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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垠大道-第1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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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与“赏当贤。罚当暴”：墨家为了保证“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贯彻，还要求各级正长必须由忠于这一原则的贤者来担任。因而又提出了“尚贤”的主张。他们认为当时各诸侯国治理不好，关键在于“不能以尚贤事（使）能为政”。如果“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事能为政”，就能做到“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因此，墨家坚决反对周礼规定的宗法世袭制和任人唯亲的“亲亲”原则，也反对维护“礼”的儒家，明确指出：“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这些人并不都贤，如果让其治理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
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只要是“贤者”，“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如果不贤，即使是贵族也必须“抑而废之”。其结论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种“尚贤”主张，实际上是后来法家要求变世卿世禄制为非世袭的官僚制的前奏。但墨家的“尚贤”不同于法家。
墨家的“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法家的尚贤标准是从有功于耕战出发。由于“尚贤”，墨家在法律上也相应地主张“赏当贤，罚当暴”。如果“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就起不到“劝善”、“止暴”的作用。为了使赏罚充分发挥威力，墨家还指出法律与道德、舆论等必须一致和互相配合。法律上的赏罚和社会上的舆论如果不一致，“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或“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也不可能“劝善”、“沮暴”。要使赏罚发挥作用，还必须反对徇私。做到“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这是墨家主张“兼爱”、“尚贤”的必然逻辑。墨家还提出“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既奖励荐贤，又打击匿奸。这样就可做到“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与“杀盗人，非杀人”：墨家专论刑法的思想不多，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和“杀盗人（一说“人”字衍）；非杀人”。前者是作为“墨者之法”（墨家纪律）规定的。基于这一精神，墨家对于定罪量刑，特别是死刑，都很认真、慎重。一再强调“刑法正”，同时主张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墨子？经说上》说：“罪；犯禁也。”《经说上》又说：“罪不在禁，惟（虽）害无罪。”意即只要不犯禁令（刑法），即使有害，也不构成犯罪。“杀人者死”，是反对滥杀无辜，也是对当时贵族擅自虐杀无辜的谴责。但在《墨子？小取》中，却提出了“杀盗人，非杀人”的命题。即并不反对杀盗。原因在于墨家是在维护私有制的基础上来谈“兼爱”的。他们认为盗窃行为构成犯罪。是因其“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因此应当受到惩罚，甚至可以刑杀。墨家虽然维护私有制；也不否定贵贱等级；但是他们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反对“亏人自利”和“不劳而获”；特别是反对“富侮贫”、“贵傲贱”；所以他们要打击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盗贼，而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的“当今之主”。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当今之主”造成了“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的局面，因而使得人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这是墨家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犯罪”原因的深刻分析。
立足于“利民”的经济立法原则：墨家为了制止贵族“暴夺民衣食之财”。把“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称为人民的“三患”。而把致力于“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称为“三务”。在他们看来，为了解除“三患”、实现“三务”，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仅要靠“兼相爱、交相利”，而且必须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充裕起来。因此提出了立足于“利民”的发展生产和限制浪费的经济立法原则。其一是，“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和“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家认为贫富不取决于“命”，而取决于人们是否努力从事生产，只要人们愿意积极劳动并做到各尽所能。就能创造更多财富。因此，统治者在立法时。必须以此为指导。其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意即生产生活资料，以能满足需要为止，不应生产奢侈品和贪求享受；所有用度如不利于人民生活，便应终止。所以墨家提出“节用”、“节葬”和“非乐”等主张，反对贵族讲究排场的各种礼仪和厚葬、久服（丧服）。但他们把音乐等精神艺术也看成是徒供贵族享受的奢侈品，一概加以反对，而没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一、兼爱——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二、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
三、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四、尚同——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有一说法为“上同”，认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听令百官，与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
五、天志——掌握自然规律。（有一说法为天子代天行政，并借由上同的观念推论出人民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六、明鬼——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有一说法认为墨家说鬼所为并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说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恶。）
七、非命——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
八、非乐——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
九、节用——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
