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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柯卡自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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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儿时的经历迫使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情世故。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学校选举纠察队长。纠察队员都挂有白条银灰的条带，纠察队长和副队长则穿特别的制服而且戴特别的徽章。小学时代的纠察队长就和高中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一样出风头。我很想穿队长的制服，便决定去竞选。
第二章学生时代（2）
选举结果我以20票对22票落选，我非常失望。第二天下午我去看周六下午场电影，前排坐着我们班上长得最高大的同学，他转过身来看到我说：“傻瓜，你落选了。”
我说：“我是输了，但你为什么骂我傻瓜？”
他说：“因为班上只有38个人却有42票。你连算术都不会吗？”
原来我的对手多塞了几票。我回去告诉老师有些同学投了两票，她告诉我不要再提这件事，她不愿再生风波，就把这件事掩盖起来了。这件事对我有深远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人生并不是永远公平的。
除此之外，我在学校非常快乐。我是个用功的学生，许多老师都很喜欢我，常叫我去擦黑板、清理黑板擦或敲学校的钟。如果你问我上大学及研究生时老师的名字，我说不出三四个，但我仍然记得在小学及中学教我的老师的名字。
在学校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表达自己。我的九年级老师罗伯特小姐要求我们每周一早上交一篇500字的作文。周复一周，一年之后我们学会了如何利用写作来表达自己。
她常利用《读者文摘》上的词汇游戏让我们做当堂测验，这促使我养成了阅读每一期《读者文摘》词汇测验的习惯，至今不变。
经过几个月的测验下来，我认得许多字词，但我还是不会造句。这时罗伯特小姐开始教我们即席演讲，我的表现不错，后来我加入了由拉丁文老师指导的辩论队，从那儿开始我学会了演讲的技巧以及如何做即兴演说。
起初我非常害怕，全身都不对劲。一直到今天，每当演讲之前，我还是有点紧张。但在辩论队的经验对我十分有益。即使你装了满脑袋的好主意，假如你不能让人了解，等于没用。在你14岁的时候，没有比辩论“是否应该废除死刑”更能培养演讲技巧的了。1938年时这是个热门的话题，我为了这个题目从正反两方至少各做了25次辩论。
风湿热带来的转变
第二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得了风湿热，第一次感到心跳加重，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跳出来了，我几乎吓昏了。医师说：“别紧张，上面放个冰袋就行了。”我很害怕：“把那些冰块放在我胸口上干什么？我一定快死了！”
那个时候风湿热确实能致人死亡，我得吃桦皮丸来消除关节的感染。因为药的酸性太强，我每15分钟还得吃止酸丸以防止呕吐（现在已改用抗生素了）。
风湿热有伤害心脏的危险，我还算幸运，虽然体重轻了40磅，在床上躺了6个月，但还是完全康复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关节固定板——用来减轻我膝盖、脚踝、胳膊肘和手腕关节的剧痛。这种原始治疗法的确能降低关节的痛苦，但却让你的皮肤像三级烧伤那么疼痛。
在生病之前，我原是棒球好手，也是纽约扬基队的球迷，那几位意大利后裔球员是我的偶像。和其他小孩一样，我梦想自己将来也能参加职业球队，但这场大病让我完全转变了，我放弃了体育运动开始玩象棋、桥牌，而且特别喜欢扑克牌。我现在还是喜欢玩扑克，而且经常赢，这个游戏可以让你学习如何去利用机会、何时该放弃、何时可以唬人。（这几招在日后与工会艰苦谈判的时候都派上了用场！）
最重要的是当我卧病在床的时候，我爱上了阅读，我废寝忘食地读任何拿到手上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约翰·奥哈拉的小说，我姑妈带给我《在萨马拉的约会》（AppointmentinSamarra）这本书，在那时被视为相当黄的书。我的医生在我床上看到这本书非常生气，他觉得一个心脏衰弱的年轻人不应该看这样的书。
许多年后一名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碰巧提到了这本书，她于是问我这本讲企业管理的小说是否对我将来选择事业造成了影响。天啊！绝对没有！我唯一记得的是这本书使我对性产生了兴趣。
我想我在学校也是很用功读书的。我在高中几乎每年都名列前茅，而且数学都考到优等。我参加了拉丁文俱乐部，成为三年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并得奖，但往后40年我从未用过拉丁文！不过懂得拉丁文帮助我认识了更多英文词汇，而且我是少数能在周日弥撒听懂神父说什么的小孩之一。后来约翰主教改用英语做弥撒，我从此再也用不到拉丁文了。
第二章学生时代（3）
热衷课外活动
做一个成绩好的学生虽然很重要，但是还不够。我一直热衷于课外活动。在高中的时候，我在话剧社和辩论社都很活跃，病后我无法再做剧烈运动，只好去当游泳队的“经理”，就是帮忙递毛巾和洗刷游泳池。
我七年级时开始热衷于爵士乐。那个时期流行大乐队（DigBand），我和几个朋友每个周末都去听大乐队演奏，通常我只是听听音乐而不跳舞。我的爵士舞跳得很不错，我曾去阿伦敦的帝国舞厅和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的阳溪舞厅跳舞。赚了钱以后，我也溜进纽约的宾夕法尼亚旅馆或庞普登路上的草溪夜总会去玩。那段时间音乐就是我的生命，我订了热门音乐杂志，而且知道每一个主要乐队成员的名字。
