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世界的黑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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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6月，鲍林与塔克一起报道在瑞典哥德堡附近的斯泰农松德酒店（Stenungsbaden）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第一天，经过酒店允许，鲍林在酒店附近拍照。但是，瑞典警察还是抓住了他，用汽车将他带到了6英里之外一个农场旁边的路上。鲍林回忆说：“当时我就觉得，瑞典方面出动了这么多警察，这次要比上次在比利时困难多了。不过，由于我们的努力，这次在瑞典的会议有了更多的媒体报道。”
　　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必经的酒店门口，聚集着一帮好事者。瑞典爱国者们听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开会，便来到这里想看个究竟。其后3天时间里，鲍林要么躲在一棵树上，要么藏在一座小桥上，俯瞰酒店，等待彼尔德伯格人士出现在镜头里。
　　鲍林注意到，相对于在瑞典举行的这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2002年在弗吉尼亚州尚蒂伊的韦斯特菲尔德万豪酒店举行的会议则显得十分冷清。鲍林写道：“与在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韦斯特菲尔德万豪酒店绿树环绕，并没有多少安保人员出现。因为除了我们，似乎没有人对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精英们汇聚于此秘密召开3天会议有多大兴趣。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了从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坐大巴来见证这次会议的一名小伙子。他一直是《美国自由言论报》和《聚光灯》的忠实读者，他很清楚这次在万豪酒店召开的会议的重要性。”
　　在这次会议休会期间，塔克还遇到了大卫·洛克菲勒，当时洛克菲勒正在大厅用餐。塔克写道，洛克菲勒的笑容冰冷，眼珠滴溜溜直转。　。　想看书来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3）
晚上7点，塔克守在酒店门口，等待黑色加长豪华轿车的出现。一个身影下车之后，塔克笑着打招呼说：“您也是来开会的吗？”
　　“是的。”洛克菲勒笑着说。
　　这时，一名保安对塔克说：“你是哪里的？”
　　塔克被赶了出去。他抗议说：“我就是这里的，因为我是一名纳税人，不能容忍他们在这里秘密讨论公共事务。”
　　“对不起，塔克先生，我是在执行公务。”保安平静地说。
　　第二天，塔克受到了保安人员全天陪同的“待遇”。他眼睁睁看着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人从一间会议室走出来，走向走廊另一头的会议室。塔克跟在他们后面，直到保安拦住他。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另外一名窥探者叫做亚历克斯·琼斯，他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是一家辛迪加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还是一名电影制片人和阴谋论者，并且参加过奥斯汀社区学院。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奥斯汀社区学院一档有线电视电话交谈直播节目。1997年，他发行了其第一部纪录片风格的影片《被创意毁掉的美国》（America　Destroyed　by　Design）。2000年初，他成为得克萨斯州48选区的共和党州代表候选人，但却在3月份的初选中退出了。2006年6月8日，他在去往加拿大渥太华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路上被加拿大当局的人拦住并扣留在渥太华机场。他的护照、摄像设备及随身行李被没收。后来，他又被释放。
　　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最执著的报道者莫过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的作者丹尼尔·伊斯图林。他这样描述自己：“我1980年被驱逐出苏联，我的父亲是一名*者。这些人对我们失去兴趣之后，便将我们赶了出去。我们去了加拿大，12年前又去了西班牙。我的祖父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克格勃的上校和苏联反情报人员，因此我有更多的渠道获得更多的消息。不管是克格勃、军情六处（英国情报机构）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的情报人员都是爱国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是第一个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计划感到恐惧的。”
　　伊斯图林称，199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西班牙饭店，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的据说曾经担任过苏联情报特工（或者在其他间谍组织任职）的人向他透露了一些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事情。伊斯图林写道，弗拉基米尔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描述为一个“世界政府”，这一组织使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外一名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观察家托尼·戈斯林1962年出生于英国肯特的格拉维森，获得了布拉德福德大学的人类学学位。在从事家族事业几年之后，他转行成了一名电台记者。搬到布里斯托尔之后，他便开始了新闻调查工作，专职跟踪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现在，戈斯林将自己称为英国布里斯托尔国家记者联盟的副主席。
　　在近30年的时间里，这些人以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为生计。他们尾随会员们开会，冒险出入酒店和旅馆，采用一切手段确定与会者的身份，并竭力探听秘密会谈的内容。