十、节葬——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钱财，守丧则需三年，三年过后人虚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响国家生产力，乃浪费之事。）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般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与主张见墨家。
历史学界至今无法确定墨子的真实姓名，有以下各种说法：
墨子姓墨名翟，最传统，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 《吕氏春秋》 、 《淮南子》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内都如是称。《元和姓纂》明确说墨子乃孤竹君之后，本墨胎民，改为墨氏。而《新唐书？艺文志》也沿用这种说法。
墨子姓翟名乌南，齐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则称墨翟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环记》也附和此说，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树屋书影》更具体地提出：“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认为他姓翟，并将姓转成名；而“墨”是一种学派。晚清学者江琼所著的《读子卮言》承袭周亮工的说法，并进一步说明，以为古代确实有“翟”这姓氏，但无“墨”姓，而且战国诸子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等，都没以姓作为学派名，因此墨应该是学派的名称。
墨翟为“貊狄”或“蛮狄”之音转，非姓名，近代学者胡怀琛有研究墨子，在其所撰《墨翟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是用来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
墨为古代刑名之一，近代学者钱穆的《墨子传略》从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族踵”。这样，就被称为墨了。而历史上西汉淮南王英布遭黯刑后称为黥布，也是一证。而翟确实是名，因《墨子》和《吕氏春秋》记载墨翟，往往称“翟”。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第九十篇 寻找墨家之墨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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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篇 寻找墨家之墨家科技
古小龙对墨家极具兴趣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墨家在蓝色星球公元前就对科技做出过重大贡献，堪称c国古代的达芬奇；二是更感兴趣的古代游侠即侠客的精神也是来自墨家。
墨子擅长工巧和制作，在军事技术方面高于其他诸子，堪称博学多才。据说他能在顷刻之间将三寸之木削为可载300公斤重的轴承。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一日而败”。他利用杠杆原理研制成桔槔，用于提水。他还制造了辘轳、滑车和云梯等，用于生产和军事。他还擅长守城技术（即所谓的“墨守”），其弟子将他的经验总结成《城守》二十一篇。
根据《墨子》中关于机关术的记载，当时墨家发明出来的机关器械有：一、连弩车——见于《墨子？备高临》。连弩车是一种置于城墙上可同时放出的大弩箭六十支，小弩箭无数的大型机械装置，需十个人驾驶，最为巧妙的是长为十尺的弩箭的箭尾用绳子系住，射出后能用辘轳迅速卷起收回。
二、转射机——见于《墨子？备城门》。转射机也是一种置于城墙上的大型发射机，机长六尺，由两人操纵。与连弩车不同的是转射机更为灵活。能够在一人射箭的同时由另一人将机座旋转。
三、藉车——见于《墨子？备城门》。
藉车外部包铁。一部分埋在地下，是能够投射炭火的机器，由多人操纵用来防备敌方的攻城队。
实际中的机关术显然不如游戏中那样神奇且令人惊叹，但以两千多年前的生产力，能够设计并制造出如此复杂的机械，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想来应该是这个学校的必修课。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大派别。分别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见《韩非子？显学》）。分别以谈辩，从事，说书为主要思想，其中谈辩即辩论，从事即研究科学，说书即教书和研究各种典籍。他们各自以为是正宗，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甚至互相倾轧窝里斗。致使墨家元气大伤。到了战国后期，墨家三派又汇合成二支：一支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另一支则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
可惜的是此后的时间，也就是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初年的近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墨学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能找到的的有：晋时的鲁胜，唐时的乐台，宋代的何芜及元代的陆友等。这些人名都生疏得很，可谓是“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秦始皇的以法为教、焚百家之书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策，但也有墨家自身未能保持生机和活力，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的内因。
大抵说来，还是墨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难以实行，加上墨家独特的巨子组织，已经是一种变相的神秘组织，既不如儒家有治世的理想，也不如道家可深植于心灵，更不如法家能被巧妙的应用在政治上，因此，墨家思想慢慢的没落了。
但是墨家精神并没有失传，而是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位集五个“家”，一个创始人于一身的墨子是目夷氏（目夷即墨夷，后省为墨姓）的后裔，孤竹君之后，与宋国国君同宗，但是到了墨子一代，其身份已由贵族降为了平民。墨子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他自称是“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吕氏春秋？博志》）和“贱人”（《诸宫旧事》和今天骂人的“贱人”意思不同）。从墨子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他还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跟周官史角的传人学习周礼，“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伦”。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背周道而用夏政”，舍掉了儒学，“法夏宗禹”，创立了自己的墨家学派。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选择也是很有魄力的。
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
最著名，也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止楚攻宋”的故事。战国初年，楚惠王意图攻宋，墨子求见楚惠王，陈述厉害关系，还当着楚惠王的面和公输般用皮带当作城墙，用小木板当作攻城器械，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来了一场精彩的攻防“论战”，最终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其间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先秦的名辩之学到了墨子手中才真正达到完善，成为与古希腊逻各斯，天竺因明鼎立的三大逻辑系统）。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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