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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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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能够取得大成功的企业家，大都有一颗可爱的平常心，具有旁人所不及的个人魅力。这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规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就曾对楼忠福感慨地说过：“我在国内国外接触了许多企业家，我发现你们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普遍有一条，就是特别具有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到了哪种程度呢，你刚和他接触的时候看起来一个个都傻乎乎的，不是看起来一脸的精明样，实在看不出他是一个企业家。你说他是真傻吧，肯定不傻，为什么表现出傻，其实是一种真诚、坦诚。”
广厦的###、楼忠福早期最重要的创业伙伴之一的吴小伟对楼忠福也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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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济国的国力（2）
他说：“从广厦整个发展过程来说，离开楼忠福就没有今天的广厦，这肯定是对的。但他的能力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他的责任心才是更重要的。没有对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心，是绝不会成为优秀企业家的。所以我认为，与其说是楼忠福的企业家才能造就了广厦的成功，不如说是他的责任心造就了他的才能和广厦的成功。”
“优秀的企业家都很累。中国的改革历程也很艰难，广厦是讲政治讲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讲政治，讲政治就是要回避政治风险。现在企业做大了，他说中国的企业家要成为慈善家、责任家。”
广厦另一位###、楼忠福早期另一位最重要的创业伙伴之一楼正文也说：“楼忠福的性格很外向，什么场面都能够适应，喜欢拼搏。他性格中最让我佩服的是在困难的时候沉得住气，越大的问题越稳得住。有时候碰到问题他也会很焦躁，但暴躁过了能够马上冷静下来，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有困难。所以大家都说‘广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事业做大了，在外面的人看来很风光，实质上做企业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轻松，这么多年来他其实是很苦的。有一次我们两人聊天，我问他：‘辛苦拼搏了这么多年，现在做大了还要这么辛苦，你到底图什么呢？’他苦笑了一下说：‘上得了马，下不了马。’”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国企业家群体艰难成长历程的了解，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美籍华人汪康懋才在2004年的争论中，怒斥郎咸平“不厚道”，因为郎咸平以偏概全，“欲陷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于不义地位”。
对中国过去的生活有深刻体会的汪康懋，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高屋建瓴地指出，“有了创业型企业家，可以从负到正、从小到大；没了企业家，一块死的资产很快因缺了灵魂人物而垮下去。企业家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中国一共才有几百位一线优秀企业家，所以我们不能坐视郎咸平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企业家的头上，将中国一个个优秀企业家推上审判台。要不然，中国民族产业将没有了领军人物。这一点不容含糊。”
汪康懋的“怒斥”并非一时意气，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数据和事实支撑的。民营经济力量对中国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都不会否认的。
这种巨大贡献，可以从众多关于民营经济的报道中窥得一斑。2004年7月27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关注非公经济：我国非公经济成为就业主渠道》。
文章说，“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非公经济已成为当前就业主渠道。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我国城镇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达到8000多万人，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特别是从1992年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平均每年向社会新提供600万就业岗位，占城镇年均新增就业岗位的80％。”
“另外，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65％是靠个体、私营经济实现再就业的。2003年私营企业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万人，其中有10万人作为投资人创办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安置万人，其中下岗职工作为投资人的有万人。”
“到2003年底，非国有乡镇企业拥有就业岗位亿个，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做出突出贡献。”
这篇文章的唯一遗憾，是“个体”、“私营”、“非国有乡镇企业”、“非公”等“三姑六婆”的细分概念让人感觉迷惑、混乱。不过，其中的凿凿数据却非常雄辩地告诉人们，中国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人就业的主要渠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带动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而且对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民营经济无论质的提高还是量的增加都会对就业形势产生积极的作用。
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国安之策，还是富民之源、强国之基。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很多社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就业难的本质是创业难。
在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异常沉重的四川省，省委书记张学忠就有这样一番坦率的话语：“源泉在民力，活力在民营，希望在民间。在农村，多一个专业户就少一个贫困户；在城市，多一个个体户就少一个下岗失业户。调动亿万人求富思变的创造力，培育千百万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形成千家万户办企业、千军万马搞生产、千方百计找市场，民营经济铺天盖地发展的局面，必然为人们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的富裕、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广阔的空间和内在的动力。”
任何鼓吹“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欲再打压和“清算”民营企业的“历史螳螂”，最终只能是螳臂当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2003年2月，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发表了“中国第五次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其中的数据也充分显示中国民营力量蓬勃生长的态势。
1988年，工商登记私营企业户数为万户，雇工164万人。到2002年，登记数为万户，增长近27倍，从业人数达万人；注册资本金每户平均均超过百万，达亿元；缴纳工商税收亿元，是重要的国民经济收入来源，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私营企业提供当地2/3以上的财税收入。
力可济国的国力（3）
到2003年末这股力量又跃进一步。这年11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民（私）营企业主阶层步入历史拐点”一文。
文章说，“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民（私）营企业主在册人数是万人，而实际上，现存的188万户集体所有制企业中，80％已经完成转制，所有权归属个人，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兰士勇处长推测说，加上这部分，大概估算私营企业主人数在1000万以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这些年的繁荣稳定、让世界惊诧的经济奇迹，正是由这些数据支撑着的。而创造了这些数据的，正是那些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发现机遇并驾驭风险的民营企业家，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以及市场上诚惶诚恐打拼的中国民营经济大军。
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私）营经济只用了20％的国家资源，创造了60％左右的产出，而国有经济用了80％左右的国家资源，却只创造了40％左右的产出。
面对这样的数据和事实，熟悉中国国情的《交锋》作者之一、《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曾深有感触地说：“回顾20多年来民（私）营经济走过的曲折过程，你会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深深感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私）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张厚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践表明，哪里的民（私）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大，哪里的综合经济实力就强，人民生活水平就高。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民（私）营企业户数就占全国总数的，中、西部地区之所以欠发达，重要原因之一是，那里的民（私）营企业户数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和。东部地区的今天，就是中西部地区的明天。民（私）营经济作为又一支异军，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将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速占领着或开拓着新老市场的空间。”
