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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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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内,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这位伟大领袖的崇拜表现为一种不健康的甚至是扭曲的心灵状态。让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两千五百年之前,看看春秋时期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是怎么看待伟人的:大(通“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案有不信。猷何!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谓我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这段话的意思是:最好的君主,老百姓只知道有这么个人,并不十分关注他的音容笑貌;其次的君主,老百姓会才会主动亲近他;再次一等的君主,老百姓害怕他;最差劲的君主,老百姓便侮辱他。君主诚信不足,于是老百姓就不会信任他。最好的君主总是深思熟虑的啊!他贵重自己的言语,不轻易发号施令。功业建立了,事情成功了,老百姓却不知道是君主所赐予,却说我们顺应了自然。鲍福从沉思中醒悟过来,看看天色已晚,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大街上。他要亲自鉴定一下儿子刚刚带来的消息是否可靠。令他失望的是,今天莫说在大街上说话的人根本看不到,就连偶尔在各自的家门口站一站的人也几乎没有。平常在街上打闹的孩子们像商量好了似的说不出来一个都不出来,西北角那个一向最引人驻足的十字路口,今天也一反常态,变得冷落起来。整个村落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风吹树叶发出一片“瑟瑟”的声音。天空是晴朗的,但因为没有月亮,所以显得格外幽深,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黑暗的天空中,偶尔有一两点星光在闪烁,那分明是流泪的眼睛在无奈地眨巴着。一阵猛烈的西风吹过,被汗水浸湿了的薄衣衫紧紧地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鲍福不禁打了个寒噤。他渐渐感到了情况的不妙,他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真想随时倒在任何一个地方睡上一觉。然而,他忍住了,他要坚持走完每一条街道,他不相信整日里那么喧闹的一个村庄就真的见不到一个人影。他终于远远地看见有两个人在一起说话了,他的心里一阵阵紧张,步子也不由得加快起来。可是还没等辨认出说话的人是谁,人家早走散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岁月中去了,那时的他每当从街上走过,就像现在这样,没人理没人问的。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去的。他正要上床躺一会儿,忽然发现了床头上的收音机……这是他听说矮老头死去的消息以后,心情一高兴买下的。他不得不嘲笑自己的愚蠢,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就想不起来呢?他心里一慌张,手也跟着不听使唤起来,他极力地控制着怦怦跳动的心脏,哆哆嗦嗦地打开收音机,他的心很快就变得更加冰冷起来。收音机里,一曲凄痛哀惋的音乐过后,播音员用一种最低沉的音调念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刹那间,鲍福觉得,一组组电影画面不停地从眼前掠过,一片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不断地在耳边响起。神采奕奕的毛主席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小将们挥手致意了…… …一阵梦幻过去,鲍福的心开始稳定下来。他看到一家人都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响。他更懒得说话。他一向很少看报纸,收音机里的新闻也很少关注,所谓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只是从会议上了解那么一小点儿。这会子他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他搜肠刮肚地想,毛主席这一死,中国不就完了吗?好多年前美帝国主义、苏修集团,还有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有围攻大陆的野心,他们怕的就是毛主席,现在他们什么也不用怕了,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打过来了。还有,国内这几年也非常不安静,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纷纷登场,这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又有多少呢?如果这些人一齐出动,跟外国侵略者来个里应外合,那事情就麻烦大了。到那时,国家会乱成什么样子?老百姓还会有安静的日子过吗?他不敢再往下想了。他立刻把思路调整到自己目前的状况上来,别管外面有多乱,只要咱自己家里有吃有穿就行。阶级敌人不是要搞复辟吗?搞复辟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谁愿咋整就咋整,谁挣得多谁穿得好也不算丢人了。这有什么不好?要真是这样,还不如走资本主义好呢!他们真要走就让他们走去得了。只要不天天打仗,不天天开会,能让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谁在台上不都一样?