｕ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ｏｒ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除了提出“地球村”（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凉媒体”（ｃｏｏｌ ｍｅｄｉａ）与“热媒体”（ｈｏｔｍｅｄｉａ）等著名概念，以及媒体是“人的延伸”（ｅｘ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媒介（体）即讯息”（ｍｅｄｉｕｍ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等著名论点之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但常常被人忽略命题：“媒介（体）即按摩”（ｍｅｄｉｕｍ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ａｇｅ）。说“讯息”（ｍｅｓｓａｇｅ）对于人来说是一种“按摩”（ｍａｓｓａｇｅ）看似文字游戏，其实是对于媒体本质的深刻揭示。通过一种媒体，人的某一感官、机能得到了延伸、扩张、增强，如电视使人的眼睛成了“千里眼”，电话使人的耳朵成了“顺风耳”。然而，一种媒体并非人的某种机能的彻底延伸，而只是在某个方面，某个局部延伸了人的机能。而人通过电视、电话、汽车等“身外之物”延伸、扩展自己“势力范围”的同时，又在另一方面削弱了自己的能力，人在得到许许“方便”、“优势”的同时也失去了另外的方便，使自己又处于另外的劣势之中。比如，科学的发达使人能提前预知未来的天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预测地震，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人预测天气和地震的能力实际上已经大大萎缩了，比如，许许多多动物在地震之前就知道搬家，防患于未然，恐怕只有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在地震到来之前浑然不觉。
事实上，借助于（也仅仅借助于）日益发达的技术，人类在许多方面的确变得聪明、灵巧，对于大自然变得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敏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本身变得越来越愚蠢、笨拙、迟钝，以致于我们常常把残存的极少数人身上的某种人类本来具有的功能称为“特异功能”。离开“身外之物”的帮助，“文明人”将大大落后于“野蛮人”，甚至落后于许许多多动物。所以麦克卢汉说，“人的延伸”同时意味着人的“自残”（“自我截肢”）。由此我们又回到爱默生的“自我依靠”论上来了。当一个人不是依靠自我，而是依靠他人、依靠既有的文明成果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自残”。爱默生对此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文明人制造了马车，但他的双足也就丧失了力量，他有了支撑他的拐杖，但他的肌肉也就松驰无力了。他有了一块精致的日内瓦表，但他没有了通过太阳准确地辨别时间的技能。……对冬至、夏至他不曾注意，对春分、秋分他知之甚少。本是极生动的日历在他心中引不起切实的感受，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张张纸罢了。笔记本损毁着他的记忆，图书馆压制着他的机智，保险公司使事故与日俱增。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机器是不是一种阻碍？文雅的习俗是不是使我们丧失了生命的某些原动力？每一个时代的技艺和发明都不过是属于当时的习俗而已，并不能使人真正强大起来。先进的机器给人造成的危害可能正好抵销了它给人带来的好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话是相当精辟的。然而其中包含的反技术、反文明的主张又很难说是可取的。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回到纯粹的“自我依靠”状态。与爱默生不一样，麦克卢汉对于对于技术的态度是“理解媒介（体）”，在“理解”前提下，一方面享用媒介的好处和便利，同时应清醒地意识到人的感官、机能延伸对于人的负面影响－－“自我截肢”，清醒地意识到机器在给予我们很多东西的时候也在剥夺着我们的很多东西。我们很难意识到机器对于人的剥夺和残害，就像吸食鸦片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用鸦片进行自我剥夺和自我残害。鸦片是以令为我相当舒服、惬意的方式剥夺和残害我们，常常呈现为各种机器（电视机、电话机……）的媒体也总是“温柔体贴”地奴役我们，千娇百媚地掏空我们，用种种快乐充塞我们的感觉，从而使我们无暇感觉我们真正应该感觉、应该关注的东西，让我们身在异乡乐不思蜀，甚至反认他乡为异乡。媒体作用于人的这种方式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按摩”。尼葛洛庞蒂说过，１９８３年，当他与另外几个人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办“媒体实验室”（Ｍｅｄｉａ
