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明新帝国-第3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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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代的时候，贵族都要纳税，但是在大明，不仅贵族不用纳税，就连考上了举人，就不用纳税。

　　　　大明在后世遇到财政危机，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真正的有钱人都不用纳税，光凭底层种地的百姓，能收多少税？

　　　　当然，还有一个严重的原因是原本大明的內监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但是土木堡之后，经济大权逐渐就被文臣们接管过去了。

　　　　內监控制经济，不管他们贪了多少，皇帝是不缺银子的。

　　　　可是等文臣们控制了经济，皇帝手里能控制的金银就越来越少，钱都被大家族们给赚走了。

　　　　所以，朱瞻基的银行，坚决不会让文臣们插手，只要皇室控制了军队，控制了银行，文官们就翻不了天。

　　　　让百官惊诧的是，当代孔家家主孔彦缙抵达京城以后，表现的极为低调。

　　　　他没有联络各方大臣，也没有想着为孔家脱罪，对于刑部搜集的各种证据的指控，都认了罪。

　　　　而随后的锦衣卫就大举出动，将所有有过劣迹的孔氏族人全部抓了起来。

　　　　这一抓，就抓了足足两百人，其中就包括了在孔家威风最甚的孔公卓。

　　　　来京城候审的孔彦缙没有被抓，反倒是留守在曲阜的孔公卓被抓，这也让人大跌眼镜。

　　　　如今的大明可不是没有眼镜，马家这些年除了生产望远镜，显微镜的镜片，眼镜行业又成为了他们另一个盈利点。

　　　　如今的大明不仅有了单镜片，还有了与后世相差不大的眼镜，而且除了各种不同功能的镜片，还有各种黄金，白银，包括玳瑁的眼镜框架。

　　　　现在许多视力不好的大臣现在都会去马家挑选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所以在大明的朝堂上，现在看见不少大臣戴着眼镜，并不是一件稀奇事。

　　　　皇宫，东华门内。

　　　　咨情司衙门内，孔彦缙这个时候就有些拘束地坐在朱瞻基的对面，今日他的身边，两个族老孔讳，孔译也跟随在侧。

　　　　他们是第一次见到朱瞻基，同时也能感受到朱瞻基身上那慑人的霸气。

　　　　“这天下大势，合久分，分久合，但是唯有家族延绵不绝。孤虽然不是惊才绝艳之辈，却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过去，人人谈的是天下，但是孤却更愿意用国家两个字来取代天下。因为天下太泛义了，虽然一众腐儒口口声声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是他们连这个天下有多大都不知道。

　　　　孤出海三年，行程也不过是这天下的一半，还有大片的区域无法前往。这天下如此之大，来往一趟就要几年，朝廷如何能有效管理，统治？

　　　　所以，用天下来形容我大明的疆域，是不合适的，因为一些偏远地区，朝廷根本管不过来。孤要建立的就是国家的概念，将这个天下真正纳入有效统治之中。”

　　　　国家这个概念，在东方一直到清朝末期，才逐渐形成。即便那个时候，梁启超这个励志革新的大臣，仍然以氏族作为国家的主体。

　　　　孔讳捋了一下长须，问道：“殿下，何为国家？这跟天下又有何不同？”

　　　　朱瞻基想了一下说道：“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天下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比如氏族，就是国家的最基础结构。”

　　　　孔讳疑惑道：“那这国家与天下，似乎并无太大区别？”

　　　　朱瞻基点了点头说道：“细化来说，国家概念有区域划分，有行政合法性，也就是合法权力。一个国家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权的理性标准，理性标准是指司法审核标准，法制建立标准，国家可以容纳多民族。

　　　　而民族概念是指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信仰、崇尚、习俗、服饰、佩饰、建筑风格、饮食习惯、忌讳等等。民族也可以国家化。

　　　　再从结构上来说，国家一词有多种解释，例如包括地理层面，政治层面，民族层面，这三种层面都能形成国家的概念。

　　　　自秦汉以来，我中洲各地的小国，小部落，都已经接受了大一统思想，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型国家。虽然朝代历经更迭，但是不论是谁占据了优势，都会想着一统天下，而不是偏安一隅。

　　　　而其他地区则不同，他们没有完善的思想统一，所以在一个地区，可能就有无数的小国家，小部落，谁也不服谁，更不愿挑起战争进行统一。

　　　　从这个方面来说，儒家是有大功劳的。何况还有儒学的人伦大义，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组成。所以孤绝不会摒弃儒学，儒学为本，这一点在孤的手里也不会发生变化。”

　　　　听到朱瞻基这样说，三人登时放心了许多，脸上的表情也轻松了许多。

　　　　但是朱瞻基没有说，他不会摒弃儒学，不代表他不会打压儒学。

　　　　儒学的强势已经严重挤压了其他学科的生存空间，他们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都必须进行改进。

　　　　朱瞻基又说道：“儒家应该在国与家之间，建立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国为大家为小，先国后家，而不是先家后国。如果这一点你们能做出合适的释义，孤不会吝啬一个衍圣公的爵位。

