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工科生-第68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嗯。”

　　　　长孙皇后微微点头，神色微动，不置可否。

　　　　。

第七十九章　比烂（）　
从行政人员的总支出上来统计，实际武汉要比洛阳支出还要大。以“不良人”为例，京中“不良人”除了自身俸禄之外，养亲随、伴当、马夫、车夫，都是要自己掏钱的。

　　　　但是在武汉，“不良人”就彻头彻尾成了相当规范的“便衣警察”，吃什么饭当什么心。同样都是“警察”，“不良人”是不能捞过界到“交通局”的。衙门和衙门之间由上方统筹，办公一应开销，在武汉是有大量的“票证”存在，于是就有了“报销”的概念。

　　　　一般的“不良总帅”，还真不愿意养什么亲随、伴当，因为这钱能不能搂到手，是不敢打包票的。

　　　　江汉观察使府时不时搞一波“整风”，烈度不大，但效果还是有的，尤其是武汉之外还有个朝廷在，内部竞争没有到酷烈的程度，但也巴不得竞争对手赶紧滚蛋。

　　　　府内公共开支规模极大，每年除了个别工程需要用到“徭役”，大部分时候，还是用米面粮油等实物或者现金来雇佣人工。

　　　　纯粹的发动民夫不是没有，包干区、生产队等等组织单位，依旧是和资源、利益息息相关。

　　　　比如修堤，整饬过后的某一段干渠，可能就会转交给某个包干区的生产队。沿江新田都算得上良田，组一个农庄出来，约定五年或者十年为单位，再加上府内统筹收购，那就不会亏。

　　　　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会诞生新的小农阶层，只是他们因为脱离了庞大的宗族，自然抗风险能力就差了许多。往往新生的小农只有两三年，就会把手中的土地出脱给江汉观察使府。

　　　　说到底，武汉比较特殊，小农的粮食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而武汉又有大量的市民阶层，出卖服务远比出卖粮食要来钱多来钱快。

　　　　倒不是说小农没有远见，而是武汉没有给小农太多慢悠悠发展的空间。

　　　　仅仅是单身汉自吃自用肯定是没关系的，但只要单身汉想要结束单身生涯，想要讨个老婆，这就出现了价值冲突。

　　　　在武汉，娶妻终究是要掏钱的，在大量工薪阶层的子女已经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子女无法接受教育，或者无法接受比较先进的教育，婚姻的价值取向就会出现偏差。

　　　　这还仅仅是一个不算基本的变量，至于江夏或者汉阳有一套还算不错的宅院，那大概就是乡下大地主的一点点念想。

　　　　更让武汉本地小农感觉痛苦的是，武汉对周围州县的农民，更加友好，往往一次团购，可能就是百十万斤粮食。而这样的团购，可能只是府内引导，商人为了拍马屁，随手之举罢了。

　　　　对江夏和汉阳来说，长江在侧，近一点远一点的粮食，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多重作用下的武汉现状，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行政成本，但同样的，相较洛阳极其低下的效率，武汉行政成本的增加，其实是理所当然、十分必要的。

　　　　站在两百万人口的门槛上，武汉要面临的挑战，远比跟唐朝朝廷来一场捉对厮杀还要大。

　　　　两百万人口，需要增加大量配套的基础设施，除了武汉体制所必然配备的教育设置之外，诸如道路、消防、治安等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招聘、培训、上岗，就是相当消耗精力的事情。

　　　　以消防为例，尽管属于临江城市，但武汉不论江南江北，都是大量的木制建筑或者砖木混合建筑。一旦爆发火灾，扩散起来的范围就不是一户两户一家两家，而是一个片区一个片区地遭难。

　　　　针对这种情况，不论江夏还是汉阳，亦或是新置的咸宁市，在划分居住区、工业区的时候，都是呈现一种条块分明的状态。每个街区的节点上，都会有消防作用的水塔，城市的排水系统，也要考虑排水渠要承担防火沟的功能。

　　　　这种看似历朝历代一脉相承的城市布局，其实内在区别极大，安防人员需要的素质，绝非是传统的“贱籍力夫”。

　　　　当灭火也需要相当专业的技能时候，等于一个全新的职业，就这样诞生了。

　　　　类似消防这种情况的，自然还有相对亲近的“警察”，概念上的“片儿警”，以半官方半民间的形式，出现在贞观朝的武汉。

　　　　“片儿警”的来源多样，可能是某个工业区的头面人物，也可能是地方“乡贤”的亲眷子侄，总之，他们需要在官方有“印象”，在民间有“威望”。作为武汉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带而存在着，当事情无法调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武汉的“粮官”，武汉官方就会学习孟德公，借他“人头”一用，来安抚军心。

　　　　当然不会真的剁了人头，但各种猛如虎的操作，还能能够唬住大量不明真相群众的。

　　　　至于事后偷偷地给个补贴，让他们换个岗位再就业，也算是基本操作。

　　　　武汉各种原因各种条件催生出来的各种职业，只能在武汉的体系中发挥最大的能量。假如整个天下都是武汉的体系，自然是不必担心这样那样的风险。

　　　　但因为大唐朝廷的客观存在，武汉是以“异类”的形式示众，这也使得各种新生职业的从业人员，尽可能低保证武汉的存在。

　　　　因为只有武汉存在着，他们自己的存在，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洛阳外朝的官僚们，如今多有“言必称武汉”，多以武汉上下办事的效率如何如何来说话，但却忘了，武汉上下的效率之所以“高”，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在洛阳的存在，才逼得武汉不得不“高”。

