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调查:中国黑马富豪浮沉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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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谈；但是要参观广汉的5公顷花卉温室，乐意介绍情况。
电话又打到广东。现任“英豪科教”（）董事会秘书于尹先生同样是婉言谢绝：历史问题，现在不方便谈了。
几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闻中心的办公室内，记者简直已经“出离愤怒”。以至于9月底的某一天，笔者买好了去成都（广汉市距离成都仅仅有几十公里）的机票。然而，就在登机前的两个小时，笔者发现，身份证丢了。
对于一名急于知道真相的记者，还有什么情况比这样的祸不单行更令人沮丧？　
　　　　　　　　　　　　　　　　　　
　5。笔者用“欺诈”手法接近杨斌
　2001年10月，即将发布的《福布斯中国100富豪榜》成为采访杨斌的转机。在沈阳，记者冒充中国兰花协会的人员进行联络，才得以面见这位即将成名的“黑马富豪”——
时间已经是2001年的10月。从开始关注那家名为“欧亚农业”的香港上市公司，至今已经有4个月，笔者几乎要放弃这个选题。
但是，10月中旬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时间应该是10月23日。再次接到总部王长春的电话：“你一直跟踪的杨斌排到了‘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的第二名。我们提前拿到了这个名单，你马上出发去沈阳，看能不能采访到他、写一篇他的财富故事？”
实际上，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广州总部，一项针对这次富豪榜的专题策划已经启动。根据“富豪榜”的名单，除了杨斌（第2）之外，编辑部还圈定了中国内地另外3匹财富“黑马”，他们是陈丽华（第6）、许荣茂（第5）、徐明（第18）。这4大黑马各自的企业名称分别是，欧亚集团、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大连万达集团和上海世茂集团。
只所以在策划中圈定上述4人作代表，是因为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乃至整个传媒介来说，前3者显然让人感到陌生，而后者则是上榜的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豪（2001年徐明只有30岁）。
当时笔者并不知道这么多信息。当时的印象是，要做一个策划，要在25日完成采访，赶在26日签版之前交稿。
于是进行简单的准备，立即匆匆上路。
克鲁凯亚曾经说：“我们还年轻，我们永远在路上。”没错，作为职业的新闻动物，好记者永远应该在路上。
而在此时，去捕捉另外3匹“黑马”的我的3位同事，也同我一样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
从北京到沈阳，火车只需要8个小时。对于记者来说，这8个小时正好可以当作一晚的休息。
火车早晨7点的时候到达沈阳。首要的问题是先找家酒店将自己安顿下来，然后要立即打电话联系采访。在火车站旁边，因为采访经费的限制，记者只能选择那家看上去显得有些灰暗“邮政宾馆”。陪伴记者的，是特快列车上发给乘客作早参的一桶“康师傅”方便面。
这时已经是10月25日的上午，距离最迟的26日上午截稿，留给记者的采访加写作的时间，只剩下大约24个小时。
首先自然是打电话给副总裁边守捷，他主管对外公关，依然是联系采访的最直接的渠道。不过，与预想的一样，他还是拒绝。
之后是查荷兰村的总机。自然，相信这样的经历所有的记者都有所经历——电话仍然被转接到主管新闻宣传的边副总裁的办公室。
后面还有一丝希望，打电话给同事在辽宁省电视台的朋友，请他帮忙联系荷兰村——作为沈阳市重点扶持的项目，荷兰村总会给省内的新闻单位面子吧？
结果，朋友周旋之后，答复的语气同样令人沮丧：“荷兰村相当保守、封闭，不管是本省的还是外地的，媒体的采访一律都吃闭门羹！”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如果下午依然不能采访，怎么办？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无奈之中，记者再次拨通荷兰村的总机：“请帮我接杨斌总裁！”
“请问您是哪里？”电话那头是值班小姐职业化的应答。
“我是中国兰花协会的，想找杨总谈点生意。”记者回答。
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叫“特殊采访手段”，在传统的新闻学定义中，这样的做法是否属于违背道德的做法？
“欺骗”的手法终于奏效，电话接进了杨斌的办公室，接电话的是杨斌的秘书：“请问您找杨总有什么事情？”
这时候，记者于是将来意如实托出：“明天（2001年10月2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要在公布‘中国内地100富豪榜’。根据我们提前拿到的名单，杨斌总裁被排在了第二位。我们想对杨总裁进行专访。”
最后，记者特意“将军”：“我已经连夜赶到沈阳了。”
结果令人大喜所望，杨斌的秘书沉吟了几秒钟：“那好吧，下午三点以后，你过来吧。”
令人兴奋！记者终于能够痛快地吃下火车上带来的那桶方便面，然后躺在宾馆休息一下，等待下午3：00的到来。
在记者的第一次报道杨斌之后，有媒体曾经在它的报道说起记者第一次采访杨斌的这段曲折经历。不过，或许是以讹传讹，那篇报道中这样写：“记者（本书作者——笔者注）谎称是中国花卉协会的人，杨斌才答应：给5分钟交谈。”
这样的细节其实是不准确的——首先，与记者通话的是杨斌的秘书而不是杨斌本人；其次，记者冒充的是“中国兰花协会”的人，因为杨斌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就是兰花种苗，以“兰花协会”的名义自然更容易见面；第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是不假，但是对方并没有说只允许5分钟访问，事实上，每次见到杨斌后，这位颇“讲意气”的富豪对本报记者都还是以礼相待的。　
　　　　　　　　　　　　　　　　　　
　6。与杨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杨斌显然不是那种可以让你坐下来采访的人。他要一如既往的起身去巡视他的工地，他的谈话也不会按照逻辑向你完整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一条完整的理念——
