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第2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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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称其为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也就没有再为难汪精卫，后来肃亲王不时来狱中看望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朋友的关系了。

　　　　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汪精卫狱中诗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这首诗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诗句。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是白居易放言五首中第三首的诗句，讲的是当年周公辅佐成王的时候，在有流言说他怀有篡位的阴谋时，也会感到恐惧。而当年王莽辅佐西汉平帝，尚未篡汉时又表现得谦恭敦厚，礼贤下士。如果周公和王莽都在大家没弄清楚真相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么他们真正的为人处世的品格就没人能够知道了。

　　　　这是用周公、王莽故事，说明真伪邪正，日久方验，不能仅仅经过短时间对人行为的考察，就对他的品德做出评判。而应长期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结论，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讲的盖棺定论。

　　　　汪精卫留学期间。在海外一时有很多革命党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这些革命党都建立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有孙文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其中以孙文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势力最大。

　　　　黄兴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气派。很为年青的留学生们所倾倒敬仰，而孙文则身材矮小，说话慎重，在留学生中间的人气不如黄兴高，但孙文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比黄兴派的单纯革命相比，在海外华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孙文从美国再次来到日本，汪精卫和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同乡一起拜访孙文，加入了孙文的广东派兴中会。

　　　　汪精卫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文的赏识并委以重用。

　　　　由于当时的革命党都是各自为政，力量很分散，这次孙文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派的革命党，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于是孙文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

　　　　孙文和黄兴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出来没有见过面，而黄兴对孙文的来访大喜过望。

　　　　在同盟会刚成立的时候，孙文被众人选为总理，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新建的同盟会最初设有三个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汪精卫当选重要职务的评议部部长就说明汪精卫在革命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

　　　　此时的汪精卫正如诗中王莽未篡位时的情况，在同盟会内劳苦功高，深受会内同志的敬重，而在国内外华人的眼中也是英雄式的人物，倘若这个时候被满清政府判个斩立决，他的一世英名决计能够名垂青史。

　　　　然而现实是没有假设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值日军兵锋正盛的时候他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出走河内与日本弥合，这对当时的抗日活动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如果说汪精卫初时是受日本人的蒙骗以及蒋介石的打压，但随着日军侵华进一步的扩大，任何欺骗行为都将无所遁形，这个时候的汪精卫完全有反正的机会，但是他却选择了一口气与日本走到黑。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只有两个字，权利！

　　　　达尔文说人类是从猴子变来的，也就是说人类自生下来就带有兽性的一面，只是人在进化成长和社会的进步中会用理性的思考去学会如何从善弃恶，但不论怎样人类永远不会摆脱兽性，在一切的社会活动中人性与兽性是并存的。

　　　　一如将要在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震惊世界的革命，那些一心想要拯救全世界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突然发现竟然无人可以遏制自己的权利，于是这些人表面上以革命者的姿态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实质上在享受特权给他们带来的兽性乐趣，利用权力来填补他们无尽的**，以至于这个集团的领袖已不再满足于做人的精神追求，而是选择了要去做神。

　　　　就在汪精卫与肃亲王善琦在狱中激烈辩论的时候，徐卫也在朝鲜釜山港布置着他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

　　　　此时的新澳港军队的所有军事部署对英国政府来说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尤其是英**官影响最深的海军，而此时的英国却不希望日本步朝鲜的后尘，故而经常将徐卫军队的军事部署告知日本。

　　　　抢滩登陆作战的实施条件非常严酷，无论在计划准备、组织实施、指挥协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会较其他进攻样式更为困难，强渡海区、敌前登陆、背水攻坚带来的高难度、高损耗和高风险也是其他进攻作战所无法比拟的，其在作战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将会造成巨大损失，即便是登陆作战取得胜利，也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

　　　　徐卫真正的想要登陆的地点是日本的关东平原，这里不仅是日本首都东京的所在地，也是日本本土最大的一处平原，属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只要占领这里不仅可以摧毁整个日本的政治基础，还能够摧毁日本的经济基础。（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二章　八幡制铁所（）　
徐卫进攻在关东平原登陆最为棘手的并不是驻扎在东京的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如果只有这两个师团抵抗徐卫军队的登陆，他完全有把握在一天之内从东京湾登陆，然而最令他纠结不安的是除了关东平原的这两个师团外，日本能够在六个小时之内将驻扎在仙台的第二师团和第十三师团以及驻扎在青神县的第八师团调拨到关东地区支援作战。『≤『≤小『≤说，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徐卫现在要做的就是效仿二战诺曼底登陆一样做一些战略性的欺骗，而这个欺骗性的地方就是日本最大的钢铁厂八幡制铁所的驻地福冈县。

