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圣经-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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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哥们搬开一个个箱子，吴涛边开银边说这是他女儿和小孩子的衣箱，一打开面上便是｜乳罩和女人的衣裙。他突然感到难堪，想起红卫兵在他小屋里查抄老谭的东西翻出避孕套时的情境，挥挥手说算了吧。唐哥们又在检查沙发，掀开垫子，伸手摸索沙发扶手的夹缝，大抵是搜查者的本能，一旦承担起搜查的角色。他巴不得赶快结束，包上了几捆信件、公文材料和笔记本。　
　　“这都是我私人的信件，同我的工作没有关系，”吴说。　
　　“我们检查一下，都要登记的，没问题的话再还给你，”他驳了回去。　
　　他想说而没说出的是，这已经很客气了。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了！”吴迟疑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这话。　
　　“红卫兵来过？”他问。　
　　“说的是四十多年前，我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吴眼皮皱起，似笑非笑。　
　　“可你们镇压群众不也抄家吗，恐怕还没这麽客气吧？，”他也含笑问道。　
　　“那都是机关的红卫兵干的，我们党委没做过这样的决定！”吴断然否认。　
　　“可也是政治部提供的名单！要不然他们怎知道查抄谁，怎么就不也查抄查抄你呢？”他盯住吴反问。　
　　吴不出声了，毕竟老於事故，还默默送他们到院子门口。可他知道这老家伙同样很他，有朝一日官复原职，会毫不动容便置他於死地，他必需掌握足以把吴打成敌人的材料。　
　　回到机关大楼，他连夜翻看吴的那些信件，发现了一封称吴为堂兄的家书。信中写道：人民政府竟大为怀，从轻发落，但现今生计艰难，疾病缠身，家中尚有老小，唯盼堂兄能同当地政府递上句话，显然是这位亲属有甚麽政治历史问题求吴解救。他却把这封信塞进个公文包里，写上已查，没去追问，心里有个障碍。　
　　那些日夜他几乎不回家，就睡在充当他们造反组织指挥部的办公室里。日日夜夜，大会小会，各群众组织间串联与分歧，造反派内部也争执不休。人人像热锅里的蚂蚁烧得乱窜，个个宣称造反。老红卫兵也宣布造党委的反，改组为　
　　“红色革命造反纵队”，连政工干部们都成立了战斗队，变节、出卖、投机和革命与造反，也分不清楚，纷纷自找出路。原有的秩序和权力网络一经打乱，重新纠结组合，都发生在这座蜂巢样的办公大楼上下，无数的密谋又不仅仅局限在这楼里。　
　　无论哪一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会上，吴涛都少不了被揪斗。大年们斗得更凶，挂牌子弯腰低头不算，还反拎胳膊压住膝盖，弄得栽倒在地，如同几个月前他们整治牛充蛇神那样，把被造反派夺去的威风转移到吴涛身上，被党抛弃了的这位老书记不仅成了一头无用的老狗，而且谁都怕沾上骚臭。　
　　一天雪後，他在大楼的後院见吴涛在铲踩得滑溜的冰雪，见来人了便赶紧快铲。他站住问了句：　
　　“怎麽样？”　
　　老头立住铁锹，呼呼直喘，连连说：　
　　“还好，还好。他们打人，你们不动手。”　
　　吴摆出一副可怜相，明明在向他卖好，当时他想。他对这无人敢理睬的老头的同情却是在一年之後，老头总穿件打了补丁肮脏的蓝挂子，每天早晨拿个竹篾编的大莒把，低头扫院子，过往的人一眼不看，双肩下错，腮帮和眼窝皮肉松弛，真显得衰老了，倒令他生出些怜悯，但他也没同老头再说过话。　
　　你死我活的斗争把人都推入到仇恨中，愤怒像雪崩弥漫。一波一波越来越强劲的风头，把他推拥到一个个党的官员面前，可他对他们并没有个人的仇恨，却要把他们也打成敌人。他们都是敌人吗？他无法确定。　
