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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第1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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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诸如福建郑氏、广东李氏以及清国那头的四川吴氏这种割据势力，其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割据一方当土皇帝了。至于说问鼎天下，他们应该还没这么想过，与大顺那帮人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次因为左营刘忠贵部数万人马浩浩荡荡入川引起的清顺战争，现在已经愈来愈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双方加起来超过数十万人在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等省区之间展开迭次大战，场面空前壮观，比起同时期欧洲展开的大战也丝毫不逊色——在那场战争中，法、荷、西、奥及德意志诸侯组成的主战场上，各方投入的兵力加起来也差不多达到了六十万人的规模，次要的瑞典、普鲁士、意大利、丹麦及北德意志诸侯的军队，加起来也有十多万人，一如中国大地上浙江、贵州、甘肃等分战场上那十多万各方军人。
整个世界几乎都在同一时刻发疯了！郭普夏原本在马当要塞（现在这个要塞停泊着不少舰船，守军也已经换成了一支约五百人的东岸守备队）日子过得好好的，只可惜顺军与清军在江西、皖南连番大战，清国统兵大将、第三任续顺公沈瑞（沈永忠之子）屡次率部突入江西东北部，与大顺江西节度使郭世安（他现在只能管江西北半部分了，与郭升时期不能比）厮杀不休，互有胜负。
在这种情况下，驻守在马当要塞内的东岸人也有点坐不安稳了。虽然这座要塞经营多年，坚固异常，但说到底只有五百多兵丁，即便临时加强戒备，再增兵，也只能扩至千人。再多的话，要塞可就容纳不下了！
一千人的守备力量，外加坚固的城墙和众多的火炮，对一些文明层级较低的国家的兵，估计是坚不可摧的，比如当年在印度海岸筑垒的葡萄牙人面临印度土邦兵马围攻时，打出的那奇葩的战损比。不过清廷显然不是印度南部土邦那种弱智政权，清兵也不是那些愚昧落后、装备奇差、组织不力的土邦兵马，因此如果他们调来足够多的火炮，不惜人命围攻的话，东岸人怕是也守不住，最终只能灰溜溜从江面上突围逃走。
因此，在考虑到以上这些情况后，东岸人主动与大顺方面联络，当算将双方贸易的地点改到更西面的湖口县，大顺境内的药材、粮食、瓷器、竹器、绸缎、猪鬃等特产商品均运至此处，东岸人出售给大顺的战马、火枪、甲具、刀具、炮筒、重型马车、弹药包、帐篷、工兵铲乃至少数奢侈品，也同样运到湖口县码头，大家一起进行交割结算。之所以这样，主要是防着被清军突袭一股脑儿端了，造成重大损失。
这次郭普夏就带着一支由8艘72吨级小火轮、4艘内河浅水炮艇组成的船队，一路上溯抵达了湖口县码头驻泊。双方进行贸易期间，他闲来无事，便在主人的邀请下，逛了逛周围的景致，晚间就宿在石钟山这儿一家建起没多少年的禅寺内。
这家禅寺据说是郭升死前几年出资修建的，为的是还愿。如今斯人已去，石钟山禅寺的香火却日渐旺盛了起来，并且还时不时地得到附近官绅、商贾的馈赠，这大雄宝殿是修得富丽堂皇。不过再宝相庄严的丛林，在面对如郭普夏这一层级的贵客上门时，依然不得不放下自己的架子，忙前忙后地迎接了起来，方丈甚至还将禅寺内最好的一间上房腾了出来，供郭某人休憩，同时还全程陪伴，谈诗论画、煮茶对弈，服务得好不周到。
不过许是白天的午觉直睡到太阳西沉的缘故，此刻的郭普夏已经了无睡意，于是干脆推开房门，示意睡在隔壁匆忙起床的副官和门外的哨兵不要大声喧哗，然后走到了禅寺外面，看起了夜景。
“此时的东岸大草原，大概正是春播时分吧，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这个时候的乡下，农人们正在炮制种子，合作社的管理者们应该也在满世界租赁农机，外国的商船队也差不多开始陆续抵达港口，参加一年一度的商品博览会。”轻嗅着略带潮湿的空气，耳听着湖面上的波涛声，郭普夏用一种分外惆怅的语气说道。
“长官这是思乡了吧？”草草披了一件大衣的副官，也不顾地上的霜露，直接坐到了郭普夏的身侧，说道：“做完眼前这一趟任务，郭长官您就可以回马当去舒舒服服地收拾行李，等待船只归国了，这可是令我等离家日久的人羡慕不已啊。”
其实，郭普夏的去向基本已经定了，那就是回国担任宪兵司令部的几个副司令之一，算是比较清贵的职位。本来他预想的是担任远东地区的宪兵司令，接据说已经病重卧床很久的魏博秋魏副司令的班，只可惜这个美差让别人领走了，他是无福消受，只能带上行李回本土任职，说起来多多少少也有些不甘心。
不过不甘心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世道就是如此，比起如今打生打死、乱世人命贱如狗的长江流域，他的生活又不知道要被多少人羡慕了，即便是那些此刻威风凛凛的军阀、将领们，也不知道自己下一刻的命运是什么，不知道又有多少人想求他郭普夏的这种安逸生活而不得呢，所以还是知足吧。
“做完这一趟任务，嘿嘿，这任务又岂是这么好做的……”郭普夏将军帽摘下来放在手里，看着有点点渔火的鄱阳湖面，苦笑着说道：“我们本是军人、本是情报军官，本土让我们兼职做商人和外交官也就罢了，现在居然又让我们兼职做起了人贩子，这活还真是越来越难办了呢。你昨天刚从西边湖广一带归来，给我说说，搜罗人口的事情做得如何了？”
