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孙犁传-第4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这都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他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他借古人之笔，所指摘的“苟作”、“循物”、“欺心”、“蛊俗”、“不可以示子孙”这五种不应该有的行为或现象，都在过去的年代里是非颠倒地，反常态、反理性地发生了。孙犁这样强调它们，自然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事情。
结果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他读了一些诗，他也主张“诗贵有我”。他曾说过，李白、杜甫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不成其为李白、杜甫了（大意）。但是，他渐渐看出，有些诗是把“我”神化，无限制地扩张“自我意识”，实际是以自我为中心，观察、判断一切，并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结果，出现的不是诗，只能说是一种症状：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①
这些年来，他读了许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新颖独到之处，一一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仅是他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介绍的作家，就有十余位之多，如刘绍棠、从维熙、刘心武、林斤澜、宗璞、李oe省⒓制桨肌⑻②容、张贤亮、鲍昌、邓友梅等等。其中，大部分还曾经是他的座上客。
他并不守旧，如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是比较早地提醒人们注意肯定其中合理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他看到许多人以谈论弗氏学说为时髦，并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热”的时候，便不再凑这个热闹了。
关于这一点，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傅正谷，曾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孙犁与弗洛伊德》②。这位作者说：几年前他从书店购书后去看望孙犁，孙犁问他买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于是，便引出了孙犁的下列议论：“弗洛伊德此书三十年代就曾出过，弗氏理论在西方亦早成旧论，今人不察，以为是什么新的东西，更下者，只得其皮毛而不深解其意，便大谈以充时髦。实在，弗氏理论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谬误之处的（大意如此）。”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话：“……1979、1980两年，他又连续三次论及弗氏。要知道，那时弗氏著作尚未大量翻译出版，那些认为孙犁保守论者和以新潮人物自居者，面对这一事实又将如何看待、作何感想呢？”
在文化问题上，孙犁不是一个锁国论者或保守论者。相反，差不多还在十年以前，他就批判了这种现象：“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①这虽是就清末讲的，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战斗锋芒。关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他这些年来讲得不算少了，他甚至于在给一个作家的信里提出：“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②显然，他把这看成了一条经验。他说，他极喜爱泰戈尔的散文。不过，“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现芜杂的局面”③，这也是人们想象得到的吧。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与孙犁过去遇到的完全不同。他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变化，做为一个清醒的、从不盲从的、拥有自己的独创风格的作家，对周围的一切，他必然采取分析的态度。
因此，在这些年来，人们从他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流俗的、甚至是空谷足音式的议论；同时，也正因此，不免在他身旁卷起一股小风云——学习外国吗？这很好，但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①“假若冒充时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作，就更不可取了。”②鼓励新人新作吗？这当然应该（孙犁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一味地捧。而“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的典型。反复高歌，年复一年，仔细算算，如果每唱属实，则我们探索到的东西，突破的点，已经不计其数。但细观成果，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这些评论家，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歌唱的遍数了。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有时近于江湖相面，只能取个临时吉利。历史将按照它的规律，取舍作品。”③
当批评者不再提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做为创作的首要问题提了出来：“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按：作者此文写于1980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下谈？”①当人们否定了高、大、全和假、大、空的“英雄典型”论，一般人对塑造英雄人物讳莫如深的时候，他坦然而理直气壮地说：“群众是喜爱英雄的……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②他还看到一些刊物的插图，男女相依相偎的场面多了，裸露部分多了；有些画面，“或人头倒置，或刀剑乱飞，或飞天抱月，或潜海求珠”。这时，他常常慨叹：“时代到底不同了。与‘四人帮’时代的假道学相比，形象场面大不一样了。但要说这都是新的东西，美的追求，心中又并不以为然。仍有不少变形的、狂态的、非现实的东西。”他指出这些标榜新潮或探索的作品，其实是早已有之，是把肉麻当有趣。“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30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③……
渐渐地，终于招惹出是非来了，他不得不声明：我写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更从来不会有意给人加上什么政治渲染，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一种人，有两大特征：一是善于忘记他自己的过去，并希望别人也忘记；二是特别注意文章里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绰绰地看到别人写了自己一点什么，就口口声声地喊：“这是政治呀！”这是他们从那边带过来的老脾气、老习惯吧？
呜呼！现在人和人的关系，真像《红楼梦》里说的：“小心弄着驴皮影儿，千万别捅破这张纸儿。”
（）