　　　　不过，孔家必须按照大明的律法进行分家，除了长子长孙一系，其他各支都必须按照规矩纳税。

　　　　皇族不肖，有亡国之忧，孔家子孙不肖，却依旧能躺在祖宗的牌位下享受特权，这事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在唐代以前，你们孔家也不比其他家族更为高贵，不要得陇望蜀，贪得无厌。而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国家的发展之中，只有这样，你们才不会被淘汰。”

　　　　孔讳看着朱瞻基严肃的脸，想着他布置的任务，登时觉得有些头疼起来。

　　　　他不是孔彦缙，还看不出朱瞻基要他们建立国家意识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能轻易看出，如果真的按照朱瞻基的意思来做，在国与家之间建立起来新的理论体系，那么就真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人的思想是最顽固的，但是也是最善变的。当人们接受了国家大于家族重要性的理论，以后的氏族就必须为国家服务。

　　　　但是，这件事他们孔家推无可推，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朱瞻基自然也能安排其他人这样做。

　　　　那个时候，孔家可就真的会被淘汰了。

　　　　只是为了这一点，他们孔家也必须要做这件事。

　　　　春秋大义，当然是由他们来注经释义最合适。

　　　　朱瞻基当然也是这样想的，建立国家的概念，非一朝一夕能竟功的。

　　　　哪怕他现在有大明第一才子解缙当老师，但是他仍然没有孔家人更适合做这样的事。

　　　　他的注经释义还会遭到有些人的反驳，但是孔家人的注经释义，基本不会遭到文人的反对。

　　　　现在，孔家已经被他治的服服帖帖，该抓的人也都抓了。

　　　　何况，孔家分家，再加上他时刻宣传一下圣人之后不等于圣人。这孔彦缙胆小如鼠，今后不怕他们敢闹妖蛾子。

　　　　五月初一的大朝会，大理寺正式公布了对孔家的处置。

　　　　首先，除了祖田，朝廷为孔庙划拨的五千亩祭田，孔家自洪武以后，占据超过四千顷良田全部充公。

　　　　其次，孔家的十万隐户全部将迁往山海关以北，那里还有大片的良田，根本无人耕种。

　　　　而这些年，凡是有过为非作歹行为的孔氏族人，全部流放北海放牧。

　　　　这样一来，留在曲阜的孔氏族人已经不到两千。

　　　　他们全部被分产到户，驱赶出孔府。以后的孔府不允许再扩建，房间数量不能超过现在的三百四十间。

　　　　而且只有孔家主支才能住在孔府，其他人等，只有超过六十岁，才能以族老的名义住进孔府。

　　　　朱瞻基原本还准备将孔庙的祭祀，由朝廷接过来，但是觉得这一步太激进了，而且这事也是个麻烦，所以依旧给他们留了五千亩祭田，由他们孔家自己主持祭祀。

　　　　除了这些，另外一些与孔府有关的案子，也都一一进行了审理。

　　　　比如马德钟父母祖坟被刨一案，当时的孔家主事人孔公卓就被判赔偿三百两银子，本人因为劣迹甚多，被流放到虾夷岛。

　　　　虾夷岛就是后世的北海道，如今是大明的疆域。但是那里因为气候寒冷，如今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开发。

　　　　如今那里除了一个大明的海军水寨，主要就是一些土人。

　　　　岛上现在总人口近十万，但是儒生数量稀少，连教土人和水师子弟的老师都没有。

　　　　孔公卓虽然仗势欺人，劣迹斑斑，但是因为那里没有儒生教书，让他过去当个老师，算是人尽其才。

　　　　马德钟对这样的处置已经很为满意了，父母尸骨已经找不到了，能把孔府告倒，就已经是意外之喜。

　　　　而孔彦缙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因为这样一来，朱瞻基等于是将他的掣肘彻底清理出去，今后的长子长孙一系，只要没有绝嗣之忧，其他各个分支就没有了插手孔府的机会。

　　　　但是偌大的孔家一下子四分五裂，除了主支，其他各个分支以后就只能当普通百姓了，他们想要免税，也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们也开始考取功名。

　　　　当然，在未来会取消所有人的特权，每个人都要纳税，这一步朱瞻基还没有急着走。

　　　　以后，所有人的特权都会取消，包括皇族，宗室。

　　　　但是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现在，主要精力还是先放在禁止金银流通方面来。

　　　　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朱瞻基接见了从林州返回的几个内侍，他们带来了刘万的书信。

　　　　看到刘万的书信，朱瞻基对他越发满意了。

　　　　从这件事上，刘万能够想到他现在针对宗族的一些计划，说明他是个有脑子的。

　　　　这件事虽然不大，但是确实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案子，这是宗族法度与朝廷法度一次碰撞。

　　　　虽然这个案子发生在朱棣刚登基的时候，但是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这件事并没有过时。