“做得不怎么样！清、顺两军在进行拉锯战，地方上的百姓不够逗留，全跑山里面或躲后方去了。我们在那一片通过多年积攒下来的生意伙伴的关系四处搜罗，一些顺军军官也给我们开了方便之门，可一个月下来仍然只搜罗了不到三千人，基本都是实在混不下去的百姓。当然还有少许是清、顺两军的溃兵乃至逃兵，不敢回军营，也不想在那片烽火之地待着了，于是投奔了我们。总而言之，如果不是实在困难的话，应该没人会跟我们走，唉，这工作真是难做。”副官听郭普夏这么一问，也是苦笑着回答，言语间颇多抱怨。
“找不到就算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强制任务。湖广前线的战争，规模、烈度还不够大，别看双方三四十万大军压在这里，可真正交锋的却不太多，堡垒林立、河湖纵横，不是个理想的交兵之所。可惜我们现在还无法深入四川啊，吴三桂一死，那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川省素来富庶，人口众多，故各方势力谁也不肯放弃，我估计川中还要混战个几年，直到一方彻底精疲力竭为止。可惜啊可惜，这么好的趁着战乱搜罗人口的机会，我们竟然没法利用上，真是可惜了。”郭普夏用一种略带遗憾的语气说道。
他曾经跟随顺军左营入川考察过一次。在那次行动中，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观察及周围人的叙述，认识到了“天府之国”到底有多富庶。这个在明末朝代更迭之中被破坏得还不算严重的省份——早些年只被张献忠占领过一阵子，且人家也是当做基业来经营的，杀戮不重，后来吴三桂率军入川，因为起了将其作为封地的念头，也约束住了手下，没多造孽——经过最近数十年的和平岁月，恢复得较快，虽然和前明万历年间的鼎盛高峰还没法比，但也相当不错了，在此时的中国大地绝对是一个大省、富省，若被顺军夺取的话，那么其实力骤增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故清廷拼了老命也要和他们争夺一番。
目前，CD的吴三桂已死，其子吴应麟虽然得继大位，但吴氏集团这个整体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崩溃，其核心老臣、统兵大将只有很少一部分效忠吴应麟，帮着他勉强守着CD府，其他官员、部将，大部分降清——其实也不能说降清了，因为严格来说四川也是清国的一个省份——少部分军官或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或出于其他考虑，带兵投降了大顺方面的刘忠贵、张能二人，而文官和地方上的一些士绅，则对前明仍念念不忘，投降了南明。
因此，现在偌大个四川，除CD府仍勉强处于吴氏子孙的控制之下外，其他府县基本都已被瓜分，形成了清、顺两军对峙厮杀，南明躲在一旁准备偷机的局面——当然他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劝降驻守在贵州北部的吴军残余，收复全省，以作为云南的屏障。
东岸人预计，贵州估计很快就会落到孙可望等人手里，四川南部一些州县大概率会落到从曲靖府前出的南明大将李定国之手。东川目前没什么疑问了，张能已经坐镇重庆，刘忠贵刚刚大破张勇，局面大好，清廷能够保住川北地区就不错了，指望他们反攻入东川实在不现实。至于说四川最精华的CD平原的归属，就要看清、顺两方最终决战的结果了，谁胜吴应麟估计就会投降谁，这一点毫无疑问。
“四川局面在未来一两年内就要渐渐明晰，中国局面也将出现大变。你们不要再惋惜人口的事情了，还是把重心渐渐转到这上面来吧。嗯，最近好好整理一份报告，有关清、顺两国方方面面的报告，包括军事、政体、商业、农业、工业、外交等都要写，这对上级判断下一步的行止，有很大参考意义，就忙这个吧。”郭普夏最后说道：“快点写，争取在我走之前让我看一眼。”
第三十六章 渐渐明晰的局势（二）（）
“前明王朝末年的中国大陆，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在封建主义的氛围中，旧有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思想文化都同时走向了成熟的顶峰，同时也走到了腐朽的绝壑边缘。与之相伴的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当然也仅仅是萌芽而言，不宜高估——正在缓慢发展，一批具有崭新的精神气质的启蒙思想家，恰似星光灿烂，正在向旧时代挥手告别。民间出现了反应新兴市民阶层全新心理的诸如‘三言二拍’等传奇小说，这已经能够从某些角度初步说明问题了……”1678年12月20日，马当要塞下的半封闭码头内，郭普夏刁着一个烟斗，用有些惊讶的目光看着手头的这份报告。
报告是他的副官联合诸多参谋集体撰写的，还没来得及提交上去，目前还是初稿，先拿过来给郭普夏过过目，提提意见。
老实说，报告的开头还是挺惊艳的，体现了他的这位出身兵团堡的副官学院派的风格。同时也看得出来，他们这帮人是真真正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深入了解的，对明清之际的市井文学甚至都有所涉猎，这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他们在东岸本土从小学习到的知识，与明国、清国这边还是大有不同的，因为分出大量精力学习了诸如地理、自然、科学、军事、法律、卫生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力度远远不如明国人和清国人。