　　　　吃卡拿要、坑蒙拐骗、敲诈勒索……武汉官场并不比洛阳官场好到哪里去，只是相较洛阳那种烂到令人发指比起来，武汉只是烂的稍微和蔼可亲一些。

　　　　于是乎，在经过一系列的比烂之后，武汉因为烂的不够彻底，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

　　　　又当长孙皇后准备起用女官时，朝野上下本该反对声阵阵，结果因为武汉官场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得互相抬杠居然变成了一起胡吹。

　　　　真正铁了心要反对这个政策的，只有在某些领域跟武汉势不两立的国子监而已。

第八十章　外劳办（）　
“农垦局今年夏粮预计如何？”

　　　　“回使君，夏粮应当还是会增产，二十三年新增田亩有三十六万亩，这还不包括沙洲、海外庄园以及山地。”

　　　　如今武汉主抓农事的主官，大多都是以前各县的县丞。原本县丞是个没什么卵用的位子，但因为武汉各部门职能越来越明确，业务越来越大越来越精细，县丞的功用也就随之水涨船高。

　　　　到交通局、警察局、农垦局……等等部门成立，并且还在中央过关，各县县丞从原本给一把手擦屁股，瞬间真正地享受到了地方二把手的“快感”。

　　　　说到底，武汉的体制，注定一把手没可能什么都抓在手中，权力大是爽，也得手抓得过来，这年头还诞生不了妖孽一般的触手怪。

　　　　“三十六万亩？有点多啊。”

　　　　“有的原本就是地方露田，百姓抛荒了。”

　　　　“丰年抛荒？”

　　　　“种地不挣钱，自然就抛荒。”

　　　　老张略微了解了一下，居然发现武汉的“版图”，几乎是扩张到了行政版图的极限，直接就摸到了周边的边缘，离捞过界，就差临门一脚。

　　　　“居然出现了打工潮？”

　　　　时代发展确实是出乎意料，以往武汉商人，其实紧着本地务工人员用，也是够了。但城市扩张十分迅猛，而且这年头的技术能力，又不能让城市往天空发展，自然而然地，就是在平面上不断延伸。

　　　　以汉阳为例，原本的汉阳城，城南城北走一遭，快点跑两刻钟就行。但现在，实际意义上的汉阳城，想要城南城北跑个对过，不坐车大概是要半天光景。

　　　　小型商家从早期的走街串巷行脚商，很快转型为“社区商贩”。每个“社区”现行服务的商户，往往都是以前需要整个城市到处跑的小货郎。

　　　　这种情况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变化，每增加一个小店，最少要增加一个“员工”。因为最基础的夫妻店，至少也要老婆出来跟着帮忙。

　　　　十几年的累积，新生代也逐渐踏上社会，变化自然是更加剧烈。

　　　　原本商人并没有意愿去襄樊等“穷乡僻壤”宣传，但为了招工，又或者给官府留下好印象，往往会有商家前往“下县”兴办学校，然后定向招工。

　　　　往往入学成员的家庭，都会胆子更大一些，也是这些年在各地抛荒的主力。

　　　　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形成打工潮，直到武汉贞观二十四年开始，人口再度爆发，各行业规模再度膨胀。

　　　　利润刺激着工商界不得不发生转变，倒逼周边地区农业活动剧烈缩水。

　　　　原本就存在着非常隐蔽的“工农业剪刀差”，在此时，就是非常凶悍地区断绝地方小农、中小地主的社会生态。

　　　　各地地主并非没有选择反抗，诸如抱团、闹事之类，但武汉官方没有出面，就有各种商人集团勾结地方官僚，官方出命令，商人出钱出任，组成“民团”，直接镇压这些闹事反抗的地方中小地主。

　　　　至于大地主？他们中绝大多数巴不得中小地主和农户都去死，而少数的一部分，是精英中的精英，其家族收益，早就从土地产出为主，转型为家族土地为根基，保留其产出存在即可。

　　　　通过各种势力的结合，十几年的酝酿，终于产生了“打工潮”。

　　　　老张不能说“打工潮”中的这些人是赤贫无产者，他们毕竟还是属于小有产者的，但这种小有产，和无产也就是隔了一层纸，一捅就破，抗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

　　　　在唐朝各地针对人口流动还十分严苛的时候，环绕武汉地区，或者说扬子江流域，却大多出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地方政策上也不是不能给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条陈，比如地方州县，可以用“征发民夫”的名义，让本地“民夫”运输粮食去武汉。

　　　　至于“民夫”运输粮食去了武汉，归期如何……不作太多要求。

　　　　政策非常灵活，基本可以轻松绕过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控制的国朝政策。当然也没有人敢挑战基本国策，比如四大流放地，那是万万不能碰的。

