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在上-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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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丹佛”远去的背影，我不知道是该感激还是该抱怨。不过正如他说的，我倒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学着单独面对这一切。而且事已至此，我似乎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想到这里，我只能重新提起精神，再次回到那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里。

　　这次“蔺阿姨”没有再和我过多地客套，她只是用眼神指了指我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淡淡说了声“坐”——看情势她已经完全从刚才的“蔺阿姨”变成了“蔺主任”……

　　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等候中，屋子里陆陆续续又进来了六、七个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女，只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高个子男孩。这些人看来早就彼此熟识，见面之后便聚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说笑个没完。由于鲜有和这些人单独相处的经验，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于是便只好一个人闷声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傻呵呵地捡拾着那些偶尔从人群中溅落出来的快乐。

　　下午三点钟左右，房间里终于进来一位大人物。在蔺主任的介绍下，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起身轮流跟这位“费导演”握了手。轮到我出场时，我一度紧张得近乎晕厥——要知道，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和一位真正的导演握手。为了表现诚意，我几乎展现出了历史上最为谦恭景仰的笑脸，颤颤巍巍地迎了过去，然而我满怀深情的双手却仅仅握到了导演的三根手指，一张笑脸也只能送给了他高耸的胸脯。



　　这位“费导”是位山东人，四十五、六岁的年纪，却有着六十七、八岁的派头。和大多数具有“领袖气质”的伟大人物一样，他很喜欢讲话，而且他的语言也同样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比如：他总是喜欢把“赘肉”念成“熬肉”、把“怒不可遏”说成“怒不可竭”，并且还时常会有诸如“时光过得飞逝”、“谨小并且慎微”这种创造性的语法……

　　做为一个有着重大历史责任感的成功人士，费导的讲话始终围绕着“人类文明的现状和危机”这样的严肃课题。并且，在讲话时他还总是喜欢高高地扬起下巴，把眼睛看着远处的虚空。可能是为了表现内心的沉重，他的脸上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哀丧神情。在场的几位爱表现的男士曾经试图把谈话的内容改造得略微轻浮浅薄些，可是几次都被我们的导演轻而易举地兜转回来。只是当那位穿着吊带背心的女孩坐到他的身边之后，这位费导才终于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表情鲜活地盯着人家雪白的小｜乳沟问候了许多与“人类文明”无关的闲散话题。

　　应该说，我们这位费导的形象和我心目中真正的导演还是多少有些距离，不过我却并不想这么早就失望。尽管此前我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导演的不良传闻，可是相比起来我倒更愿意相信，是自己的年少浅薄导致我不能在短时间内发现一个人身上隐藏的优点。因此，我还是希望时间可以帮我验证一切……　
挺进高原1
挺进高原

　　大约下午四点二十分，剧组终于离开宾馆，拉起人马驱车直奔南苑机场。由于蔺主任的轻松调度，我们的登机手续办理得十分舒畅，不到七点钟，我们便登上了开往成都的飞机。

　　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我的心里不免有些兴奋。记得导演王家卫在他的电影里曾经说过：“每一架飞机上都会有一个空中小姐是你想泡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飞机起飞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一直都在不停地“口渴”……

　　不知是因为最近跟琳子在一起使我的审美能力有所提高，还是因为我们坐的是一架机票打折的飞机——那些给我送饮料的空姐居然没有一个可以引起我泡她们的兴趣。在把飞机上所有可以提供的饮料都品尝了一遍之后，我开始越发怀疑那些导演说过的话。为了表示我的不满，在后面一个小时的行程里我不仅没有再喝一滴水，还先后四次去厕所，把“多吃多占”的部分退还给了航空公司。

　　飞机抵达成都机场时已过了晚上九点。由于刚刚下过雨，空气显得清凉而湿润。因而当剧组的面包车穿行于成都湿漉漉的街巷中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已是千里之外的南国蜀地，反而始终有一种在北京近郊某个县城里转悠的感觉。我想，这也许就是现代文明的副作用——高速度在压缩了距离的同时，也会造成“过程”的缺失。这种感觉就象如今年轻男女的恋爱，虽然效率很高，却会为此损失许多期待的乐趣……

　　我几乎用了整个晚上来调整这种空间感上的严重错位。尽管后来的麻辣火锅让我领受到了一些南国的风味，我的嘴唇也因此整晚麻木得象是汽车轮胎，却仍然没有让我真正意识到那两个多小时的飞行究竟跨越了怎样的距离。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当我第一次走出酒店，呼吸到没有经过空调过滤的湿热空气时，才真切体会到这里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剧组一直留在原地待命，等待其它一些重要成员的加入。这其中包括：我们的摄影师张炬、女主角徐淼和据说在藏区生活了十几年的制片人刘柏生。在此期间，导演带着几位“主创人员”跑遍了成都的大小文艺团体，选妃般努力寻找着另外两名女配角。做为剧组的“美术师”，我自然是全程参与了这些据说很有意义的选拔活动。然而整个过程除了亲眼见证了那些女演员如何挖空心思地在导演面前卖弄和随声附和着发表了几句毫无意义的评论，我几乎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

