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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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姐说：“别乱说好不好？我心里正乱着呢。”
　　我说：“我没有乱说。你要是确实走不开，我可以来跟你一起供着那尊活佛吧？”
　　玲姐说：“你还嫌不够乱啊？”
　　我说：“我来陪你一起照顾老易，怎么说是添乱呢？”
　　玲姐说：“你就是在添乱。”
　　我说：“表姐辛苦了，表弟来替一夜，不能说是添乱吧？”
　　玲姐说：“你就是在添乱。”
　　我说：“你一定要这么说，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本来想告诉你，我这个表弟快当到头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必要说。”

（）
　　玲姐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我妈看见了你的照片，在我的钱包里。”
　　玲姐没说话。接着，我把母亲是怎样发现照片的过程告诉了她。
　　玲姐问：“你没说什么吧？”
　　我说：“我还能说什么？还用得着我说什么吗？”
　　玲姐说：“她看见照片是一回事，你说不说是另一回事。你没说什么就行了。”
　　我说：“这么简单啊？”
　　玲姐说：“还能怎么样呢？除非你想弄复杂。”
　　我说：“我要是照实跟母亲说了，说不定更简单一点呢。我总不能一直是这么一个表弟吧？我妈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要骗她呢？”
　　玲姐又停了停，说：“你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你去我家里吧，我们商量商量这事好不好？”
　　我说：“你早这么说，我早就会说好好好了。”
　　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我出去有点事不回来吃晚饭。
　　母亲说：“天儿啊，你要当心啊。”
　　我问：“当心什么？”
　　母亲说：“算了，算我白说。”
第九部分　
　　去玲姐家的路上，车载交通台播报：由于下雪，今日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接着播报了堵塞的路段。我让司机改道东单。经过东方广场的东门时，我看见天桥上有人卖年画，我让司机停了停，说想买张年画。
　　往天桥走过去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和许可佳在东方广场吃回转寿司的那一天，许可佳站在天桥上喊我的情景。她远远地摇着手大喊：“小天！小天！”那样子很像电视连续剧《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明莉香。当时我把这个联想告诉了许可佳，许可佳有点得意地笑着，说赤明莉香正是她的偶像。那时候“东爱风暴”（娱乐记者如是说）已经过去了，但无数的中国少女把赤明莉香这个经典动作从电视屏幕上复制了下来，不时搬到她们的现实生活中去，甘愿让一个日本女明星的姿势遮住本来面目。许可佳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我后来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这不像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人，也许并没有什么本来面目，人的自我像水一样随着瓶子的形状而变化。许可佳正处在被人们的目光和语言雕刻的青春期，似乎很容易就被传媒塑造了。这跟不久以前的我太相似了。这种相似导致我跟她的落差太小，这也许正是我和她交流困难的原因之一，至少是难以激起浪花的原因之一。
　　到了玲姐家，我听见玲姐正在浴室里洗澡。屋子里刚刚收拾过一样，到处干干净净的。电视矮柜上点了一柱印度香。香炉旁有几本英语教材。走进卧室里看看，床上扔着玲姐的内衣。打开音响，是一首英文歌。这一切很熟悉，我却有一种走错了门的感觉，像不留神走进了一个陌生女子的家里。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一点一点想起来了：我刚认识玲姐的时候，她已经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几乎什么班火暴她就参加什么班），其中就有英语。我第一次来玲姐家，就看见过这几本英语教材，而且就摆放在现在摆放的这个位置。搁下了很久的英语教材怎么又翻出来了？这个疑问像香炉里升起的烟缕，缭绕了一会儿，消失了。
　　我敲了敲浴室的门，告诉玲姐我来了。
　　玲姐答应了一声，说她马上就出来，接着问我出门的时候，告诉母亲我上哪儿去了没有。
　　我想了想，说没有，不过她好像知道。
　　玲姐说：“她知道？那她说什么没有啊？”
　　我又想了想，还是说没有。
　　玲姐打开门出来了，穿着一套几个星期前我为她买的新衣服。她这儿扯扯，那儿拽拽，好像有点不合身一样。她问我：“你妈妈不会找到我这儿来吧？”
　　我说：“怎么会？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玲姐说：“就是因为你不怕，我才怕啊。想想那天在烤鸭店里，其实我怕得要命。”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妈找不着你这儿的。”
　　玲姐说：“万一她让许可佳带她来怎么办？”
　　我笑了，觉得玲姐像变了个人似的。跟烤鸭店的举止一比，她这会儿简直像个胆小莫名的小女生。原来她一直是强撑着的，我心里涌起一股要保护她的冲动。我把她揽到怀里，轻声安慰着她，说许可佳即使带着我妈妈来了也没关系，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坏事。玲姐摇摇头，说：“我说不过你，可我就是担心叫她们知道了。这两天真是担心得要命。要是问起来，你可一定不要承认啊。”