　　自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诞生以来，它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公众关注。然而突然之间，俱乐部引起了记者们的兴趣，因此俱乐部加强了保安工作，并且不情愿地以新闻稿的方式承认了俱乐部的存在。新闻稿在俱乐部会议开始之前发布，但并没有向那些吉姆·塔克所谓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猎奇者”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　想看书来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4）
像往常一样，关于2006年1月8日会议的新闻稿只是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一个规模小、形式灵活的非正式国际论坛，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从而促进相互间的理解。”新闻稿还宣称，所有的参与者“都同意在会上或会后不接受媒体采访”，“对会议内容不发表任何实质性讲话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闻稿中还按照字母顺序列出了与会者的姓名、国籍、职务及隶属政府或组织。有1/3的人来自政府和政界，其余的人来自金融、工业、劳工、教育及媒体等行业。
　　丹尼尔·伊斯图林说：“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私人俱乐部中，无论总统、首相还是国际金融家，都有皇室成员确保他们顺利交流。在这里，人们可以说出自己平时不敢当众讲出的话。这就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它是世界上最秘密的组织。”
　　有时候，人们也会透过神秘的面纱窥探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身影。目前，人们所知道的关于它的事情最初都是来自其创始人瑞廷格和伯恩哈德亲王的传记。阿尔顿·哈奇在一本关于伯恩哈德亲王的传记中写道，伯恩哈德亲王表达过对首届会议的想法，他说他从一开始便感到担心的是，如果有关键人物缺席，会议泡汤怎么办。
　　伯恩哈德亲王特别担心的是在佐治亚州圣西蒙斯岛上举行的那次会议。当时，美国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及其他几名美国众议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会议。伯恩哈德亲王的一位美国朋友问他：“对这些美国政客，你打算怎么办？你总不能堵住这些美国议员的嘴吧？他们可不吃这一套。”
　　哈奇说：“谁知，在会议之前，伯恩哈德亲王走向这几位美国政客，很有风度地告诉他们：‘先生们，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不方便告诉你们这一点，但我们的会议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请各位帮帮忙，给我个面子，按规则进行，否则如果你们讲得过长，我这个主席也就当不下去了。’”
　　伯恩哈德回忆说：“当时他们都欣然答应，并且果真没有破坏这一规矩。倒是有一位欧洲人使我感到了麻烦。”
　　哈奇写道：“尽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越来越‘像是一个兄弟会’，但俱乐部会议的气氛从来没有死气沉沉过，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被激发了出来。当时的热点问题是共同市场以及英国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人们有了讨论的热点，会议气氛便像晴空里出现的闪电那样，使与会者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
　　哈奇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性质和目标使得人们很难对其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价，但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会议取得的无形的结果是不可估量的。”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期间的美国。当被问及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受到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讨论结果的影响时，伯恩哈德亲王说：“我不知道。当然，当我需要Ike（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的帮助邀请美国官员来开会时，我会去找他。尽管C·D·杰克逊和比德尔·史密斯支持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但美国政府有很多人一开始并不愿意来。后来，在开过首届会议之后，他们冲破了这一局限，任何人都可以来。至于Ike是否注意到了我们的讨论报告，我不得而知。”
　　艾森豪威尔说：“我总会派一个人（加布里埃尔·豪格）去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对于能够促进国际间理解的举动，我都会支持。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使我受到了很多启发，因为我能从中获得很多非官方渠道的信息。我倒并不是赞成他们所说的一切，因为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的所有观点都正确。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知道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不管对错。”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5）
肯尼迪总统执政时，美国政府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有了进一步的好感，因为肯尼迪此前曾主持过C·D·杰克逊所谓的“彼尔德伯格校友会”式的美国国会的工作。这一“校友会”包括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和顾问乔治·麦吉、瓦尔特·罗斯托、麦克乔治·邦迪、亚瑟·迪安和保罗·H·尼茨。乔治·鲍尔说：“我认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最好的一点是它为各行业的精英们提供了一个坦诚交谈的机会，他们的谈话不会被公共媒体引用，并且他们的谈话仅代表个人观点，没有人会将其看做官方观点。”