现在这个社会也该变变了,你手里的钱儿稍微宽敞一点儿,就有人眼红,即使明里不敢整你,暗地里也决不会把你放过,说什么这叫“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你的家庭再稍微露点儿富,那更不得了啦,那非拿你个资产阶级暴发户不可。他们还叫嚷什么“越穷越革命”、“要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我就不明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非得让大家共同过苦日子?去他妈的,说得好听,老子才不管你们的那一套呐!老子穷的时候你们不是照样瞧不起吗?与其穷得让人瞧不起,还不如富得让人眼红痛快呢!他刚刚觉得冰冷的心暖和了一点儿,但忽而又被另一种念头刺得疼痛难忍。原来他又想起了他死去多年的父亲。是啊,要不是老爷子当年跟随毛主席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夺取红色政权,自己能有今天吗?自己能有站在大队和工作组面前说话的权利吗?这一切还不是用老爷子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倘若中国的红色政权真的被资产阶级窃取了,那么老爷子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自己还有什么资格跟人家比成分论阶级?一想到这些,他的心里不由得又乱了起来。几天来,他就是在这种昏昏沉沉、冥思苦索中度过的。他不知道他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谁能把这些道理给他讲清楚。他说不清自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他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包括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他每天出门干活,下班回家,其余的他哪里都不去,包括正在建设中的新家园。他的身体比几天以前更糟糕了,他随时都有累倒的可能。然而他对谁都不肯说,只愿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他认为肢体上承载的痛苦越大,心灵上遭受的折磨就越小。他有勇气也有毅力跟病魔做斗争。转眼到了阳历的九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召开毛主席追悼大会的日子。按照上级的要求,县、社、队普设灵堂,干部、群众佩带黑纱。下午3点前,芦花村的群众全部集中在了大队部院子里。院子被塞得满满的,没有一个人随意走动,也没有一个人破例抽烟。一个个都敛声屏气,肃穆庄严。会场上一度出现了芦花村有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安静。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天空降起了茫茫细雨,整个院子里,除了雨打树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再无任何声音。3点整,追悼会正式开始。高音喇叭里首先响起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蛮里蛮气的口音:“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会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叫,随即,只见一个人应声倒下。周围的人一看鲍福倒在了地上,连忙去搀扶。这时,他已经人事不醒了……鲍福在家里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当他勉强睁开眼睛时,只觉得四肢无力,头脑发涨。医生的诊断结果是,长期劳累过度,再加上因愁闷而造成的神经衰弱的影响,致使气血供应不足,身体虚弱。唯一的办法就是静下心来休息一阵子。就这样,鲍福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一个多月。这期间,北院的墙壁又接了两茬,由于事先计划周密,工地上的事儿没有受到半点儿影响。在养病过程中,鲍福最感到欣慰的事情就是阳历的十月十六日,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鲍福挣扎着坐起来,无限感慨地对桂晴说:“我说呢,这几年,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儿,原来是王、张、江、姚这四个人在毛主席身边使了手脚。既然如此,那以后‘割资本主义尾巴’、‘拿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口号再没人喊了?谁再有钱也不算丢人了?哈哈,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四人帮’怎么早不完蛋?要不是因为他们,我能卧病在床吗?看来人一旦上了岁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想当年,毛主席是何等的英明啊!林彪够狡猾的吧,愣是精不过他,什么事情能瞒得了他老人家?可是年纪一大,就糊涂了,连‘四人帮’这几个小毛孩子他老人家都招架不住啦,你说这可悲不可悲?”桂晴冲他笑笑,什么都没说。