　　我又笑了。有点想问问她，她现在跟老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话到嘴边，却谈起了许可佳。我告诉玲姐，今天许可佳向我母亲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母亲跟许可佳编了个挺复杂的故事。我问要不要我跟她讲一遍。
　　她摇摇头说不用。想了想，又说：“本来你们家的那些表亲，我还是很有兴趣听一听的，可这会儿一提起这个就心烦。作孽作孽，我们真是难为你妈了。”
　　我说：“先不要忙着内疚吧，等你嫁给了我，给我妈当儿媳妇，多孝顺一点，也就补上了。”
　　玲姐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又乱说开了。”
　　“这怎么又是乱说呢？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在老易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这样，不会是真要嫁给老易吧？”
　　“我不会嫁给他的。他这人太好了。”
　　“这样啊，好的，好的。那你跟他说好了没有？”
　　“以后再说吧。”
　　“又是以后，以后。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总得有个清楚明白的说法吧？”
　　“你不要着急好不好？用不了多久，我想我会给你一个说法的。”
　　我问具体什么时候。
　　玲姐想了想，说：“夏天吧，最迟儿童节。”
　　一丝隐隐的不安又像印度香的香烟一样飘散在空气里。这么长时间，天知道会发生多少事。即使是像有一些日子那样，来上一段冷战，也够让人受的。拖得太长，对她对我都不好。我觉得应该给她一点压力，让她早点敲定。
　　我有点夸张地摇着头，说我觉得最好提前，最好在她生日之前。“４月１９号。到了这一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就当你是古时候的淑女了，什么那个摇头不算点头算的。然后向所有的人宣布。”
　　玲姐望了我好几秒钟，说：“怎么搞得像最后通碟似的。”
　　我说：“随你怎么理解，反正到了这一天，就不要怪我了。”
　　她又望了我几秒钟，说：“好吧，我尽量争取在这以前告诉你吧。”
　　闲扯了几句，玲姐让我去洗个澡，要我换上一套她为我买的新衣服。脱衣服的时候，我听见她打电话给一家餐厅叫送餐。等我出来，发现她已经把我买的年画贴上了，屋子里顿时有了一点过年的喜气。还发现她把棋具摆在了茶几上。
　　我和玲姐有很久没有下过围棋了。最后一次下棋，是在怀柔山中的湖边。她白衣胜雪，坐在湖边一棵大槐树下。在她旁边，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下就睡着了。湖边很静谧，几乎能听见野鸭子的心跳。
　　我摸出一枚棋子抚弄着，一边回想着玲姐那天下棋的样子，一边随手把棋子敲在棋盘上。棋盘上落下十几颗棋子后，我才发现这正是我跟玲姐那天下的一局。那天我没有让子，且执黑先行。布局是从天元开始的。也许应该说，一种情爱语言是从宇宙深处开始的。她紧紧跟随着我，对天元的棋子飞挂了一手，像轻轻拉起了我的一只手。舞蹈就这样从棋盘的中心开始了。双方基本上放弃了争城夺地的胜负心，思考着怎么在黑白棋形的变化中保持住微妙的平衡。默契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共同目标是终局和棋，谁也不战胜谁。从棋理上来说，这一盘几乎是“反围棋”。一方有了失误，另一方就绞尽脑汁把对方失误的那一手变成妙手。一方有了妙手，另一方就想出相应的妙手让对方的妙手更光彩夺目。风起，金黄细碎的槐花缓缓落在身上，落在棋盘上。我和玲姐不时伸手把槐花从棋盘上拈出来。喜悦在湖光中缓缓流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玲姐，以前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人像我们这样下围棋。
　　我一点一点回忆着后来的每一步，越到后来越困难。有时候要想好几分钟，才能往棋盘上落下一颗棋子。玲姐微笑着望着我，眼眶有些湿润。见我复盘艰难，她托着腮跟我一起想。不一会儿，我看见她额头上有了汗水。我让她不要想了。她摇摇头，不肯从炽热的思索中抽身而退。她把汗蹭在我肩膀上后，继续回想着。
　　这是一局没下完的棋。因为哑巴农妇钻进草丛里捉那只正在打瞌睡的野鸭子时，野鸭子突然挣扎起来，呱呱的鸣叫声嘶哑悚人。
　　我和玲姐终于回忆到被中断的地方。玲姐走到我对面坐下，说：“咱们接着下完吧？”
　　我说：“好啊。”
　　心里马上泛起了在湖边中断的喜悦。但下了几手后，却感觉到棋盘上生出了一股凉气，挨着这几手白棋的黑棋，仿佛都在微微颤动，试图远远逃离。再看看全局，那股凉气已经改变了整个棋势，一直波及到棋盘的最边缘。每一颗都在挣扎，都在呼喊救援。从前亲密相依的黑白子此时看起来，都像是在贴身肉博。如果以胜负来论的话，黑棋几乎大势已去。要想挽回来保持平衡，好像不是我的功力能办到的事。我悬在棋盘上方的那颗黑子久久无法降落，我收回手，吃惊地望着玲姐。　
　　玲姐面无表情。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天玲姐是要借下棋来决定自己是否悄悄出国。出国的念头她早就有了，真正变得清晰起来，是去年１１月下旬我跟她在床上长时间交手辩论的那个晚上。但此后，她一直下不了决心。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我给结结实实地卡住了，动弹不得，无法自拔。”于是想出了这么一套不完全听天由命的决断程序。决定用这套程序来决断自己的未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有点怀疑她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的精神状态，随即又打消了自己的怀疑。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她，这本身就是卡住她的一个原因。她总得给自己找个出口，不管用什么方法。选择这套程序，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选择。