　　“你大手软啦—．他们镇压群众的时候绝不留情，为甚麽不把他们这此一打手统统揪上台来—；”大李在造反派内部会议上这样指责他。　
　　“能都打倒吗？”他迟疑了！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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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把所有整过人的反过来再都打成敌人？总得允许人改正错误，讲究点策略，区别对待，争取大多数。”　
　　“策略、策略，你这知识分子！”大李变得暴躁而霸道，话里带一股鄙夷。　
　　“甚麽人都团结，都吸收进来，造反派又不是大杂烩！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葬送革命的！”另一位新进入他们指挥部的党员老大姐学过党史，更为激进，冲著他来，在造反派内部也开始路线斗争。　
　　“革命的领导权必需掌握在坚定的真正左派手里，不能由机会主义分子掌握！”这位造反派党员大姐很激动，脸涨得像一块红布。　
　　“搞甚麽名堂！”他拍了桌子，在这乌合之众中也变得野性十足，却又一次感到委屈。　
　　那些争论、那些义愤、那些激烈的革命言词、那些个人的权力欲望、那些策划、密谋、勾结与妥协、那些隐藏在慷慨激昂後面的动机、那些不加思索的冲动、那些浪费了的情感，他无法记得清那些日夜怎麽过的，身不由己跟著运作，同保守势力辩论，冲突，在造反派内部也争吵不息。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不夺权这反就白造了！”大李火气十足，也拍了桌子。　
　　“不团结大多数群众和干部，这权你夺得了吗？”他反问。　
　　“以斗争求团结，团结存！”于拿出了《毛泽东语录》，论证他软弱的阶级根源，　
　　“不能听你的，知识分子一到关键时候就动摇！”　
　　他们都自认为血统的无产阶级，这红色江山就该属於他们。无论革命还是造反，都归结为争夺权力，这麽条真理竟如此简单，令他诧异。可他究竟要甚麽，当时并不清楚，造反也是误入歧途。　
　　“同志们，革命紧要关头不夺取政权，就是陈独秀！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员大姐引用党史，撇开他，向参加会议的人发出号召。　
　　“不革命的趁早统统滚蛋！”还有更激进的跟著喊，後来者总要居上。　
　　“谁要当这头，当去！”　
　　他愤然起身，离开了几十人抽了一夜菸乌烟瘴气的会议室，去隔壁的一个办公室，拉起三把椅子睡觉了。他愤慨，更多是茫然。不是革命的同路人便是造反的机会主义分子？他大概还就是，困惑不已。　
　　那个除夕夜就这麽不欢而散。新年之後，混战便由大李们和几个最激烈的战斗队宣布接管已经瘫痪了的党委和政治部开始的。　
　　“砸烂旧党委！砸烂政治部！二切革命的同志们，支持还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分界线，不容含糊！”　
　　小于在广里喊，每个办公室人头窜动，同一些工勤人员，解押一帮老干部，还有些壮年的党支部书记，胸前都挂上牌子，由吴涛打头敲一面铜锣，在大楼里一层一层游廊示众。　
　　搞甚麽名堂！革命还大抵就是这样搞起来的。那些平时作为党的化身庄重的领导干部一个个搭拉脑袋，鱼贯而行，狼狈不堪，那位造反派党员老大姐则领头举拳，振臂高呼：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生的红色政权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哥们唐学首长检阅的模样，频频向挤在过道里和堵在办公室门口看热闹的众人招手，引得”些人发笑，另一些则铁青著脸。　
　　“我们知道你反对夺权——士刖中校说。　
　　“不，我反对的是这种夺权的方式，”他回答道。　
　　这位说客是从军队转业来的政工干部，只当上个副处长—这混乱之中也是位跃跃欲试的主，笑嘻嘻对他说：　