捅破了一点，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后的事了。老实说，我是九死余生，对于生前也好，身后也好，很少考虑。考虑也没用……①他所评论的或涉及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当然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名字。这也是一个敏感区域，他自己知道，稍不注意，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但是，这也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写这些文章，乃是出于至诚，发自热心，而且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从直接感受出发，谈读书感想，决不参考别的评论家定的调子。这样，他谈的纯属文章之道、个人见解，而决非成见。再则，他在文章里提到的作家，无论年齿长幼，都是他敬重的，或有好感的；他论及的作品，都是看过以后，感到喜欢的。这样，他由于心里高兴，也就随读随记，志以纪念。“反之，即使作品如何煊赫，我是不能也不肯赞一辞的。这一点，我谈到的那些作家，是会一目了然的。对于他们，我并自以为有些知己之感。”①他的诚意和解释，没有挡住有些人散布流言蜚语。这些人说：他写的一些评论文章，是教训别人，是要别人按照他的主张去写作。对此，他置辩说：“这是有意的歪曲和挑拨。无论是青年，老年，谁也没有权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张写作，我更没有那种野心。”
但是，在当今的文坛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急于求成，匆匆忙忙，想树立一面旗帜。虽有不少的人为之呐喊，时间也有几年了，他们那面旗帜，还是没能树立起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于是，有人又想标立一些新鲜名目。半年以前吧（按：即1982年春夏之际），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参加“问题小说”的讨论。我回信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题小说”，平时没有注意过，更没有研究过。“问题小说”，难道还有“没有问题”的小说吗？文学的旗帜，不是那么容易就树得起来的。30年代，有一个杨邨人，他想树一面“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但费尽心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国的地面上。这很简单，大地不接受他这面旗帜。②这些年来，老作家在文坛上比较沉默，孙犁没有沉默；这些年来，文坛上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如果有，那也是很微小的），孙犁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1986年，他居然开起玩笑，用“姜化”的笔名，在《羊城晚报》发表了几篇杂文，对风派和全盘西化的观点，进行了尖锐、泼辣的揭露和抨击。后来有人去看他，顺便问问是谁写的（其实，这位来访者从那犀利的笔法上，已有几分猜到是他写的），得到的回答，果然是他写的。问他何以这样署名，他说：“我一是不想得罪人，二是来点幽默，和他们开个不大不小玩笑：他们思想新，我的思想守旧，姜化者，僵化也……”
据这位来访者介绍说：有一次，某女作家到孙犁家里做客，讨论到当前创作问题，孙犁说自己写文章往往左顾右盼，谨小慎微。女作家脱口说道：“你老说自己胆小，写起来比谁都胆大。“孙犁听后大笑起来。
应该说，他谨慎还是谨慎的。1983年秋，有一天出版社的编辑来他家拿《远道集》的书稿，对他说：“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按：指《尺泽集》）还要厚一些。又没有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他慨叹地说：
“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守着一本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错也多。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
他向来的习惯是，一篇文章写出后，总是左看右看，不止一遍地进行修改。这是基于他的这一认识：“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①可是，文坛上的事情是这件难以预测，就是这样小心，有时还是闹出笑话。
一家出版社要印他的小说选集，他让编辑代选。选好后，编辑让他写序，他请对方摘用他和吴泰昌的一次谈话②，做为代序。清样寄来了，值他身体不好，事情又多，以为摘录旧作，问题不大，就请别人代看了一下。书印出后，才发现出了毛病：原文是他和吴泰昌的谈话，编辑摘录时，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吴泰昌说的话，都变成了他的话，而且进行了某种润色和加工，“什么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一开始就燃烧着人道主义的火炬呀。什么形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有影响的流派呀。什么中长篇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呀。别人的客气话，一变而成了自我吹嘘。这不能怪编辑，如果我自己能把清样仔细看一遍，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严肃与荒诞——修改文章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作品，孙犁是很爱惜的。1946年7月4日，他给康濯的信①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
这样的不舒服，建国后他遇到的更多了。
1980年，江苏省铜山县一位中学教师发现徐州师院函授室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里的《荷花淀》，与高中课本里的出入甚大，写信问他：究竟哪个版本可靠？“高中课本上的《荷花淀》，写得细腻生动，是你本人修改的，还是课本编者修改的？”显然，这位教师把前者看成了他的原作。
于是，他把前者找来一看，不觉吓了一跳。选本所载《荷花淀》，第二段全被删去，这一段是：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6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下面是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也全被删去：“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此外，还有十余处字、句、段被删，一共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几乎删去千字。
对于这种不加任何说明的滥删，孙犁斥之为“偷偷摸摸的行为”。他简直琢磨不透这种人的心理：“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也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以展不世之才。”①
差不多与此同时，他的《山地回忆》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一位中学老师将这篇小说选做某部门的业余教材，还好，他没有采取那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而是寄来了他的修改清样。孙犁看到，仅第一段文字，他就用各种符号删来改去，勾画得像棋盘上走乱了的棋子。孙犁确实非常不愉快了，他想：“我写的文章，既然如此不通，那你何必又去选它呢？”他几乎一生都在做编辑，但从不大砍大削别人的文章。同样，他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他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退给他，他会更高兴些。一次，他向北京一家大报的副刊投稿，编辑为了适应版面，削足适履，删去很多，文义都接不上了。读者去信质疑，编辑不假思索地把信转来，请作者答复。孙犁立即顶了回去，请他们自己答复。
不知是什么原因，外界忽然传言：孙犁的文章，不能改动一个字。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