　　　　福冈县位于日本九州岛北部，坐落在福冈平原的中央，距东京约八百八十公里，是连接九州岛与本州岛的交通要冲，又是日本通往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的交通要地，在日本对外交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九州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被称为九州门户。

　　　　福冈县东隔周防滩与山口县相对，其中一部分以山国川和英彦山为主峰的群山与大分县接壤，西部的背振山脉和筑后川下游与佐贺县毗邻，一部分面临有明海，南从大牟田、荒尾两市境内到三国山的联接线与熊本县相接，北隔响滩、玄海滩与大陆遥遥相望。

　　　　在1901年的时候，官营八幡制鉄所第一座高炉就在福冈县八幡村建立，当时就连伊藤博文等日本政府政都出席了该厂的开业庆典，不过这个钢铁厂与相同时间张之洞在汉阳建立的汉阳铁厂一样都是不太顺利。

　　　　其实，两家企业都是在1902年之前完成建厂工作的，其中汉阳铁厂是在1890年在湖北汉阳破土动工，经过三年多的建设，于1894年2月开炉试炼，6月正式投产，而八幡制铁所于1897年开始筹建，到1901年2月投产。

　　　　汉阳铁厂投产后其燃料问题长期未获解决，时常停炉待焦。且高炉建筑质量窳劣，出产率低，设计能力为一百吨的高炉每日出铁仅五六十吨，兼之钢铁产品因磷质过高。质量低劣，企业处境艰难。在此背景下汉阳铁厂派李维格出洋考察，力图改良。

　　　　相比之下，八幡制铁所铁矿石供应紧张，不得不求诸海外。其燃料虽相对较为充足，但焦煤质量不合要求，设备产出率亦不高，投产五个月内其设计日产铁一百六十吨的高炉实际仅出铁七十六吨，炼铁焦比也是居高不下。

　　　　当时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时期打赢了中国，但其国内的经济依然非常紧张，虽然这座钢铁厂倾注了日本所有重工业的希望，但依然不能像汉阳铁厂一样亏本经营，于是在五个月后不得不停产整顿，全厂六百余名职工也全部被解雇。

　　　　虽然两家企业都面临重重困难。但总体而言，汉阳铁厂面临的形势稍好于制铁所，经数年努力经营，等到八幡制铁长投产的时候为汉阳铁厂提供焦煤的萍乡煤矿已经初见成效，汉阳铁厂燃料不足的局面开始缓解。

　　　　与此同时，汉阳铁厂的管理层也逐渐认识到产品质量的短板，开启了改良步伐，于是就有了之前所说的盛宣怀派李维格等人考察日本及欧美钢铁厂，主要是究其工作精奥之大端，搞清彼何以良。我何以楛，彼何以精，我何以粗的原因，然后就便添购机器。选募匠师，改良铁厂。

　　　　然而，汉阳铁厂并未抓住有利时机大刀阔斧推进改良计划，正当李维格驻日考察期间，盛宣怀丁父忧守制，厂务请旨暂由北洋大臣袁世凯接管。随后李维格奉袁世凯之命回国与洋商商洽借款事宜，然借款无果而终，改良亦半途而废，之后汉阳铁厂因循敷衍，两年后才重启改良计划，不仅贻误了宝贵的建设时间，而且使亏损额进一步增加。

　　　　从1904年起，汉阳铁厂大力实施改良工程，取得重大成果，使得铁厂产能大幅度提高，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生产出的钢铁市场也因国内蓬勃兴起的铁路建设浪潮而逐渐打开，不过与此同时，八幡制铁所也逐步走出困境，生产步入正轨，产能逐步超越汉阳铁厂。

　　　　在钢铁厂的发展方面国家的扶植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由钢铁产业的本质属性决定，首先钢铁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规模优势明显，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其次钢铁产业关联度高，发展环境脆弱，需要政府出面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另外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需要政府制定实施，其中诸如钢铁市场开拓，产品标准设定，管理技术发展等，样样离不开国家干预，其中对中、日这样的后发型工业化国家而言，政府的角色作用更为重要。

　　　　最初，中日两国政府对钢铁事业都有国家扶植、官倡民办之意，1889年为筹建炼铁厂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惟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

　　　　与此同时，日本农商务相大隈重信认为：“现时制铁之业，犹未甚兴盛，政府颇为忧劳，故农商务省将兴一制铁所，为民人先倡，则后来又复见制铁局兴于四方无疑也。”