第四十章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起来。在早晚的时间里,有些怕冷的人甚至穿上了棉衣。虽然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季,但庄户人家仍习惯地称作秋天。田野里,那些高杆儿的庄稼早已收拾干净,只剩下地瓜、胡罗卜之类的根茎作物。地瓜秧儿被霜打得一片黢黑,就像被火烧焦了似的;罗卜樱儿虽然还保留着绿意,但毕竟搀杂了浓浓的墨色。这时节,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只有鲜嫩的麦苗儿独领风骚。南飞的大雁一天到晚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统一的号令,络绎不绝……紫寅老先生夜不能寐,触景生情,诗兴大发,欣然提笔,挥洒出这样的联句:丹鹤有令穿云去,月光无声入院来。劳作的农人已经不再像前一阵子那样忙忙碌碌了,他们早晚都有些空闲了。在芦花村西北角的十字路口,谈天的人们开始逐渐增多,时间也逐渐延长。黄昏时分,一位年龄四十五六岁的男子,身穿破衣烂衫,背扛破旧不堪的行李包裹,风尘仆仆地沿着公路自西向东而来。当走到芦花村的村口时,他不由得解下行李包裹,擦一把脸上的汗,前后观望了一阵子。当看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从他的附近走过时,他很礼貌地上前问道:“小兄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村庄是不是叫芦花村?”孩子心不在焉地答道:“是。”一边回答,一边继续走他的路。那中年人又客气道:“小兄弟,还得麻烦你一下,大队部在什么地方?汪清贤住哪儿?”那孩子一来急着办事,二来早就对汪清闲怀有成见,一听是汪清贤的亲戚,本不想跟他多费口舌,但一看此人蛮客气,只好极不情愿地交代道:“汪清贤家我没去过,大队部就在前面不远。”说罢,一溜烟地跑了。中年人摇了摇头,笑笑,只好重新背起行李包裹,少不得再向前面十字路口人多处打扰一番。来到近处,他一眼就看见了站在中间的那个大高个儿,于是激动不已地向前攀问:“这不是姬卿大叔吗?你不认识我了?”姬卿被来人问得一愣。他上下大量了一下这位打扮得跟叫花子一样的中年人,面色冷酷地摇了摇头:“不认识。你是从哪儿来的?要找谁啊?”“真的不认识了?”中年人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苦笑,“也难怪!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了。告诉你吧,我是袁在存,咱们还是同学呢!”姬卿好像记起来了。他想用笑脸迎合一下,可是努力了一阵子,最终也没能笑出来,脸上的冷酷反而比刚才更强烈了:“哦,你,你来了?汪清贤好像这会子在家里吧。”袁在存并没有十分在意他的表情,却一眼看见周围的人有好几个过去他都认识,于是惊讶道:“哎呀,这不是西成大叔吗?这不是昭泰大哥吗?…… …”出乎他意料的是,被他唤作“大叔”“大哥”的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热情。人家简单地跟他打过招呼之后,便不再理会他了,甚至连“从哪里来”“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的话都没有问及。他真没想到几十年不曾回家,偶然回一次家,村里人对他竟然是如此冷淡。他的心不由得冰冷起来。这时,在场的人一阵阵骚动,很快人们便走散了。乱哄哄的十字路口刹那间只剩下他一个人。都走了,他还站着干什么?于是他也走了。他刚刚离开,十字路口又不自觉地站满了人。这回,大家又有话题可谈了。“穆姬卿,你小子也太嫌贫爱富了吧?人家袁在存大老远地跑来要认你这个同学,你怎么连一口白开水都不让人家喝呢?还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呢,狗屁!”一个年轻人嘲弄道。穆姬卿被弄得面红耳赤,他稍做心态调整,便回戈一击:“还说呢?你小子要是仁义,刚才跑什么?你应该把他接回自己家里住才对呀!”显然,年轻人没料到对手会来这么一手,他一时被噎得只瞪眼珠儿。稍后,他又随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去认我呀!”“都别说了。”一位年长者走到众人中间,压住乱哄哄的声音,“我看今儿个最难为情的还是汪清贤,这回又够他喝一壶的了!”果然这几句话起到了领导新潮流的作用。一时间,大家纷纷围绕着这个话题谈论不休。“他跟汪清贤到底是啥关系?”一位小伙子好奇地问。“这你就不记得了吧!”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显然在为自己优越的年龄而骄傲,“袁在存的姑奶奶是汪清贤的奶奶,论亲戚,他们俩算是表兄弟。袁、汪两家在咱们芦花村都是单门独户,所以他们两家不亲也得亲。”谈论是分散进行的。有的是两人一组;有的是三人一组;也有的认为自己成不了旗号,只能站在一边儿旁听,碰巧遇到谈论者一时语塞,说不定还可以临时补个缺儿。“袁在存这些年来都在哪儿混了?”“天知道?看样子是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你瞧他那身打扮呀,不讨饭才怪呢?”“他现在还回来干什么?反正就这样了,家里又没什么人。”“叶落归根嘛。好歹他还是芦花村的人。趁现在还不老,总得弄个窝儿吧,人家这叫聪明。”“我觉得如今他投靠汪清贤不会有好果子吃,你瞧汪清贤那德行,不信能容得了他?”“说对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家,兴许还能顾个大面儿;投靠他呀,哼,门都没有。算了,算了,天大黑了,咱们该回去了。”转眼,十字路口出现了暂时的冷落。大家伙估计得一点儿没错。此时汪清贤正板着脸子跟袁在存说话呢。“这事儿要说还得怪你,你既然打算回来了,就得事先打个招呼。你看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说让我到哪儿给你找地方去?不是我不留你,就家里这么个破地方,连我自己都住不下,总不能让你睡在地上吧?”汪清贤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袁在存为难地说。“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汪清贤把脸转到一边,根本就不愿意看到这副穷酸相。停了一会儿,他好像有了主意,“要不,这会儿趁大队里还有人,你过去跟他们说道说道,兴许他们会可怜你的。”“那也只好如此了。”袁在存哭丧着脸就要出去。“等等。”汪清贤冲着走出门槛儿的袁在存道,“把你的行李也带过去,这样才能表明你的身份,他们才会可怜你。”“那好吧!”袁在存带着一脸的无奈离开这个家门。大队的答复比汪清贤好不了多少,只不过在态度上比汪清贤说得委婉了一点儿。同样,申请临时住处的事情遭到了拒绝。文圭汝当时也不知道是真有事儿,还是故意躲起来,没等袁在存坐稳,便火急火燎地窜了出去。剩下几个家住村子西端的大队干部只好软磨硬泡地跟他周旋。最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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