　　可能正是我这种懵懵懂懂的表现无意中迎合了导演的心意，在成功地把那位从一开始就叫他“爸爸”的女孩定为“女二号”的当天晚上，费导就专门派他的副导演给我送来了一份剧本。

　　其实所谓的“剧本”，不过是一份十几页的拍摄大纲，讲述的是长征中一个掉队的红军女战士寻找队伍的传奇故事。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已经看完了整个剧本，之后却用了几乎一个晚上来为我们的导演发愁——我不知道他要用怎样的拍摄手法，才能把这个传奇得有些离谱的故事阐示得如他希望的那样“既真实生动、又深刻感人”……

　　到成都后的第四天，正赶上这一年的国庆节。在剧组的人员、道具以及一应事物均已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蔺主任终于宣布全体放假一天，以便大家在出发前准备一些自己的私人用品。趁着这个机会，我赶忙跑到街上的商场里为自己买了几件贴身的衣物，因为在这里我洗过的那些袜子和内裤一直都没有晾干。

　　回到酒店的房间我又给欧阳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现在已经“飞”到了成都，并且正式成为了剧组的“美术师”。欧阳的性格中有一点一直让我觉得有些奇怪，那就是无论我告诉她怎样稀奇古怪的故事，她都从来不会感到惊奇。原本以为我把“飞”字念得严重些便能引起她的注意，没想到在听了我满怀期待的宣传后她却仍然平静地说：“哦！是吗？！不错啊！那边天气不好，你多注意身体吧！”

　　我不知道她这种反应算不算正常，只知道她的冷静时常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幼稚。
挺进高原2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日，在全国人民继续庆祝建国四十七周年之际，我们剧组一行二十余人终于开始了挺进高原的行程。

　　一大早，费导便带着蔺主任和当地那位见人就叫“爸爸”的女演员坐上了一辆豪华舒适的丰田沙漠王“先走了一步”。而剧组其他的成员则在一阵搬搬扛扛的忙碌之后，才登上了那辆租来的大巴。女主角徐淼因谢绝了导演的邀请而成了大巴车上的成员，这不免又给乘车的男性们增加了许多新鲜的乐趣。

　　汽车沿着岷江一路蜿蜒而上，虽然有些颠簸，可车厢里的气氛却一直十分活跃。制片人刘柏生是个天生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周围的气氛搞得十分热闹。而徐淼的加入更是为他增加了表现的动力，不仅自告奋勇地又是朗诵又是唱歌，还动员大家一起合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做为“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

　　经过这一阵喧喧闹闹的热身，大家的情绪已被调动得激扬振奋起来。此时刘柏生便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大家每人讲一个“段子”。听到这个建议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我以前接触过的剧组里似乎也都流行着这种“讲黄段子”的传统。尽管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艺术工作者都会有如此的“雅好”，可是它却象毛利人见面要碰鼻子、马萨伊人要向对方手心里吐口水一样，已经被演化成了一种互相之间表示友好和信任的礼节。因此，刘柏生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车上大部分乘客的拥护和支持，不断有人抖落出自己压箱底的藏货与大家共勉。

　　做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我并没有参与这次盛会。这倒不是我自命清高，而是自知肚子里那些“收藏”在这些老江湖的面前，不过都是些“少儿读本”。

　　当车上的男士们大部分都过完了嘴瘾之后，刘柏生便开始拉拢女士们参与，而且第一个他就找上了徐淼。他的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不禁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总觉得他前面所有的铺垫不过都是在等待这一刻的来临。

　　徐淼对这样的场面似乎早有准备，她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推三阻四，而是很爽快地清了清嗓子，说：“一位年轻的女士到医院就诊。她对医生说：‘大夫，不知为什么在我看见汤姆&；#8226；克鲁斯那样的帅哥时总是心跳加快，两脚趾之间发痒。’医生想了想说：‘心跳加快这很正常，可脚趾间发痒倒不多见。不知道您是哪两个脚趾间发痒呢？’女士说：‘两个大脚趾之间！’”

　　车厢里几乎所有的男士都发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声。而女士们的反应却是各有千秋——有的跟大家一起开怀大笑；有的掩面含羞、忍俊不尽；有的则面无表情地看着远处装聋做哑。尽管当时我的灵魂已被车窗外千山万树的美丽风景涤荡得清如止水，听到这个段子时还是不禁对眼前这个靓丽女人侧目相看——让我吃惊的倒不是她能说出这样的段子，而是在她说出这个段子时却仍然能够保持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端庄和优雅。
挺进高原3
这种热烈友好的气氛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期间除了唱歌和“讲段子”，刘柏生还带着大家唱过样板戏、变过戏法、速配过婚姻、讲过各自大难不死的经历、还把男女分成两组，互相猜测过对方初吻的年龄和内衣的颜色；如果车上有盘子，他甚至还准备为我们请个“碟仙”……