Ｌａｂ）时，人们觉得“媒体”一词是一个贬义词，“是一条通往最低层次的美国大众文化的单行线。如果媒体（ｍｅｄｉａ）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时，它（Ｍｅｄｉａ）几乎等同于大众传媒（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直至今日，在人们的观念中，“大众”似乎与“媒体”密不可分，以致于很多人把新出现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看作是一种新的大众传媒，意识不到它是一种与大众传媒大相径庭的媒介，更不用说意识到它是大众传媒的掘墓人。在英文中，“大众”（ｍａｓｓ）与“时代”（ａｇｅ）这两个词合并起来正好是“按摩”（ｍａｓｓａｇｅ）。当我们站在电视时代与数字时代的交汇处来反省大众时代的文化品质时，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按摩”一词。“大众”与“媒介（体）”并无实质的联系，相反，它与“按摩”倒是有着紧密的关联。通过一系列考察，我们将发现，把“大众时代”与“按摩”相提并论并不是一种文字游戏。
第五章 媒体即“按摩”
５．１ 服装－－随身携带的旗帜
“按摩”本来是指人的身体受到的一种触觉感受，同时又泛指作为“人的延伸”的媒体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其实，有一种为人皆有之但我们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它既作用人的触觉，又是一种媒体。这种东西就是被麦克卢汉称为“皮肤的延伸”的服装。说到“媒体”，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报纸、电视、广播，以及今天的互联网。如果要问，最古老而又常新的传播媒体是什么？答案很可能令你感到诧异：最古老的媒体是服装。我们常常把一个过着极度贫困的人的生活状况形容为“饥寒交迫”，形容为“食不裹腹，衣不蔽体”。这似乎表明，衣服的主要功能就是御寒、蔽体。正如食物给人提供热量，衣服为人保存热量。很多人不易想不到衣服与“传播”、“交往”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服装的功能并非主要是甚至主要不是御寒，而是传播信息，在现代社会里尤其如此。在某个炎热的夏日，当你走进一家高级服装店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意识到，人们并非出于御寒的目的在这里精心挑选各式各样的服装。几乎所有的传播媒介都有特定的“寿命”。以印刷媒介（“书”、“报”）为例，这种媒介是一种相当重要也相当长寿的媒介（将近有２０００年的历史），但随着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脑媒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即网络化的电脑）的出现，这种媒体已进入暮年。印刷术出现以前，“书”是以（古代中国的）甲骨、竹简、丝帛和（古希腊的）泥板的形式出现的。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软盘、光盘形态的“书”。据专家预测，在几年之内，“书”和“报纸”将会以“新闻版”（ｎｅｗｓ－ｐａｎｅｌ，一种只有几英守厚的集电脑主机和显示屏于一身的设备）的面目出现。然而在所有的传播媒介中，服装是一个例外。服装的历史不仅比印刷媒介的历史悠久得多，而且即使所有现存的其它媒介都消失，服装也会长存下去－－人无论到什么时代都要穿衣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卡莱尔曾就服装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写下了著名的《服装哲学》，麦克卢汉在他的代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把服装列为从古到今的２６种媒介之一，并专辟一章 （《第１２章
服装——延伸的皮肤》）论述服装。这里，我们无法详述关于服装的各种理论，而只是从众所周知的《卖炭翁》一诗中，感受一下服装的功能。可以说，《卖炭翁》一诗是紧扣“衣服”这一话题来展开的。卖炭翁在“南山”艰辛劳作（“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为的是什么呢？衣食而已（“卖翁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令人感伤的是，这个处于“饥寒交迫”状态下的老人希望天气更加寒冷，因为只有天气寒冷，炭才能卖个好价钱（“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当老人在“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却来了两个人。诗人没有直接说这两个人的身分，而只说了两个人的穿的服装（“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最后，这两个蛮不讲理的人用“半匹红绡一丈绫”，“买”走了老人打算换取“身上衣裳口中食”的一车炭。“半匹红绡一丈绫”对于别人也许有用，而在老人手里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这位“可怜身上衣正单”的老人要求于衣服的，是它的最低限度的功能－－御寒。