那时我开始吹萨克斯管，我甚至被学校乐队找去当第一喇叭手，但我为了“政治”放弃了音乐。我希望在七年级和八年级当班长，结果如愿以偿。
我在九年级的时候竞选全校学生会主席，我的好友吉米当我的竞选经理。他极聪明，为我设立了竞选组织。结果我获得压倒性胜利，我实在太兴奋了，得意忘形，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然而选上以后我就与选民疏远了。我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且开始神气起来，我那时还未学到沟通比一切都重要。
结果第二学期我就落选了，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为了学生会而放弃音乐，但却忘了友善对待别人，使得我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这给我在关于领导方面上了重要的一课。
尽管我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但我毕业时仍在全年级900多人中名列第12名。父亲的反应是：“你为什么没考第一？”由此可见他对我的期望多么高，听他说话的口气，你会以为我留级了。
在我念大学以前，我在阅读、写作和公开演讲等方面已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有好的老师教导加上自己专心学习，具备这些技能可以使你前程远大。
后来我的孩子问我选择课程的事，我总劝她们把文学根底打好，虽然我知道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记那些与南北战争有关的时间和地点，最重要的是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
未曾参战的内疚
在我念高三的时候，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罗斯福总统的演讲使我们都义愤填膺，一夜之间美国被惊醒，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从那次危机中，我懂得了：唯有大难当前才会使人团结。
1941年12月，我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迫不及待地想入伍保卫祖国。非常有趣的是，几乎致我死亡的病可能也救了我的性命。我的体格被评为戊等缓役，使我不能参加空军。虽然我身体状况甚佳，但陆军也不要有过风湿热病的人。我并不觉得自己有病，一两年后我为了买人寿保险做首次身体检查，医生对我说：“你这个健康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到海外作战？”
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征召入伍，许多人战死了。我们这批十七八岁的1942年毕业班同学入伍受完训后，就横渡大西洋赴欧作战，在那里德国人正痛击我们。现在我有时翻阅高中毕业纪念册，也不禁悲伤地摇头叹息，实在很难置信那些阿伦敦高中毕业生为了保卫民主而战死沙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不同，年轻的读者可能无法完全了解那种国家最需要你而你却无法尽力的内疚感。那时大家的爱国心高到极点，我最想当飞行员，驾驶轰炸机到德国对希特勒和德军轰炸报仇。
在战时被缓役是件不光彩的事，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二等公民。我的大部分好友和亲戚都去和德国人打仗去了，我觉得仿佛自己是美国唯一没有参战的年轻人，所以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埋首苦读。
那时我已表现出对工程的兴趣，我也开始注意以工科著名的大学。我最向往的是普渡大学，我申请奖学金结果没成，令我大失所望。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和利哈伊大学也都有一流的工学院，我最后选了利哈伊大学，因为它离我阿伦敦的家开车仅需半小时，我可以不用离家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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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学生时代（4）
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的利哈伊大学像是伯利恒钢铁公司的附属学校，冶金系和化工系是世界一流的。利哈伊大学对大一新生的要求就像新兵训练营一样严格，如果到大二结束不能保持高水准的成绩，学校就会很客气地要求你走人。
专心读书，尽兴玩乐
我一周上6天课，其中统计课在周六早上8点上课。许多人不及格，而我得了A，不是因为我统计特别好，而是我每周准时上课，而许多同学却因周五夜晚狂欢过度而酣睡未起。
这并不是说我上大学时从不玩乐。我喜欢稍微胡闹一下，也去看足球赛，参加啤酒聚会。我也去纽约和费城，在那里我交了几个女朋友。
随着战事日渐激烈，我没有心情混日子。我从小就懂得一放学先做完作业，晚餐以后再出去玩。到我进大学的时候，我知道如何专心致志地学习，不受收音机和其他干扰。我通常会对自己说：“往后的3个小时我专心读书，3个小时一过我就把功课丢到一边去看电影。”
排列处理事务的先后顺序和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并不是在哈佛商学院可以学到的，那些生活中基本的良好习惯必须靠自己培养。假如你想在企业界或任何行业成功，能专心并且充分利用时间非常重要。从上大学以后，我总是在周一到周五非常努力，而尽量留下周末给家人或娱乐。除了真有急事以外，我很少在周五晚上、周六和周日工作。一到周日晚上我会再度抖擞精神，开始计划下周的工作目标。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在大学培养出来的习惯。
