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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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嘛，不是说你东阳三建就没有。可是……”厅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楼忠福就插了进来，依旧是笑嘻嘻地说：“那就谢谢厅长了。我等了这么久就等厅长你这句话啊！”厅长都被楼忠福的“滑头”逗乐了，他赶紧补充说：“谢什么，我可没有批准你。”
　　两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楼忠福又乘机给厅长递过一支烟，然后又点上火。
　　“厅长，我们乡镇企业可不容易啊，什么都得靠自己。但我们做得并不差，要是厅里能够更多点支持，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一样都是您手下的兵，照样给国家纳税，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嘛。”楼忠福乘胜追击，“进逼”已经有点疲乏的厅长。
　　

广厦——春天就是“准生证”（3）
“楼忠福，你这话说得没错，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对你对事业这股劲我也体会到了。我看现在也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我会把你的话放在心上的。”
　　就这样，楼忠福给厅长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和一大堆的烟蒂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楼忠福第一个到会场，挑了一个最前面的正中位置。楼忠福要在厅长的眼皮底下听他讲话，一来是表示对厅长的尊敬、加深他的印象，二来是要仔细听厅长讲话的内容。
　　果然厅长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提到建筑企业集团的问题。但他只是简单地说说并提醒大家，搞集团公司，有条件的可以搞，但不要一窝蜂地搞。楼忠福这时候心里有数了，因为他知道东阳三建是第一家申报的，当时浙江省别的建筑企业有意向搞集团的不少，但开始申报的还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省厅不完全支持，至少不会强烈反对。
　　很快就到了5月30日，楼忠福再跑建设厅，但厅里主管部门仍然没有盖章。金华市那边能够盖的公章都盖了，但有的公章还得等省厅的批文和公章。6月1日，工商局也破例地先把营业执照先发了，可是省厅主管部门还没有在“准生证”上盖章。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却无计可施，唯有等待楼忠福的安排。楼忠福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奔跑，本来粗壮的身体也变苗条了。6月1日晚他再也不忙了，他只是跟公司骨干们说：“通知大家准备好，后天就挂牌！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不齐的手续可以再补。我看改革的春天就是最大的‘准生证’。”★
　　1992年6月3日上午，一个“春天的孩子”诞生了——“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的牌子被高高地挂在东阳三建大厦的门口。楼忠福由一个乡镇企业经理，摇身一变成了浙江第一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的总裁，手下员工1万余人，成员企业18家，集团总资产5000多万元。
　　1992年中国的新鲜事很多，也是在1992年的6月，中国国家足球队迎来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德国人施拉普纳。这个纯粹的巧合，为一年后楼忠福又一个漂亮行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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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自由的大门（1）
市场经济的大旗在1992年的改革东风中高高飘扬的时候，那些支持市场化改革的老一辈经济学者都乐得像一群孩子一样。也许是太在意于“送走瘟神”的胜利了吧，他们很多人竟然一时忘记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重任。倒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及时留美“补课”的吴敬琏，在高兴之余不忘记向大家含蓄地预告“重头戏还在后头”！而年轻的樊纲则单刀直入，把铜板的另一面翻开——“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
　　穷寇找到了，而改革力量的追兵也立即赶到——所有制问题或者说产权问题，从1992年开始，逐渐成了中国经济改革演义中的最新剧目。其实这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产权的明晰化和多元化不仅是企业生命力和独立性的根本保证，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但这个核心问题在当时还相当敏感，而且任务也很艰巨。当然，中国的改革路线注定是温和的、渐进的、非均衡的，就像面对黔驴的老虎一样，总是一点点由边缘开始试探，慢慢向中心逼进的。所有制问题的突破，也是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从不那么敏感的“准国有”企业开始试探。山东的诸城市和广东的顺德，就是在1992年悄悄地把改革的筷子伸向“产权”这只螃蟹的。这两个地方也因为先行一步的成功，而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成为全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榜样——“靓女先嫁”这句地道的广东话就是从顺德走向全国的。
　　不过向来“吃饭筷子可撑船”的浙江人，向产权问题伸手的速度并不落后，尽管浙江经济本身就没有特别严重的国企问题。小平的南巡讲话传开后，浙江省政府很快成立了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这是冲着现代企业制度和股票市场去的，后来浙江成为全国上市公司最多的地方★，与浙江官员从这个时期就开始的努力不无关系。尽管中国股市从整体上来说，是一锅“煮坏了的鱼汤”，但这并不影响部分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浙江企业家从这锅“坏汤”中捞到鲜美的螃蟹。楼忠福就是这样的幸运者之一，但他成为幸运女神指尖下的“选民”的过程，却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完。