放眼整个中国经济的大棋局，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哪个行业最早对民营企业开放，或者说哪个行业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就最好、与国际水平差距最小、中国消费者得到的实惠也最多，相反则结果也完全相反。
民营经济力量对于中国的影响是超越经济的，是全面的、深远的。这股生机勃勃的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存在和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自我负责、讲求效率、优胜劣汰、平等自愿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放宽思维的视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民营经济力量不仅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同时也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支力量。他们不仅在重塑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同时也在重塑着世界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大棋局。
既然发达国家可以把正在转型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把正在自己身边成长的企业家群体，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还没有完全成长的市场力量呢？难道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中，中国人永远只配做一个引进者和追随者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过一直看好中国经济改革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早就对中国表达了美好的预期。他说：“中国是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我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重塑中国的经济体制，而且能够重塑全球的经济格局。”
作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家群体永远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能够重塑中国经济体制，并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除了中国企业家群体，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指望。如果有指望，就是指望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地转型——转变为尊敬和鼓励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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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爱心一起流动（1）
2003年初夏的一天，在浙江省电视台的直播间里，三个来自希望小学的孩子正在接受主持人的现场采访。旁边的大电视屏幕里正播放着一个资料片：
“在浙江兰溪市水亭乡，大雪纷飞的冬天，水遥和年迈的奶奶蹲在街边卖腌萝卜。不到10岁的水遥还是个孩子，可她身上单薄的衣衫和长满冻疮的双手却无声地表明：她，是一个和别人有着不一样遭遇的孩子。”
“水遥童稚的眼眸中透着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忧伤。自从父母在两年前相继病逝后，她和年仅5岁的弟弟就靠奶奶售卖腌萝卜维生。她的学费已经欠下两年了。眼看着再也不能欠下去了，学校的老师也为品学兼优的水遥面临失学而深感惋惜。然而这个小村子太穷了，老师们也爱莫能助。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幼小的心灵因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茫然。就在水遥不得不离开学校的时候，一双温暖的手向她伸过来了。浙江省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代表楼忠福将第一笔‘忠福慈善基金’的款项送到了水遥的手上……”
看完这个资料片，直播间内没有一丝声音。水遥的眼里泛着泪水。观众席上人们的眼睛也湿润了，主持人身旁楼忠福的眼睛也湿润了。
水遥用颤抖的声音说：“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楼伯伯给了我们重新走进课堂的机会……”
这是浙江电视台在录制《帮助》节目时的一幕，这个节目是专门为展现“忠福慈善基金”的首批受助孤儿的学习和生活而摄制的。“忠福慈善基金”是2002年底在浙江人民大会堂由广厦控股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宣布设立的。楼忠福为这个慈善基金捐献了1500万元，每年资助300名品学兼优的孤儿，直到他们读完高中。这是浙江省“慈善助孤”项目设立以来，民营企业最大的一笔捐款，同时也是多年来楼忠福多次出资捐助失学儿童的其中一笔。
多年来，楼忠福一直以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自己的事业和回报社会。他说：“我出生于东阳的一个农民家庭，生活的艰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企业的发展，我认为离不开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环境，二是自身努力，三是社会支持，三个缺一不可。积极投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不仅是拓宽企业发展领域的需要，也是企业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不回报社会，肯定违背了规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一直对员工说：‘广厦人一刻也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一刻也不能停止对事业的追求。回报社会是广厦人的天职！’”
多年来，楼忠福的广厦集团已向慈善机构和弱势群体捐款3120万元，而捐助和投资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累计超过8亿元。2003年，楼忠福因此被评为“中国十大公益事业之星”。
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像楼忠福这样慷慨地回报社会的企业家不在少数。据中国工商总局统计，仅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私营企业主向社会捐赠就达8个多亿。
而在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家群体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尚不彰显的1994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发起了到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投资性扶贫的“光彩事业”，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富帮后富”的经典案例。到2003年底，累计已有8846名内地民营企业家和港澳台同胞投身光彩事业，实施50万元以上的光彩事业项目5744个，投入资金229亿元。这个事业已帮助259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光彩事业项目从农村扶贫开发，发展到参与城市国有企业改造、下岗职工再就业、农业产业化、环境保护、国土绿化、移民安置、教育和高新技术等领域。2000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授予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特别咨询商地位，把光彩事业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模式向国际社会推广。
信奉“积善之家有余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文化，从来不缺少“积善”和“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商人（企业家）无论是太史公《货殖列传》中的财富英雄，明清的晋商、徽商，晚清的红顶商人，还是漂洋过海的近代华侨富商，不管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缺陷，在慷慨捐助、热心社会公益方面几乎都有同样良好的记录。
其实在中国的社会中，难的不是富有者的“兼济天下”，而是富有者的“独善其身”——财富安全其实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难题。
而这个由来已久的难题，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创富者及他们手中的财富的错误认识有直接关系。司马迁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错误地以为，商人（企业家）在捐出财富的时候才是“兼济天下”，而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则是一副“奸商”嘴脸。
其实在司马迁和哈耶克眼中，企业家无论是捐出财富还是赚取利润，都属于“兼济天下”。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通过纠正大多数人的判断错误、市场信息错误来获取利润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的企业家行为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有利于市场的运转，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当然也就能增进每个人的福利。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伟大的社会伦理规范中的“社会贡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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