　　乔治·鲍尔1909年12月19日出生于艾奥瓦州得梅因市，在得梅因市和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市长大。1922年，鲍尔的父亲职位升迁，调入位于芝加哥的标准石油公司总部，于是他们举家迁到了埃文斯顿市。1930年，鲍尔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之后又进入西北法学院，并于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时，法学院院长提名他到农业信贷委员会担任咨询工作，但他却在1933年5月份来到了华盛顿，并于当年11月份进入了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贸易和税法工作。
　　“在参与‘新政’的过程中，鲍尔深感自己的法律知识面太窄，因此他又于1935年返回美国中西部地区‘进修法律’。他加入了一家芝加哥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税务律师。1939年，他加入了著名的Sidley，McPherson，Austin　&　Harper律师事务所。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外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加入了芝加哥外事委员会主办的星期五午宴活动。”
　　在外事委员会掌管援助供给事务的过程中，鲍尔遇到了让·莫内。在鲍尔成为空军评估委员会成员，专门研究和评价在欧洲的战略行动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战略轰炸调查团主任，负责对整个空中进攻体系作评估。1944年，鲍尔与莫内一道，在伦敦对发起针对德国的空袭进行了评估。鲍尔被莫内的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构筑西方世界坚固壁垒的思想所吸引，支持欧洲的统一事业，并在战后担任了法国供应委员会的总顾问，并进一步成为这一委员会在华盛顿的代表。
　　同时，鲍尔还与莫内一道为促进法国的复苏而努力。1946年7月，在鲍尔重新从事司法工作以后，“莫内便设法使他的公司代表法国政府。很快，鲍尔开始与莫内的代理人讨论起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同时，鲍尔还继续与莫内一道，致力于编制1949年的欧洲经济计划。正是这些初步的工作，奠定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基础。尽管鲍尔与莫内关系匪浅，但鲍尔并没有参与决策‘舒曼计划’，建立一个有独立决策权的煤钢欧洲共同市场”。
　　“1952年8月，《巴黎条约》被批准之后，鲍尔仍担任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顾问，并且后来还成为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顾问。”他对欧洲事务的兴趣并没有妨碍他对美国政治产生兴趣。1952年，鲍尔在总统竞选中支持阿德莱·史蒂文森。1956年，在史蒂文森第二次总统竞选中，鲍尔担任公关组主任，致力于击败艾森豪威尔。1960年，史蒂文森在*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面对支持约翰·F·肯尼迪的压力，鲍尔敦促史蒂文森不要支持肯尼迪。
　　肯尼迪赢得选举之后，鲍尔以史蒂文森的名义撰写了一份外交政策分析报告。这份报告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任命鲍尔为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在新的位置上，鲍尔主要负责贸易和关税、经济、刚果和欧洲一体化等事务。。　最好的txt下载网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6）
1963年1月22日，在纽约的一次欢迎让·莫内的宴会上，鲍尔读了一封肯尼迪总统写来的信，信上说：“几个世纪以来，皇帝、国王和*者们都希望能够通过武力来统一欧洲。然而出于各种原因，他们都失败了。但是，在你们的努力之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欧洲已经比过去1　000年中更接近统一。你们和你们的合作者们已经用理性和政治经济利益构筑起了坚固的工事。你们正在用建设性的思想改变着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促成欧洲的战后重建与团结一致，因为我们都已经认识到，统一才能强大。同时，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不仅有利于欧洲，也有利于全世界。美国和一个统一的欧洲建立起有效的伙伴关系，诸多问题便会得以解决。”
　　伯恩哈德说：“这也许说得有些过于简单，但我认为，只要双方都有诚意，就能够找到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法。”
　　对于欧洲自身来讲，伯恩哈德认为，要做的应当不仅限于经济上的统一。
　　苏联解体的5年之后，在1996年6月24日接受《聚光灯》记者特丽莎·凯特森的采访时，加拿大银行董事局主席杰克·塞克曼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多伦多会议上的议题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发展”、美国大选以及“在欧洲建立统一货币和共同市场”，亨利·基辛格主持了一个关于以色列形势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研讨会。
　　塞克曼曾经参加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并且是领导委员会成员。他说，每年一度的俱乐部会议“绝不是随便坐下来闲聊的”。他自豪地宣称：“有时候，讨论的确会产生巨大影响，并形成政策。统一货币的思想在经过几年的讨论之后才上升为政策。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问题上，我们甚至比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讨论得还要早。”
　　对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已经影响到了政府政策的观点，丹尼斯·希利认为，如果一名官员在俱乐部会议上听到人们讨论某项政策并在回国后立即实施，我们不应感到奇怪。
　　尽管希利、乔治·鲍尔以及其他人认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没有丝毫的险恶用心，但诸如塔克和伊斯图林等圈外人士却怀疑俱乐部图谋不轨。2002年8月11日，《美国年鉴》发表了记者威廉·香农的文章《毁灭美国计划大揭秘》。文章称：“彼尔德伯格正在追求一个后自然主义时代，那时将没有国家存在，而只有不同的地区，全世界共同拥有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全球经济、单一世界政府（这一政府是选择而不是选举出来的）和共同的信仰。为了确保实现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