　　　　“打工者甚多，但也不是消化不了。今年尤其是土木行，用人极多，其中半数打工者，都会去‘湖南’。徐湖南督建路桥数量之巨，堪比长城，只是条件更加艰苦一些，但徐湖南工钱是不拖欠的，工地上被征发的民夫，工期一到，都会选择留下，毕竟接着干就是拿钱。”

　　　　“这打工者，可有衙门管理？”

　　　　“多个衙署联合，只是也没谁能够拿捏章程，往往都是地方县令一把抓。实在是万一出现‘民变’，就是大事。这几月各地不良人都在加班，基本没有休假之人。”

　　　　便衣警察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毕竟打工潮往往都是乡党抱团，和武汉本地工人阶层是有极大区别的。一旦出现一两个智障一样的商人拖欠工资，或者一两个官吏吃相太过难看……楚地乡党的暴脾气，可比千几百年后的“来信砍”还要酷烈。

　　　　两三户人家就敢喊着造反冲击县城……这就是现状。

　　　　也不仅仅是现状，秦汉以来都是这德性，军阀对这一块区域那是又爱又恨。爱楚地老乡的暴脾气，也恨这种暴脾气。

　　　　“那就新组个衙门，各部门都挑人，择选标准只有一个：胆大心细。”

　　　　“是，使君。”

　　　　“先挑人，抓紧时间，月内考察完毕就上岗。”

　　　　“是。”

　　　　官吏选择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专项工作要求的特点，很考验地方官场的深度。比如打工者来源广泛，群体众多，这就要求一线吏员必须掌握多种方言，最少也要能够听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这年头又没有什么普通话，也推广不了官话，这就需要一线办事员的经验丰富，还要见多识广。

　　　　除此之外，一线人员要掌握基本的统计技能，因为还要承担一部分“查户口”“查身份证”的职能。

　　　　换作别的城市，只怕早就抓瞎，而武汉这么多年的扫盲，加上中小学的成立，新生代大多掌握基本的数学、语文技能。放全国大多数地区，那都是上等英才。而在武汉，体制中属于基本要求。

　　　　旧年在沔州、鄂州混饭的老牌官吏，因为武汉的体制特殊性，也不得不逼得自己去继续学习。

　　　　每年新增的知识量之大，比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学的东西多得多得多。

　　　　整个武汉官场，要是连柱状图、数据表都看不懂，那大多都是清水衙门等着退休的。

　　　　五天不到的时间，江汉观察使府又多了一个叫“外劳办”的办公室。

　　　　全称是：外来务工人员管理和保障办公室。

第八十一章　挑战（）　
挂在江汉观察使府名下的办公室极多，大多都是府内临时增补的差遣，因为朝廷没有给官帽子，这事儿就只能内部消化。事后如果办公室成员事情办得漂亮，那么张德再问洛阳要官帽子，落实这个差遣。

　　　　对想要仕途上有所追求的精英来说，张德这种做法其实相当不错，一个英杰的成色如何，看江湖吹捧没有意义，要看实际业绩。

　　　　业绩可能会造假，但在武汉造假的成本，远比在中央朝廷还要高。

　　　　“外劳办”的主任是张贞，原本张贞是不愿意去的，这是个苦差事，做得好功劳谈不上多大，油水也基本没什么。能从外来务工人员榨什么油水出来呢？又不能把他们当奴隶卖出去，想要私自收留，胆子比天大才敢这样干。

　　　　最大的油水，也无非是赚点劳务中介费，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来择选不同的成员。

　　　　工场主挑选工人，那肯定是希望老实听话肯吃苦最好不要工资还倒贴的，至于工人寻摸活路，想的也是东家是个傻叉，白给钱让他每天耍钱逗乐子还配个小娘子暖被窝……

　　　　双方需求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而“外劳办”，首先就是要解决工人的岗前培训问题。

　　　　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思维上要达到武汉普遍社会的最低要求。小农对时间的支配方式，是绝对不可能符合工业生产要求的。至于一些奇奇怪怪的乡风习惯，在工场之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

　　　　一个能在田间地头唠嗑，在垄沟田地之间拉野屎的小农，让他明白拉屎撒尿不能在厂房里，需要的过程非常漫长。

　　　　似千几百年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业化生产活动的农民工，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让某些生物觉得尤为奇葩的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才是真正把《弟子规》等糟粕摁在地上摩擦的无上宝典。

　　　　贞观二十四年武汉面对“打工潮”，一线人员的压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小农连左右都未必能够分清，当然他们知道自己哪只手拿筷子吃饭，但未必知道自己拿筷子吃饭的那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

　　　　他们没有方向这个概念，地理距离的认知，往往是用某棵树某个山头作为座标，然后用走路“一顿饭”“一泡尿”等等事情来加以衡量。

　　　　他们也没有时间概念，最精致最有定时思量的事情，大概就是鸡叫多少遍就起来……

　　　　武汉现在不少工场区的工人，曾经也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从鸡叫三遍起床的模糊时间观念，到半夜十二点准时叫鸡的精准时间观念，改变这一切最少也是三个月。

　　　　除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贞观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