　　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全省选择一批国有企业进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造。本来不考虑非国有企业，但楼忠福敏感地嗅到了这只螃蟹的香味。所以广厦集团在1992年6月成立后，楼忠福8月就动手争取广厦集团成为这项改革的试点企业。
　　楼忠福此举不仅要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企业的融资模式、经营机制和企业发展活力问题。他很清楚，集团公司虽然已经成立，但企业的本质没有变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变化，经营管理层与企业的风险、利益关系也没有变化。虽然在实行承包制后当地政府官员一直很支持他、信任他，但乡镇企业做大后，那些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毛病也就越来越难以避免了，如果不及时采取改革措施，企业的发展就很难有大的突破。
　　不过，楼忠福周围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议论，为什么集团刚刚成立，很多东西都还来不及熟悉和完善，又来这么一个动作呢？这么多年来实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是一直好好的吗？东阳另外的几个大企业不是没有搞这个吗？你楼忠福是不是太爱跟风赶时髦了？楼忠福跟他们说：“机遇就像准时出发的渡轮，错过了时间就永远追不上。我宁愿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拉着大家跑，先上了渡轮，然后再扣紧裤腰带，再给大家解释。”★
　　经过一番艰苦而曲折的体制公关，楼忠福真的又一次赶上了机遇的渡轮。本来这次试点计划只是针对浙江的国有企业，但由于楼忠福的积极主动，1992年12月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终于破例批准将广厦集团列入试点名单。这也是当年浙江规范化股份制试点企业中唯一的一家乡镇企业。紧接着，由广厦建筑集团、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市信用联社三家单位共同发起，按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浙江广厦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总股份是1亿股，其中广厦集团以其全资子公司——东阳三建全部经营性净资产折成万股，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信用联社以现金认购万股；内部职工认购2000万股，另外还有一部分公众股。
　　1993年6月，浙江广厦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这样，广厦集团不仅是浙江第一个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现在又成了浙江第一个股份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经过这番运作，广厦集团立即筹集了1亿元资金，集团的成员企业也增加到28个，横跨建筑、建材、地产、影视等四大行业。集团的治理结构得到很好的规范，成立了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监事会，任命了总经理。此外还增设了证券部和内部银行，对财务部加强了管理。
　　这番魔术般的变化，如果从邓小平南巡讲话算起，到这个时候，不过是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那时候中国人常常说“政策就是机遇，机遇就是金钱”，这话看来一点都不假。不过很多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就跟把一个鸡蛋立起来一样简单，不过在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把鸡蛋的一头打破并把鸡蛋直立起来之前，那些讥笑哥伦布的人还是不知道鸡蛋是怎么才能够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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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自由的大门（2）
楼忠福新一轮的魔术表演其实才开了个头。在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后，楼忠福立即申请参加法人股流通试点。1993年底，浙江省证券委员会批准广厦集团参加法人股流通试点的申请，并向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发去推荐函。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也为广厦发了推荐函。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法人股无法进入法人股市场，广厦集团股份制改造还不算完成，融资问题还不算完成，产权问题也不能解决。但能否进入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市场，决定权在北京，不在杭州，更不在东阳。北京对于楼忠福和广厦集团来说，可是一片水深浪大的陌生海域。尽管广厦的股份制改造每一步都严格按照规范进行，但是中国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问题的关键有时候不在规则之内，而往往在规则之外。这一关能过得去吗？
　　果然，事情并不顺利，1994年1月7日，楼忠福派去北京办报批的人碰了钉子，尽管楼忠福在总部遥控指挥，但事情仍无进展。1月14日，楼忠福亲自飞往北京，直接找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负责人磋商，也还是无功而返。怎么办呢？楼忠福身边的骨干们在看着，浙江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信用联社也在看他。
　　机会终于来了，1994年3月29日，浙江省政府举办中国法人股市场现状与发展高级研讨会，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总经理刘纪鹏到论坛演讲。楼忠福立即赶去参加研讨会，并在第二天会议结束的时候找到刘纪鹏。