而“红绡”和“绫”的功能不是御寒－－用“绡”和“绫”作成的衣服是中看不中用的，它只不过是一种身分的标志。换言之，它传达着关于穿这样衣服的人的身分的信息——那两个“买”炭的人只需看他们的衣服（“红衣”、“绿衫”）就可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服装的两种功能－－御寒、蔽体的功能和传达信息的功能。一般说来，对于温饱尚成问题的人来说，服装担当着御寒的功能。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服装仍然担当着传达信息的功能，比如乞丐的身上的衣服也仍然是一种媒体。乞丐不自觉地、默无声息地发布着这样的信息－－他是乞丐，并且是何种类型、何种“等级”的乞丐。在这一点上，乞丐的服装与皇帝的“龙袍”，“锦衣卫”的“锦衣”，道学家的“道袍”，和尚的百衲衣，牛仔的牛仔服是同一回事。服装与人的身分的关系之紧密，可以从这样一种现象中察知：人们有时直接用一种服装的名称来指称一种相应的性别、社会和文化身分，比如在中国古代，平民被称为“布衣”，养尊处优、游手好闲之徒被称为“纨绔”。又比如，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标题中，“红”与“黑”分别指两种社会阶层——“红”指军队，“黑”指教会。（法国当时的军服为红色，教士的服装为黑色，主人公于连想在军队发迹而未果，就投身于教会，想通过个人的奋斗爬到教会的最高位置，成为红衣主教）。服装作为一种媒体，以最直观的方式传达着关于一个人的所处的时代，他所属的民族，以及他的性别、社会地位、财产、教养等等的信息。哲学家们对人下了许许多多的定义：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无毛两足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会笑的动物”，人是“传播的动物”，人是“信息的动物”……等等。但在我看来，把人定义为“穿衣服的动物”更直接了当，更准确。历史上每一场重大的变革同时意味着一场服装革命。汉语中的“革命”之“革”，本义为“皮革”，代指帝王将相的衣帽。“变革”的本来意思就是“变服装”。麦克卢汉说，法国大革命时期“新颖而朴素的衣服”是“向封建阶级发出的讯息”，“那时的衣服是一篇政治鼓动的宣言书”。其实，每一个时代人们的服装都带有发出“讯息”和“宣言”的特征。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为例，“中山服”、“毛服”都带有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色彩。中国人在十年文革中的服装（几亿人穿着蓝颜色的衣服，以致于有西方学者称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蓝蚂蚁的国度”）包含着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的丰富的讯息。现今的中国青年男女很难理解，十年文革之后的几年里，该不该穿“喇叭裤”、该不该戴“蛤蟆镜”竟然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而那个时代的人决不会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姑娘们穿着特意将肚脐露在外面的衣服昂然自恃地在人前走过，以无声的语言每日每时地发布着意味深长的宣言。五六十年前，中国的新女性以旗袍作为她们的旗帜，今天的新潮女性们以最大限度地展示她们的身体为原则，用半透明的、超短的衣衫裙子、裤子作为她们耀眼、刺眼旗帜，营造着世纪之末的文化景观。
人可能以各种东西为旗（如有作家声称要“以笔为旗”），但每一个人首先无一例外地以“衣”为旗。
５．２ “他们”：无所不在的眼睛
恰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人的所有器官及其机能的延伸（如车轮是腿的延伸，电话是口和耳的延伸，电视是耳朵和眼睛的延伸，电脑是人脑的延伸）最终都是一种交往（传播）媒介。服装的御寒功能纯粹是指向个人的（个人穿上什么衣服，其冷暖自知），但服装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一种交往媒介——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担当贮存信息、传达信息的功能。这样，衡量服装“好”与“坏”就不再以个人的身体感受（寒和热）为标准，而是看它是否能有效地传达出穿衣服的人所希望传达的信息。一个人的服装再也不是单单指向他自己的身体感觉，而是诉诸他人－－他人的眼睛。从“锦衣夜行”、“衣锦还乡”等成语中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人的服装生动地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在最个人化的状态下，人也感到有一双或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窥视、监视着自己。或者说，在最个人化的状态下，我们也感受到他人的权力。弗洛伊德说得好，文明人在睡觉时也要穿上睡衣——如果他（她）光着身子睡觉，他（她）会感到难为情。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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