　　　　如今的朝廷对天下的管理，基本上只是到县一级，基本上，到了乡里，就是实行的村民自治。

　　　　朱元璋时期，大明乡间成立了无数的乡老会，这些乡老大部分都是由族长，解甲归田的老兵们组成的。

　　　　他们拥有议事，处事的权力，甚至可以见官不拜。

　　　　乡老的权力大小，基本上与本人的威望有关，他们在处理许多事务的时候，大都以过去的经验或者是当地的习俗为依据。

　　　　这种处事方法的确有环节民间矛盾的作用，成为朝廷法度的有效补充。

　　　　但是，这中间当然也有许多碰撞和矛盾。

　　　　而且许多族长也因此作威作福，成为地方一害。

　　　　这个时候，朝廷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处理方案，即便是有了冤案，错案，也无法进行修正。

　　　　皇权下乡，对如今的生产力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朝廷如果想要让皇权下乡，耗费的成本绝对会大的惊人，而且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

　　　　首先，就是朝廷的官员不足。如果想要增加管事的官员，不是翻倍，甚至要增加好几倍的低级官员。

　　　　其次，民智开发不够，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识字，一辈子没有出过县，能有什么见识？

　　　　想要让他们接受朝廷的这一套，花费的精力就大的惊人。

　　　　所以，皇权下乡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不仅仅是成本问题，更涉及到了教育问题。

　　　　但是，通过这件案子，朱瞻基虽然没有看到改变这一切的契机，但是最少能制定一份约束宗族势力的律法，将一切法制化，而不是依靠人情化。

　　　　宗族势力的历史悠久，远超国家的存在。在隋唐以前，宗族势力的优先还要大于皇权。官员想要当官，依靠的都不是科举，而是举荐。

　　　　隋朝因为要改革，隋炀帝步子太大，扯到蛋了，直接被赶下台，还成就了千古恶名。

　　　　唐代武则天时期，宗族势力才真正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从那以后，科举成为了官场的主要晋升渠道。

　　　　而宗族势力在那以后，也逐渐被规范化，制度化。

　　　　宋代的范仲淹首创义田。

　　　　当时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生活日益富足，但他十分节俭，而且还把钱花在他认为最重要的地方。他省下一些钱财，来兴办义庄。

　　　　范仲淹和他的哥哥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他们把这些田地捐赠给自己的宗族，并且订立了十三条规矩，这样一来，就算是本族的穷苦人家，也能够生存下去。

　　　　从那以后，不仅仅有义田，还有了义学。有族中有钱的人捐出来的天地出产，可以供贫苦子弟就学。

　　　　除了义田、义学之外，甚至还有义冢，用来埋葬本宗族的穷苦之人，不至于死后连丧事都办不起。

　　　　这种义田的发展，让宗族势力重新又膨胀了起来，宗族势力成为朝廷管理的衍伸和补充。

　　　　不过这个时代，宗族势力并没有断人生死的权力。就连朝廷要报死刑，最少要布政司以上级别才能定刑，京城还要上报到大理寺和刑部。

　　　　所以刘氏族长将毛氏沉猪笼是完全违法的，也就是偏远地区，才能有这样的事。

　　　　真正的族长可以断人生死，那是几百年后雍正时期才有的制度。

　　　　雍正时期，曾经要求各省推行保甲法。

　　　　保甲法要求每个宗族中挑选一人担任族正，也就是实际管理宗族事务的人士，第二年又制定了一条规章制度——“恶人为尊长族长致死免抵”。

　　　　也就是说，族中的族长、尊长可以杀死本族中的坏人而不用负担“法律责任”，不用以死来赔偿。这就给予了族长极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宗族的权力得到迅速的膨胀。

　　　　所以沉猪笼这样的事在清朝很多，在明朝却很少有。

　　　　朱瞻基并没有急着回信，今日是端午节，大臣们要过节，他也要过节。

　　　　今日他就请了自闭后宫的张贵妃出来，在宫中大肆庆贺一番。一帮小孩子最喜欢过节了，因为过节，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肆意地玩。

　　　　刘万既然说了会在林州等候一些时日，也不晚了一天两天的。

　　　　这件事他虽然知道该往那个方向调整，但是细节律法问题他了解不够。等到明日召集顾佐，赵羾，李庆这些精通律法的官员，再跟他们问计。

　　　　安排好了这些事务，他正准备出门。朱雪领着朱霜，两个小人儿趴在门槛前面。“父王，你答应了我们去划船的。”

　　　　朱瞻基看着两个女儿，心情登时愉悦了起来，他跨步出门，才发现其他子女也都眼巴巴地看着他，这是打发了朱雪和朱霜两人来当代表了。

　　　　应天府皇宫是有河的，这条小河是秦淮河的支流，并且有三个出入口，东南自古今经籍库处进来，形成一条南北走向，后又变成东西走向的小河。

　　　　一个出水口在西华门北，通向内库。另一个出水口一直向北，流经大半个皇宫，在御花园处出宫，流向燕雀湖。

　　　　宫中的河虽然不大，也不算长，但是总距离也有两里长。

　　　　但是宫中的孩子是不能游水的，他们平时练河边都去不了，划船的时候也很少。

　　　　所以要过节了，朱瞻基为了让孩子们开心，就答应了他们会安排几艘小船，带着孩子们划船玩。

　　　　他们一个个就非常期盼了。

　　　　朱瞻基右手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