再考虑到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他们看待世界的三观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明国人、清国人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与中国大陆上的居民虽然在血缘上没什么差别，但文化区别还是不小的（东岸人自认自己是华夏文明的“进化版”，是正宗，明清的腐儒已经走偏了路），因此来到远东大陆后，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也需要重新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这无疑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就顺国而言，因为战争重压导致的对财货的渴求、对高效率生产模式的向往、和我国交流的频繁以及君主的个人喜好等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发展已具有着明显的导向性。比如景德镇的陶瓷业、赣州的制烟业（这是从东岸引进了烟草后发展起来的）、萍乡的采煤业、湘潭的冶铁业、长沙的枪炮制造业、零陵的药材种植业等等，这些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制造业，此外还有诸如咸宁大布、长沙棉布、衡阳花布，江西鞭炮、竹器、金箔、纸花、雕刻，湖北锡器、漆器、养蜂等以小作坊甚至个体手工业者为主的分散制造业，多年来行销蜀地、两广、西南甚至吴越、中原等清国辖境，获取了大量的利润。这些利润，基本都就地花费掉了，换成了大顺政权急需的各类物资，其中既有绸布、茶叶、盐、油料、酒等生活用品，同时也有诸如武器、军资、弹药、战马、机器等关乎战争成败的军需物资。”
“……不得不承认，大顺政权治下不过区区三省，人口不过千万——湖南三百余万（增加了很多湖北移民后的数字）、江西五百余万，湖北及四川部分地区加起来接近二百万——但就制造业和商业的活跃程度而言，当真是一线水平的，人均生产力水平是要高于清国和明国的，这点毋庸置疑。”
“……生产花布的衡阳城内，按宽闲屋宇，多赁外省布商为寓，且城内外省布商立店号十数处，进出口繁荣。作为大顺前营根本重地的武昌城，因当年迁移了大量汉口商贩、手艺人定居，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并出现了诸如罗明德牛烛、何云锦靴、洪太河丝线、罗天元帽、牛同兴剪刀、王恒丰烟袋、马公良香货等手工名牌商品和商店。在大顺首都同时也是工业生产重地的长沙，出现了包括衣服、鞋袜、芦席、草纸、花布、白布等专业性街道，由此可见工商业的繁荣。”
“……大批农民人口与外地移民涌入包括长沙、衡阳、南昌、武昌、巴陵、赣县在内的诸多大城市，成为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手工业者，带来诸多问题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大量的财富。产销结合的手工业，以金钱为轴心的市井生活，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发财的机遇与沦落街头的悲惨结局，远未成熟的资本关系和市场体系，繁华的表象背后潜伏着重重隐而未发的危机，这一切都预示着新旧生产关系之间的摩擦、冲撞与转换。在上述地区，的确存在着很大一股与传统封建社会的价值尺度及行为模式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它毫无疑问地指向了未来。”
“……传统守旧的思想是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最大阻碍。正如长沙一位传统士绅所言：‘商贾糜至，百货山积，贸易之巨区地。夫逐未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速易隤。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由此可见，古老而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对新生经济的敌视态度相当明显，若非李顺政权出身底层，军事压力又大的话，未必乐于如此锐意改革，当然这也是他们统治三省之地数十年，地方士绅始终没有忘记前明政权的主要原因所在，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了。”
看到这里，郭普夏放下了文稿，轻啜了一口浓茶。这段话，当真是说到他心眼里去了！多年以来，因为“出身原罪”，从李自成、李过时代开始，湖广、江西等地的士绅就始终对李顺政权若即若离，甚至还抱以敌视的态度，这从当初李过开科取士应者寥寥就能看得出来。因此，李顺政权一面继续与地方士绅联络感情，一面将裁汰下来的大量军士（因为农民军的特性，军队数量庞大，且男女老少皆有，品流复杂）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县，开垦荒地、充实地方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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