　　1月份的时候，楼忠福在北京曾经拜访过刘纪鹏，并向他详细介绍过广厦申请法人股流通的准备情况。现在刘纪鹏到了杭州，楼忠福想无论如何都要邀请他到东阳走一趟，实地考察一下广厦集团的情况，并请他提出如何进一步整改的意见。可是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不多的知名专家，刘纪鹏却是个大忙人。从北京来杭州的时候，他就订好了返程的机票，准备论坛一结束就飞回北京，哪里还有时间在浙江逗留。
　　但楼忠福显然不是一般人，他就是有本事让当时很多人都想求见的刘纪鹏退了机票，然后当天下午高高兴兴地跟他到东阳去了。一番实地考察，广厦的方方面面确实给刘纪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东阳毕竟是一个小县城，而有关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知识，在当时对于全中国人来说也都是“短缺品”，刘纪鹏既然以“导师”的身份来了，想必也不会辜负主人的盛情和期望，少不了要面授机宜一番。临别前他对楼忠福表示，会尽早促成广厦的法人股进入STAQ系统流通。刘纪鹏虽然不直接掌握着审批权，但是他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影响力还是不小的，他能够这么看好广厦，事情自然会好办些。
　　1994年底，广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批准确认为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广厦的法人股随即进入了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流通市场。紧接着，广厦通过合理的估算，将原来归镇政府所有的资产折算为股票，然后赎买回来。
　　至此，广厦集团的产权关系彻底理清，当然一起被理清的还有广厦集团与当地政府的政企关系。另外，这番股份制改造工作也使广厦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管理基础。这一番脱胎换骨的变化，又让广厦集团锦上添花——在1994年12月顺利地升格为浙江省级企业集团，并被浙江省体改委确定为“浙江省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广厦是唯一的非国有企业。
　　1994年底的楼忠福像一只出笼的雄鹰，露出前所未有的会心微笑，因为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正在形成而还不够自由的中国市场上，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后，楼忠福向多年来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兴奋地宣告：“这是我们广厦集团历史性的一刻，在资本和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从此完全进入良性循环！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从此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这时候的中国，不仅像楼忠福这类解决了产权问题、理清了政企关系、赢得了发展自由和空间的民营企业家们体会到自由的快意，而且整个中国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了。因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让个人作出更多自由抉择的产权基础。
　　虽然国有经济在1989年到1991年期间度过了一个回光返照式的“小阳春”后，但终于在一片“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声浪中，再次显露出气数已尽的疲态。到1994年，国有经济前所未有地出现了负增长，而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则达到空前绝后的。在1994年的GDP里，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变成了4∶6。在中央政府预算财政收入中，1994年也是国有经济贡献比重超过非国有经济贡献比重的最后一年，而这还是没有扣除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补贴的数字。从此之后，非国有经济不仅在各个贡献方面都超越国有经济，而且双方的盛衰变化趋势还在加速中继续。
　　中国经济活动的决定权，随着产权的明晰和越来越分散，从而掌握在越来越多的人手里了。再没有人可以掌握整个国家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并进而掌握中国人生存的命脉了。“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微观基础不复存在，中国人吃香喝辣的选择自由，不用再寄希望于谁的仁慈了，而更多寄希望于自己的工作和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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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食”非为霸气
1992年后的几年，是广厦集团和楼忠福捷报频传的几年，各种荣誉也一个接一个地飞来。1993年1月，东阳三建获得“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称号，楼忠福则获得全国优秀集体建筑企业家称号。1993年11月，他第三次从浙江省委书记手中接过“浙江十佳青年经理”奖牌。1994年，他又被浙江省政府评选为浙江优秀建筑企业家。
　　春风得意的楼忠福，这段时间像以往那样，继续频频在东阳赞助文化活动，而且手笔越来越大。1993年4月，《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找到广厦商量，希望在杭州赞助一次足球邀请赛。楼忠福连价钱都不怎么谈就满口答应，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独家赞助。赞助只做独家，这是楼忠福以往一贯的风格。对方本来不愿意，但看豪气的楼忠福如此坚持也就答应了。
　　1993年中国足球特别受关注，因为这时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在执教鞭。尽管后来中国人知道施拉普纳只是一个不入流的足球票友而已，但作为一个开路者，施拉普纳当时还是被中国球迷寄予很大希望，也极受大众追捧。
　　比赛开始前两个星期，“广厦杯”足球邀请赛的广告和广厦集团的广告一起被高高挂起来。杭州城内的街道、广场、车站，到处都可见到有关比赛和广厦字样的横幅标语、气球条幅。穿着印有“广厦杯足球邀请赛”T恤衫的行人，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这个广告效应，让杭州和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