　　“你在群众中比他们有影响得多，你出面我们支持，我们希望你拉出个队伍来同我们合作。”　
　　这场谈话是在政治部的机要室，他之前从来没进去过，机关的文件和人事档案，也包括记载了他父亲的问题的他的档案，就存放在这里。大李们夺权时把这些铁皮保险柜和锁上的文件柜都贴了封条，可也还随时可以撕掉，但这些档案却无人敢销毁。　
　　前中校在大食堂吃晚饭时找到他，说的是想同他个别交换交换意见，约在这里想必也别有用意，他进来的时候多少领会到了。他知道前中校背後是谁，几天前党委副书记陈把瘦骨怜峪的大手搭在他肩上就传达了这信号。陈本来主管机关政治部，平时不苟言笑，挨批斗之後脸色更冷峻了，在楼道里从他身後上前，当时前後无人，居然叫了声他的名字，还带上个同志。陈那骨节嶙峋的大手搁在他肩上不过一两秒钟，然後点了下头，便过去了，似乎是不在意的举动，却表现出意乎寻常的亲近，装做忘了他曾在大会上也批斗过他。他们比起那些造反的乌合之众，政治经验老辣得当然不是一星半点，反而向他伸出手。可他远不是玩政治的老手，也没这麽狡猾，只想到不能同他们为伍，於是重申：　
　　“这种夺权我不赞成，但并不反对夺权的大方向，我毕竟支持造党委的反。”　
　　踌躇满志的这位前中校沉吟了一下，点点头！说：　
　　“我们也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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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就像说我们也喝茶一样。他笑了笑，没有再说话。　
　　“这只是我们个人间随便谈谈，刚才那番话就当没说。”前中校说完便起身。　
　　他也就离开了机要室，拒绝了这番交易，也隔断了同他们的联系。这场谈话不到十多天，春节过後，二月初，老红卫兵和一些一政工干部重新组合起队伍，反夺权，砸了造反派控制的机关大楼里的广一站。双方组织发生第一场武打，有人皮肉受了点伤，他当时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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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纯文学，纯粹的文学形式，风格和语言口、文字的游戏和语言结构与程式，它自行完成而不诉诸你的经验、不诉诸你的生活、生之困境、现实的泥坑和同样肮脏的你，这文学还值得写吗？纯文学即使不是一个遁词，一个挡箭牌，也是一种限定，你没有必要再钻进一个别人或你向自己设限的囚笼里去。　
　　你不为纯文学写作，可也不是一个斗士，不用笔做武器来伸张正义，何况那正义还不知在哪里，也就不必把正义再寄托给谁。你只知道你绝非正义的化身，所以写，不过要表明有这麽种生活，比泥坑还泥坑，比想像的地狱还真实，比末日审判还恐怖，而且说不准甚麽时候，等人忘了，又卷土重来，没疯过的人再疯一遍，没受过迫害的再去迫害或受迫害，也因为疯病人生来就有，只看何时发作。那麽你是不是想充当教师爷？比你辛苦的教员和牧师遍地都是，人就教好了？　
　　这令人绝望的努力还是不做为好，那麽又为甚么还去诉说这些苦难？你已烦不胜烦却欲罢不能—非如此发泄不可，都成了毛病，个中缘由，恐怕还是你自己有这种需要。　
　　你唾弃政治的把戏，同时又在制造另一种文学的谎言，而文学也确是谎言，掩盖的是作者隐秘的动机，牟利或是出名。这般功利和虚荣达不到还止不住笔！自然有更深层本能的冲动，恰同动物。同一般动物的区别则在於这冲动如此顽固而持续！不受冷暖饥饱或季节的影响而不可抑止，恰如排泄，要排泄便排泄，而较之粪便排泄不同之处，又在於还要把排泄物赋予情感和审美，壁一如说忧伤，并且把这样的忧伤和自娱纳入语言口中去。你揭露祖国、党、领袖、理想、新人，还有革命这种现代的迷信和骗局的同时，也在用文学来制造个纱幕，这些垃圾透过纱幕就多少可看了。你隐藏在纱幕这边，暗中混同在观众席里，自得其乐，可不是也有一种满足？