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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宋末之山河动-第5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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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７７章 实用主义（）
赵昺既然明白报纸上炒作李广不过是一群落第举子借其发泄不满，因此也并没有去干涉，而是任其为之。不过他也接着众士子们烧热的锅，又把风向引向了当世的英雄们，把热度刚刚降低的‘绝不放弃任何一个袍泽兄弟’和好男儿当从戎又复炸了一遍，当然其中有了更多的爆料和解密。
人的潜意识中总是有着‘喜新厌旧’的心理，李广毕竟是死了千年的人了，不知道被翻来覆去炒作了多少遍，却依然是些陈词滥调，尤其是那种充满悲戚色彩的‘负能量’文章很容易让人厌烦。可现实的英雄就在身边，也许其就曾是同村的乡亲，隔壁的邻居，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的，尚大有文章可作。
从前其可能就是乡间泼皮，可从军后却变成了英雄，那么就可以来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军队就是大熔炉，不仅能将坏人教育成好人，还能将其培养成英雄；至于其过去就是好人，现在成了英雄，那文章更好做了，起码可以表明军队没有把人教坏，告诉大家尽可放心交给军队，不必担心学坏。
说蹭热度也好，跟风炒作也好，反正没用几天便将那股影射皇帝的‘歪风邪气’打压下去，在城乡大地上树立起了‘学英雄、做英雄’的良好风气，掀起从军报国、无限光荣的热潮。而赵昺也成功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舆论工具，再次挫败了某些人的阴谋，将一场可能发生的‘公车上书’恶**件消灭于萌芽状态。在热闹了几天后，人们的视线又转向帝国最大的一场赛事——殿试。
殿试在放榜十天后正式开始，不过今年的殿试还是与往年有些不同，首先此次参加殿试的不仅是进士科，而是加入了明法和明经两支队伍，同台竞技，参与争夺魁首。此外还给算学开了分会场，但是他们却是单独排名，另榜公布。
再有就是皇帝除了亲自监场外，觉得主考们出的试题不合意，也是出于防止考题泄露，还亲拟了考题。文科考题是一论一策，论题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策则是一道实例题，而非是大家猜测的有关对蒙元政策的时事题，这让许多人的准备落空。
实例是一日汉文帝出行，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时，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导致拉皇舆的马受惊，文帝也差点受了伤。于是皇帝命令侍卫将那人擒住，交给汉朝的首席**官（廷尉）张释之审讯。经讯问，原来那人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因为听到开路禁行的喝道声，便躲到桥下，过了许久，以为皇帝的乘舆车骑已过，便跑了出来，谁知就冲撞了皇舆（在当时，这叫做“犯跸”）。问题是若汝是张释之当如何处理此案？
至于算学，由于报考的人数本就不多，所以入选者也就三十多个人。但是赵昺确是极为重视，因为他十分清楚数学是现代科学的最基础学科，适用于各行各业及学科。不过他也清楚，当下的数学水平还很低，所以只出了十道应用题，放到现在也就是初中二年级小测验的题目，想看看代表大宋最高数学水准的一帮士子们的真实能力。
因为考生众多，计有进士科三百人、明法科二百一十人、明经科一百二十人，北宫没有一所宫殿能放得下这六百多人，因此主考场设置在殿前广场上。这里早已布置好了桌几和矮凳，由于时间要从卯时直至午时结束，还预备了茶水和点心。
赵昺作为主考自然不能坐在露天地里，而是在中门洞下落座。他看看考场忽然有了前世在大操场上参加期末考试的感觉，只是现在监场的换成了朝臣，巡场的则是侍卫营官兵，而他作为主考忽然有了种成就感，终于轮到自己扬眉吐气，不必趴在板凳上答题了。
试题一挂出，赵昺则发现身边的几位总裁、副总裁脸色便不对了，不过这也不出自己所料，因为这两道题在课本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尤其是那道论述题，在当前只怕还没有人听说过这种观点，且在他们看来更是离经叛道。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句话是出自明代心学的创建者王阳明，其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儒学孔、孟、朱、王四大家。他的学说思想王学是明代影响最大，不仅在中国，在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也影响甚广。对于这位还待二三百年后才会出现的儒学大家，大宋朝的人当然不会晓得，更不会知道其学说。
王阳明对于思与行的关系则这样认为：意在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所谓知，便是对事情各方面的思考与了解，只有思考明白、了解清楚了才能开始行动；所谓行，便是将那些思考明白、了解清楚的东西付诺实践，如此才能有所成就。王阳明指出，圣人之学乃身心之学，其要领在于体悟实行，不可将其当作纯粹的知识，仅仅流于口耳之间。