令我很惊讶的是很多人缺乏运用时间的能力。这些年来我碰到许多高级经理骄傲地对我说：“去年我工作非常努力，没有任何休假。”我很想回答说：“你这个傻瓜，你是说你有能力负责一个8000万美元的计划，却不能在一年里计划两个星期的休假陪家人出去玩玩吗？”
我在大学所学的另一个管理时间的方法就是依事情的重要性排定优先顺序，然后倾全力从最重要的开始做起。譬如说我明天有5堂课加上一个口试，而且我希望能有好的表现，我就必须准备。任何希望成为企业界骄子的人都必须懂得做事的优先次序。当然学校和企业界对时间安排的要求不同，读书的时候我只要计划一个晚上要做哪些事，而在企业界必须预想到3个月到3年该做的事。
我觉得正确的想法和习惯必须在人生早期培养，否则必是积习难改。排列处理事务的先后顺序和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并不是在哈佛商学院可以学到的，学校教育固然可以传道授业，但那些生活中基本的良好习惯必须靠自己培养。
我在大学时能专心向学并非完全是自发的，其实我很幸运，那个时候越来越多的同学被征召入伍，班上的人越来越少，通常教一班50个人的老师，现在指导一个5人的研讨会，这使我受到了一流的教导。
小班制的教育下，每个人都会受到充分的注意，教授可以对每个人说：“告诉我你为什么不会做那道机器设计题，我会想办法让你了解。”正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受到了一流的大学训练。在战后，由于受《退伍军人复原法案》的影响，一个班可能一下变成70人，在那样的状况下我可能学不到在小班时所学知识的一半。
来自父亲的压力
同时，来自父亲的压力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就像典型的移民家庭一样，父母对能够幸运上大学的小孩抱着很高的期望，以此来补偿他们未能上学的遗憾。我有责任去充分利用他们所未能享有的机会，所以我必须得全年级第一名。但说时容易做时难，第一个学期尤其艰辛。当时我没有获得院长奖，父亲立即追究原因，他很难理解：这孩子在高中表现很聪颖，而且毕业时名列前茅，为什么几个月以后变得这么差？他认为我耽于游乐而荒废学业。我无法使他相信大学和高中截然不同，在利哈伊大学每个人都很优秀，否则他们根本进不去。
我大一的时候物理几乎不及格，教授伯格曼先生是维也纳移民，他的口音太重，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话。他是个了不起的学者，但对大一新生缺乏耐心，很不幸，他的课是机械工程系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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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学生时代（5）
尽管我这门课学得不好，但我和伯格曼先生倒相处得很好。我们曾在校园里一起散步，他告诉我物理学最近的发展。他对原子分裂特别感兴趣，那时原子分裂仍是纯假设而已。我完全外行，对于他讲的东西我也是似懂非懂，能了解个大概就是了。
伯格曼先生有点神秘，每星期他都匆匆下课，然后离开校园，一直到下周一才见人影。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秘密，其实我既然知道他的兴趣，早就该猜到他的行踪——他利用每个周末在纽约进行“曼哈顿计划”（ManhattanProject），换句话说，伯格曼不在利哈伊教学的时候就在进行制造原子弹的工作。
尽管我和伯格曼教授有亲密的师生之谊，但我的大一物理还是拿了个D，那是我在利哈伊最差的一科成绩。我在高中数学很好，但却对大学的高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缺乏基础，所以读起来很吃力。
最后我学乖了，从机械工程系转到工业工程系，不久成绩也开始改善。大四我不再修高等流体力学和热力学而转修商业课程，如劳工问题、统计和会计。这些课我修得很好，拿了全A的成绩。我的目标是争取学业优等奖毕业，4年总平均分要在35以上，结果我的成绩是353。有人说这一代的年轻人非常具有竞争性，他们该看看我们那个时候是多么用功。
除了工程和商业课程，我还在利哈伊修了4年的普通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我绝不是开玩笑，这几门课可能是我大学最有价值的课程。我在企业界与人相处所运用的心理学原理比所有我学过的工程课程对我的帮助都大。
如何识人非常重要，因为经理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正确聘用合适的人。有一门课我们一周必须花3个下午和晚上在离校园5英里外的精神病院里上，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精神病患者——忧郁症、分裂症、虐待狂等。
马不停蹄
在精神病房里上的这门课的重点就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那个人做那件事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女人的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桑米为什么会逃跑？裘已经50岁了为什么还像小孩子一样？我们的期末考试是将一群新的病人交给我们，我们必须在几分钟内给病患做出一个诊断分析报告。
这种训练使我能很快了解一个人。如今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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