　　　　基于此，汉阳铁厂和八幡制铁所都依靠两国政府的大力扶植才得以创建和发展。

　　　　至1896年，清政府在汉阳铁厂实际投入五百八十多万两白银，其后虽因政府财力不济中止拨款，但清政府的扶植依然持续。

　　　　在税收方面，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以后，清廷虽有征收营业税、产品税的动议，但最终均予以免征。

　　　　如1896年春，总理衙门奏准，凡机器制造货物，不论华商洋商，统计每值百两征银十两，对此张之洞奏请汉阳铁厂所出钢铁请免税厘十年，随后户部议准。援照广西丝绸、烟台果酒暂免税厘三年之案，从优加免税厘五年，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另在矿产资源专利、产品优先采购、资金挪用、官欠入股方面，清政府也为汉阳铁厂提供了诸多便利。客观上讲，没有清政府的支持，汉阳铁厂在清末不可能迎来一段发展高。潮期。

　　　　同样，八幡制铁所也受惠于日本政府的扶植，在其经营发展过程中。政府高层密切关注，给予多方面协助。

　　　　比如在1898年，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华，赴武汉会晤张之洞，亲自为制铁所购买大冶铁矿牵线搭桥，期间汉阳铁厂首次与日本签订出售煤、铁的合约。

　　　　八年之后，汉阳铁厂总理盛宣怀与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在上海签订通易煤铁合同，按照合同规定，煤铁售价由双方议定，不受国际市场价格浮动的影响。这事实上剥夺了汉阳铁厂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定价的权利，但盛宣怀并未察觉合同中的圈套。

　　　　自此以后，即便随着欧美工业化的不断加快，煤铁价格大幅上涨，汉阳铁厂也未能利用价格浮动加快还清贷款脱离日本债权者的束缚，而日本制铁所的钢铁生产之所以有如此迅速的发展，汉阳铁厂所提供的优质矿石和廉价生铁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实早在合约签订之前，日本首相兼外相桂太郎即开始谋划夺取汉冶萍的控制权，他训示属下针对汉阳铁厂加强公关，以便使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的采掘权全归日本。当时桂太郎认为可以利用汉阳铁厂资金不足的困境，先以技术合作和贷款引诱汉阳铁厂上钩，要求对方答应日本技师插手上述两矿之经营以及汉阳铁路局和兵工局之经营，逐步使其管理权须归于日本。确实扶植日本在汉口方面的权利，并对中国将来之形势有所准备。

　　　　虽然两国政府均给予两家企业种种扶植政策，但受制于各自的管理水平和政治局势，政策执行的方式和效果却存有较大差异。

　　　　大体上说，清朝中央政府缺乏发展钢铁工业的智识经验和管理能力，不能积极主动制定政策和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发展，多数情况下，是在张之洞、盛宣怀等主事人员的请求下，被动地同意某种做法。

　　　　尤其是在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后，盛宣怀大权独揽，中央较从前更少主动关心公司事务，以至于在公司在签订大笔日债后，中央政府竟毫不知情，而社会各界对汉阳铁厂经营内幕亦讳莫如深。

　　　　相比之下，日本政府视创建八幡制铁所为国之要政，积极筹划，科学论证，其态度之严谨与清政府有霄壤之别。

　　　　八幡制铁所建设规划可追溯至1891年，是年素有铁松方之称的松方正义组阁，对制铁事业表现出浓烈兴趣，冶金专家野吕景义趁机提出制铁所建设方案，于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军方提出资金总额为二百二十五万日元的海军制钢所建设案，不过该案最终遭到议会否决。

　　　　尽管如此，制铁所的准备工作依然稳步推进，随后农商务省设立制钢事业调查委员会，由陆军省、大藏省、农商务省、海军省、工科大学、贵族院议员、专家学者和社会代表各派一人组成，先从事铁矿调查、铣铁和制钢试验等准备工作，并调研设立制铁所的目的、方法、位置、机构设置及经费等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为同中国争夺海上霸权，全国掀起军备建设高潮，制铁所建设案也再次被提议。

　　　　等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议会最终通过军备扩张计划，制铁所建设计划最终获得通过，随后农商务省正式成立制铁事业调查会，分设制铁试验、制品种类及产量、厂所位置、机构组织、建设计划和建设预算等六个特别委员会。

　　　　相较之下，中国政府对汉冶萍的财政支持显得力不从心，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财政濒于破产，在汉阳铁厂最困难的时刻结束了资金挹注，从此汉阳铁厂必须依靠自己筹措资金，而其渠道不外乎招股和借债。

　　　　然而，在经营尚未起色、连年亏损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