所以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明阳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其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当下盛行的是理学，而赵昺弄出这么一个与理学相驳的问题来让士子们论述，那么在几位监考的大臣们看来皇帝是不是睡糊涂了，这简直就是要推翻过去已成公论的学说。可当下谁也弄不清皇帝的意图，是在考验士子们，还是在标新立异，因此也不敢多言。
而那道策论题也是让众臣觉得小皇帝太坏了，其实这道题应该说古今多有争论，没有对错。而对错皆在小皇帝心中，一旦与其想法相驳，肯定就被排出在外了。而猜对了小皇帝心思的，则无论文章再烂，也会入其法眼，不仅可以金榜夺魁，将来也是官运享通。
大家都清楚“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这其实是儒者们的共同愿望。而皇帝出法例结果也几乎人所共知，张释之向文帝报告了案情，然后提出处罚意见：“依大汉朝的法律，一人犯跸，当课罚金。”汉文帝听后大怒，说：“此人惊了我的马，幸亏这马儿驯良，要是换了别的马，说不定就将我摔伤了。廷尉你竟然只判处他罚金？”
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规定，当依法执行。陛下如欲加重惩罚，则法不信于民也。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但现在已交到我廷尉这里，我身为廷尉，自当公正执法，若有偏差，则天下的法官都会任意轻重，那老百姓岂不是要手足无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承认张释之是正确的。
根据史书的记载，显然法官张释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应由法官依法裁决，皇帝也不可干预。张释之的那一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也多次为后世的司法官引述，用来对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图。
但宋代的学者、法官提起这起“犯跸”案例时，还是对张释之很不满意，因为张释之还说了一句“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他们认为，作为负责司法的廷尉，实在不应该说出这种违背法理的昏话，如洪迈批评张释之此言无异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
大儒陆九渊更是从一个刁钻的角度发出诘问：假设汉朝的法律规定“犯跸者杀无赦”，那廷尉是不是也应该坚定地按照法条办案，将那个倒霉而无辜的乡下人处死呢？陆九渊的答案是：也不可以处死。他追溯到尚书记载的一项古老的司法原则：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属偶犯、出于过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据这项古老的司法原则，陆九渊认为，“犯跸案”中的那个乡下人，只是偶尔的过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汉文帝受了伤，也应该从轻发落，何况文帝并未受伤。如果当时的法律条文违背了这样的司法原则，法官应提请皇上修订法律，使法条合乎正义。因此，张释之应该向文帝解释清楚法理所在，而不是以“今法律如此规定”相敷衍。
想想本朝的大儒们见解都不统一，那么对于士子们来说便更为艰难，简单的以案论案只怕难以令人满意，而‘妄加阐述’怕又不知道得罪了那位主考。可要是坚持‘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观点，只怕皇帝又不高兴，谁知道这是不是其在试探他们对君王的态度呢！
其实赵昺的想法很简单，希望能通过考试选出与自己理念相似者，为进一步的推行新政做储才准备。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中挑选出些实用性人才，而非那些只会死记硬背条文，却不通应用的书呆子，其即便笔下文章能写出花来，可对公务一窍不通，那其在赵昺眼中还不如一个种地的文盲有用，起码他还能种出粮食，为国家缴纳赋税。而其却不过是一个浪费粮食和国孥的废物。
此外，自从赵昺掌握权力的同时，三思而行已经成为朝臣们时时挂在嘴边的话，他们以为这是对冲动气盛的年轻人最好的劝谏，而他也知道后世这句话依然倍受世人的推崇。因为人们相信，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才是最好的，经过反复思量的行动才能顺利地进行。
对于三思而行，赵昺觉得也没有错，思考与行动，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如人之生老病死，难以避免。小到处理家庭琐事，大到掌握国家命脉，不假思索地行动和多番思虑却不见行动的人，轻则败家，重则亡国。思与行，不可偏其一，这亦是中国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沉痛教训。
赵昺厌恶的只是不幸由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重思考而轻行动的风气。或许是过于谨慎，过于追求万无一失，人们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无限的沉思之中，结果越想越觉得准备不够充分，越想越觉得存在很大的问题，想着想着，本可以尝试的想法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疾而终。
而赵昺却明白由于人的四维空间是无限宽广的，不受客观事物与能力的强行束缚，因此，想着想着便偏离正轨、越想越远而找不到重点的。当人们在思想的海洋中畅游太久而迟迟不上岸来付诸实践，结果无疑是窒息于其中，彻底失去付诸实践的机会与能力，此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所在。