这世界到处是谎言，你同样在制造文学的证言。动物都不撒谎，苟活在世上是怎样便怎样。人却要用谎言来装饰这人世丛林，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远比动物狡猾的人需要用谎圭口来掩盖自身的丑陋，为也生在其中找寻点理由。用诉苦来代替痛苦，那疼痛便似乎可以忍受了，早年乡里人送葬的哀歌便有这种麻醉作用，而且会唱上瘾，教堂里做弥撒的乐曲不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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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索里尼把萨德的作口叩加以改编，搬上银幕，把政治权力与人性的丑恶展示给人们看，就靠的这张把真实同观众隔开的银幕，让人觉得在暴力与丑恶之外观看，那暴力与丑恶也就有其迷人之处，大抵便是艺术和文学的奥妙。　
　　诗人之所谓真诚，也同小说家所谓的真实一样，作者隐躲在背後如同在镜头背後的摄相者，都貌似公正，冷静，客观的镜头後面—反过来投射到底片上的也还是由爱恋和自怜，抑或自淫和受虐，那虚假的中性的眼光依然被种种欲望驱使，所呈现的都已经染上了审美趣味，却假装用冷眼漠然看世界。你最好还是承认你写的充其量只是逼真，离真实还隔了层语告口。系经营语言，把情感和审美绸织进去，而将赤裸裸的真实蒙上个纱幕，你才能赢得回顾端详的快感，才有胃口写下去。　
　　你把你的感受、经验、梦和回忆和幻想、思考、臆测、预感、直觉凡此种种，诉诸语言口，给以音响与节奏，同活人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现实与历史，时间与空间，观念与意识都消融到语言实现的过程中，留下这语言制造的迷幻。　
　　与政治骗局相比，文学的迷幻的在於作者和读者两厢情愿，不像政治骗局中被耍的不接受也得接受！文学则可看可不看，没这种强制性。你并不相信文学就这么纯洁，所以选择文学，也不过藉此排泄。　
　　再说，你不论战，不以论敌的高矮来伸长或截肢，不受理论的框架来剪裁或修补自己，也不以别人的趣味来限制你言说，只为自己写得痛快！活得快乐。　
　　你不是超人，尼采之後，超人和群盲这世界都已经大多了。你其实再正常不过，正常得不能再正常，实实在在得不能再实在，心安理得，泰然自在，嬉笑如弥陀佛，但你也不是佛。　
　　你只是不肯牺牲，不当别人的玩物与祭品，也不求他人怜悯，也不忏悔，也别疯癫到不知所以要把别人统统踩死，以再平常不过的、心态来看这世界，如同看你自己，你也就不恐惧，不奇怪，不失望也不奢望甚麽，也就不忧伤了。倘想把忧伤作为享受，不妨也忧伤一下，随後再回到这极平常的你，嘻笑而自在。　
　　你也就不那麽愤世嫉俗了，这总也时髦。也别夸大了对权力的挑战，所以幸存，有这分言说的自由，也得到别人的恩惠。人不负我我不负人，是条虚假的原则，你既负人，人虽也负你，可你得到的恩惠加起来没准更多，诚然也是你幸运，还有甚么可抱怨的？　
　　你不是龙，不是虫，非此非彼，那不是便是你，那不是也不是否定，不如说是”种实现，一条痕迹，一番消耗，一个结果，在耗尽也即死亡之前，你不过是生命的一个消息，对於不是的一番表现与言说。　
　　你为你自己写了这本书，这本逃亡书，你一个人的圣经，你是你自己的上帝和使徒，你不舍己为人也就别求人舍身为你，这可是再公平不过。至福是人人都要，又怎麽可能都归你所有？要知道这世上的幸福本来就不多。　
　　“甚麽？”　
　　“我住在隔壁院子里，来找房东，我那房原先的房主！好几个月没人收房租了。”他准备好的解释。—　
　　老女人甩掉手上的肥皂沫，指了指边上挂把锁的厢房，便不再理会，哩须使劲柔差盆里的被单。　
　　他只能推测房东一家也出了问题，连他们住的房子也充公出让了，　
　　早春三月，他去了北京远郊西山里的斜河涧。从西直门那个主要是货运的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