　　程序稍稍有点复杂：首先在棋盘上分出黑白输赢，然后再用从道士手里买来的棋子猜黑白决定输赢的意义。具体地说，假如白棋获胜，则由执黑棋的我来猜她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我猜对了她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她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反之亦然：假如黑棋获胜，则由执白棋的她来猜我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她猜对了我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我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不考虑和棋情况，排列组合一共８种，出国和不出国的可能性各占一半。
　　这天我不知道玲姐心里是这么一番打算，吃惊了几秒钟，又挣扎着走了几步。后来，我觉得她可能是要在平手的情况下赢我一局，以后好取笑我。我就嘿嘿地笑着认输了。
　　但我认输后，没从玲姐脸上看出什么高兴的表情。她的脸色甚至可以说有点凝重。她叫我跟她一起去阳台上的蒲团上盘腿静坐了一会儿。十几分钟后，她取出了从道士那里买来的一黑一白两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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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又要猜这个玩呀？”
　　她说：“这回不是闹着玩，你可要用心猜。”
　　她双手捧着两枚棋子，像作辑似的摇了三下，然后一手抓一枚。左手握拳向前，伸到我面前，右手藏在身后，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我想都不想，就对她说：“黑色。”
　　她打开手心一看，果然是黑色。
　　我笑起来了。她也笑起来了。我看见她眼睛里有泪光闪动，说：“瞧你，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她抹抹泪，说：“真是的，我怎么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这么好的大节，这样可不好。真是对不起。”
　　我说：“怎么又认真起来了？也好，你身上又多了一种认真之美。”
　　玲姐笑了笑，没说话。吃过年饭后，我们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有好几次我把头搁在玲姐怀中差点睡着了。这天我特别疲乏虚弱，本来想在这里过夜，后来想到母亲会盘问，十二点之前我还是下楼打车回家了。
　　初三，许可佳上门拜年。
　　许可佳告诉我母亲，说头天玲姐上她家里拜年来了，她问玲姐记不记得什么姑什么姨时，玲姐说，记不得了。许可佳嘻嘻地笑，对母亲说：“那些姑啊姨啊，她居然一个也记不得，她比您年轻十岁多吧，记性怎么这样差呢？还是您记性好。”母亲脸红了，打岔骂我，骂我那几天把她气糊涂了，那些姑啊姨啊记错了几个兴许也是有的，她那一辈的表亲实在太多了。然后骂我不该把耳环弄丢了，拉起许可佳的手，要去逛街。
　　这天我父母和许可佳一直到快吃晚饭时才回来。到处都在打折，我父母买了不少东西准备带回去送人。三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让我下楼接他们。一进屋许可佳就让我看看她的左耳，接着把右耳转过来给我看，我看见了母亲给她买的一对耳环，随口夸了几句。买耳环的钱本来是要给我压岁的，年三十晚上母亲拿出来在我手心里拍了一下，又收回去了，然后将用途告诉了我。当时我笑了笑，说：“那你再来一下。”我母亲居然真的在我手心里又拍了一下。
　　晚饭后送许可佳下楼，从五楼到一楼，我和许可佳一句话也没有说。耳朵里灌满了下楼的脚步声，还有零星爆炸的炮竹声。
　　走到门洞口，许可佳让我别送了，我说没事，送她出小区我也可以顺便在小区里散散步。许可佳说：“你要散步等我走了再去好不好？我总觉得你要告诉我什么坏消息一样。小天，要是有坏消息，这会儿你千万别说，让我自己慢慢弄明白。”说完，转身走进了雪地里。
　　她的话忽然在我胸中产生了回声，每个字都让我有点惆怅，这是我们交往中很少见的事。寒风扑面，傍晚的雪地上，她的背影显得那样孤单柔弱，我心里怦怦地跳了两下。
　　我叫了一声：“许可佳。”
　　许可佳回头望了望我，像赤明莉香一样摇了摇手，说：“回去吧。”
　　春节过后，我被调回了公司总部，给韩总当秘书。林秘书怀了孕，人力资源部给韩总准备了两名秘书候选人，韩总却点名要我。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日子真可以用忙得要命来形容。父母离京的时候，我等不及火车开动，便返回了公司。玲姐那边去得比较少。交接工作。学车。写讲话稿。喝酒吃饭也成了个事。陪韩总下围棋。替韩总领福利。我跟在韩总后面城里城外的走动，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我一只手端着韩总的茶杯，另一只手拎着两个公文包，其中一个公文包里装着围棋。
　　我知道公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