赵昺是实用主义者，他并不能领会王阳明的所有观点，也参不透其所谓的心学，但他以为只要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可以拿来用。而这点儿正与自己秉承的‘实践出真知’观点相合，也有助于改变当前的风气，至于是否与朱熹的理念向冲突，那都是次要的，他要的只是实干家，却不是空想家。
另外赵昺两世为人，也看清楚了一些事情的本质，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完美和正确的学说，其不过也是因时而生，在这种环境下是正确的，换个时间和地点那就错误的，就像朱熹和王阳明同时儒家的大师级别的人，脱离了现实能说出谁是谁非吗？
所以赵昺认定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就是最大的理，强者永远认为拳头大才是世界公理。而当下灭了蒙元，恢复中原才是正理，一切都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来做，至于是否是什么离经叛道，奇谈怪论等待后世去评说，或是待自己完成了大业，再去反思吧
第９７８章 人才难求（）
对于实用型的技术人才，在大宋也有了相对的技术职称，也就是可以授官，但是由于难以晋升，品级都很低，另外传统观念上做官才是读书的正途，所以参加医科、算科考试的人数都很少。以赵看出了那些真正的热爱的人，就是自觉无望中榜，才退而求其次参加这些杂科考试，以求能够中选，作为谋生手段。
在赵看来其实宋朝对于医学还是很重视的，并在各州设有专门的学校，还建立了初级的分科，计有方脉科、针科、疡科三科目。细分为大方脉（内科）、眼科、口齿咽喉科、风科、疮肿兼折伤科、产科、小方脉（儿科）等。教授由翰林医官、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担任。
学生招生的规模比唐代有所扩大，学习内容方脉科教材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以《巢氏病源论》、《龙树论》、《千金翼方》为小经。此外各科另加该科的专著如大方脉加学《伤寒论》等。针、疡两科去《脉经》，增三部针灸经。还曾修订《新修本草》、《素问》等医学名著也有新的注本和校订本，这些也是医学的学习用书。
太宗时，编辑了《太平圣惠方》，后来据此书选编了《圣惠选方》作为教材。《圣济总录》、《洗冤集录》里，都记录了人体骨骼系统的结构以及相关骨病的研究，随着外科学的发展，麻醉学和法医学也飞速发展，为了进行直观教学，采用图解、教具，如《仲景三十六种脉法图》、“针灸铜人”等。还仿唐制，开辟药园。
学生毕业考试分三场：第一场为普通考试，问三经大义五道，三科皆得受试；第二场方脉科试脉证运气大义各二道；针、疡二科试小经、大经各三道；第三场按各科性质，分别假定治病法三道。学生毕业后，或参加科举，或直接授职成绩最佳者成为高尚医药师，其余或任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府、州医学教授。
元丰年，在原九科的基础上、将外科的三个专业归并为“疮肿兼折疡科”，“金钱兼书禁科”，学生人数也增加到三十名，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科。但赵却发现此次开科报考医科的人数很少，中榜者水平也不高，尤其是吊诡的是外科人数明显偏少，偏重于内科化，而正骨手法却飞速发展，给人感觉就是像内科和外科干了一架，外科被暴揍了一顿，开始走向下坡路。
赵脑袋上虽还盯着‘当世神医’的帽子，不过真实水平只有自己知道。但他却清楚医学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军队的士气，也关系到百姓的健康，再往大里说也就没边了，反正无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而他不仅将过去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杂科拉到殿上一同参加殿试，还将其从御医院办学划归到太学管理，就是要以此表明自己的重视及抬高他们的位置，以此来转变社会风气。
至于算学，赵发现这个最为基础的学科，却并没有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且少有人进行系统和专业的研究。如宋代的几个在数学方面做出贡献者，如沈括、杨辉、秦九韶等人皆是官员，对数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出于兴趣，并非作为事业，因此成果有限。
而最让赵感到可惜的杨辉此人，其为钱塘人，在苏、台等地做过官。其继承中国古代数学传统，他广征博引数学典籍，编写了许多数学方面的专著，《详解算法》、《日用算法》、《乘除通变算宝》、《续古摘奇算法》等等，留下了传于后世的‘杨辉算法’。且其不仅著述甚丰，还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数学教育家，去特别注重数学的普及教育，其许多著作都是为此而编写的教科书。
但就是这么一位宝贝，却死于赵继位的祥兴元年，进而无缘相见。若是其能活到当下，赵还是十分愿意与其探讨下数学问题，并请其出山担当‘数学研究院’的山长，负责教授和传播数学知识。可当下只能收集其散失的著作，转由他赤膊上阵，亲自执教了。
今天赵出的十道题，按照当下的水平应该算的上是中、高等难度，涉及了二元方程、多边形求面积等基础知识。而以他刚刚巡场看过，场上的这些‘高手’能解出半数就算不简单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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