　　为此我不得不佩服刘柏生过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感召力——他是我见过的除毛主席之外，能够让人持续兴奋时间最久的一个人……

　　车开到下午时，周围的气温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车窗外的风景也由单一的绿渐渐演变成以红、黄为主的暖色，在微微的细雨中艳丽凝重得让人想起日本画家平山郁夫的重彩山水。也许是受到了温度的影响，车厢里的气氛也开始变得有些冷清——已经耗尽了激｜情和新鲜感的人们似乎一下子对风景都产生了兴趣，纷纷看着窗外做起了“思想的人”。除了偶尔会有饱受内急困扰的同志要求停车方便外，很少有人再发出一点声音。



　　再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冷。随着落在车窗上的细雨变成了零碎的雪花，人们纷纷找出了剧组准备的军大衣裹在身上开始唏嘘、瑟缩。

　　虽说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可是在短时间内经历如此丰富的气温变化对我来讲仍然算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乘坐的这辆气喘吁吁的老爷车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而是一架老式的时空穿梭机器；“吱吱”作响的车轮碾过的也不是公路，而是季节……

　　当汽车真正驶进高原的时候天色已近傍晚。由于疲劳和缺氧，大巴车里包括司机“周八蛋”在内的所有成员都有些昏昏欲睡，再没人有心情去欣赏高原上那绚烂之极的晚霞。

　　“周八蛋”姓周，是四川当地的长途车司机。因为进组的第一天早餐时就吃了八个煮鸡蛋，大家便给他取了个“八蛋”的雅号。其人身长不足五尺，体重不过百斤。开起车来却是风风火火、举重若轻。下午剧组停在雅安吃饭时，他还不顾大家的劝阻喝了整整一口杯白酒。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山里开车就象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样，如不喝点酒壮胆很容易手软脚颤。于是，在此后的行程里我每每见到他摇摇晃晃的背影时，就恍惚看到车上所有人的脑袋都别在他的裤腰带上。

　　晚上七点多钟，我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洲的康定县。先期抵达的蔺主任已经为大家联系好了住宿和伙食，晚餐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特色大菜又有风味小吃。可是此时同志们似乎都已对美食都失去了兴趣，草草吃过晚饭便都无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养神”去了。

　　从到达康定的第二天开始，剧组成员除制片刘柏生和司机“周八蛋”外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我因事先早有准备因而提前减少了活动量，所以只是有些轻微的头疼和气短。我们的费导却因为每晚要跟女演员们“讨论剧本”到深夜导致心力憔悴，不得不靠吸氧来维持日常的工作。因此，刚到高原的几天里我们的拍摄工作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刘柏生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优秀制片人员所具有的品质和才华，开始不遗余力地四处为剧组拉赞助。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说服了县里唯一的一家牛肉干厂的厂长，竟让这家已停产了近十个月、处在倒闭边缘的企业赞助了我们二十箱牛肉干。

　　当牛肉干送到我们招待所的那一天，剧组全体成员都象迎接贵客一样跑到院子里。所有年轻力壮的男士都自告奋勇地帮忙搬着箱子，生怕稍有迟疑它们就会被那几位送货的工人再拉回厂里。虽然事后大家人手只分到了三袋，其余的全被搬到了导演和蔺主任的房间里，但却并没有影响同志们从此重新燃起了工作的热情……
冲突1
冲突

　　就在这几箱牛肉干的鼓舞下，我们的拍摄工作终于渐渐走上了正轨。

　　由于剧组的人员配置有限，我这个“美术师”还同时兼任了“道具”和“制景”的工作，闲暇时还要帮助服装大姐给我们的“女红军”打绑腿。这样的工作量对于以往仅有帮忙经验的我来说未免显得有些过于烦琐庞杂，虽然我做得十分努力，还是免不了偶尔会有些小的纰漏。加上疏于“安身立命”之道，导演和制片主任便渐渐对我有了些微词。而我本人也对剧组日益显现的等级分化充满了忿忿之情。

　　参加过影视拍摄的人可能都知道，剧组成员从职能上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部门。

　　其一是“制片部门”。其主要职责大到剧本的策划、资金的来源和最终剧集的销售，小到全组工作人员的吃、喝、拉、撒生活细节一应俱全。位于该部门权利顶端的人往往被称为“总制片”或“制片人”。其权利大到几乎可以掌握剧组包括导演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杀定夺。不过这样的人物通常只负责剧组前期的策划和后期的走向，一般很少到拍摄现场。真正到拍摄现场主持日常工作的往往是“制片主任”或“执行制片人”。他不仅要整体协调安排剧组的具体运转，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控制拍摄进度和成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