如果你先第一次来到沈阳这座传统的重工业城，看到这座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苏（联）式建筑的灰色调的城市，然后再来到沈阳西北郊这座叫“荷兰村”的卫星城，你一定会被荷兰村与沈阳市的强烈对比所震撼。
整个是荷兰风格的红墙尖顶，到处都是欧式的廊柱和路灯。风车，人工河，廊桥，洋房，别墅，玻璃温室……尽管当时荷兰村的工地上充满机器轰鸣，但是仅凭已经完成的建设，你就完全可以将她认作是人间圣景。
荷兰村的大门口正上方，张贴这这样的标语：“我们唱着东方红——建设《新沈阳》——开拓二十一世纪新时代”。宽阔的大路两侧，正如本报记者袁一泓的报道中所描述的，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欧式的住宅楼。
杨斌的办公楼就位于荷兰村正中的位置。后来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这栋建筑完全是按照荷兰阿姆斯特丹火车站1：1的比例所建。
请记住“荷兰村”中这座名叫“阿姆斯特丹火车站”的楼房。在2002年到来之前，这里一直是杨斌及其公司的办公场所；而在2002年以后，正是这座楼房的转让，成为投资者置疑杨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焦点。
回到2001年10月25日的下午3：00。继续讲述记者对杨斌的专访。
下午3：00，记者准时到达杨斌的办公室——荷兰村“阿姆斯特丹火车站”的主楼三层。
杨斌的秘书，一位眉清目秀的男士向记者介绍：杨斌有午睡的习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一般下午1：30左右准时午睡，下午3：00左右准时起床。起床后，他一般都会自己开车去视察正大兴土木的荷兰村工地。
不过，杨斌秘书的介绍并不完全准确。当天下午4：00左右，杨斌才从他那设有套房的大办公室午睡醒来。而此刻，在外间等待见杨斌的，包括记者在内，已经坐了三四人。
在杨斌打开他办公室房门的第一时间，记者自然是第一个抢先进入的客人。
很惭愧，今天的记者无法再回忆杨斌办公室的布置。或许是由于对于细节的忽略，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匆忙和紧张，记者如今只留下这样的印象：杨斌拥有一张非常宽阔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巨大的烟灰缸，案头摆放着他与一位外国政要的合影——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还是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记不清了。
至于杨斌本人，记者第一次见他的印象就是：第一，这位富豪真黑，38岁的杨斌黑皮肤、黑脸庞，整张面孔好像浸泡过一层煤灰；第二，这位富豪真胖，身高在165厘米左右的杨斌，体重估计已经接近200斤，大腹便便，手掌厚实；第三，这位富豪一点都不像南京人，反而像一个北方的富农，土气，豪爽。
因为有这些特征，记者在此后的报道中，将杨斌称为“黑马富豪”应该是准确的：杨斌在财经界一直不为人所知却一出现就排名“中国第二”，当然是“黑马”；另外，杨斌人长得的确是“黑”。
杨斌的这些特征在此后外界的报道中自然被广泛借用，看看那些报道的题目就知道——“牛人杨斌”、“富农杨斌”乃至“杨斌黑传”。
至于杨斌的衣着，外界此后的报道是准确的。杨斌爱穿白色的衣服，白衬衫或者白色的短袖T恤，白裤子乃至白鞋子。这与他的“黑”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样一个细节或许有点意思，或者说，这个细节能窥见一点杨斌类似“暴发户”的心理。在记者进入杨斌办公室后，忘记是什么话题引起的，杨斌突然说：“昨天晚上五里河的庆功会你看了吧？是我们赞助的。”他还说：“刚才杨钰莹来我办公室了，你看见了吧？”杨斌指的是，2001年中国足球队进军世界杯入围之后，在沈阳市的五里河体育场举行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庆功会”。
这样的细节对于记者第一次采访杨斌并没有什么用处。记者采访杨斌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杨斌的财富之路，或者说，是为了揭示杨斌何以成为“中国第二”的“黑马富豪”。
当时的采访录音显示，坐在杨斌宽大的办公桌前，记者提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在明天（2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将在纽约宣布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您被排在了第二位，拥有资产9亿美元，仅次于刘永好兄弟。您对这个排名感到意外吗？”
杨斌的回答是这样的——
“《福布斯》每年评出全球最优秀的200个中小企业，这对于企业有积极意义，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也当然是认同的。事实上，9亿美金是少了，我们的数字比这个还要大，整个荷兰村如果开发完毕，价值250亿以上。”
然而，采访虽然已经开始，但是杨斌却显然不是那种可以让你坐下来进行长时间的访谈的对象。
就在上述谈话之间，杨斌已经吸完了两三支“555”牌香烟，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不断。而原来跟记者一起等待在外面的一名外国人，此时也冲进了杨斌的办公室，他们似乎有生意要谈，两个人讲的都是并不纯正的英语。
在杨斌受到置疑之后，有媒体报道，杨斌完全不懂英语，平记者数次跟杨斌的接触看，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杨斌的确到过荷兰，虽然英语讲得不好，但是还不至于“完全不懂”。而根据了解杨斌的人介绍，军校出身的他对军事倒是不怎么感兴趣，相反，对于英语和荷兰农业，杨斌是有真的爱好。
这样断断续续的访问进行到下午4：30左右。杨斌起身了，向记者发出了命令式的邀请：“走，看看我们的工地去！”
杨斌自己开车，开的是一辆高大的TOYOTA吉普。等在楼下一同上车的，是当时杨斌的左膀右臂——上市公司欧亚农业（）的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阎闯。
阎闯坐后排，记者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杨斌开玩笑：“你待遇不错啊，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开车。”
座谈式的采访显然是不可能了，坐在车上，记者自然也无法笔记，只能手中抓着一台小型的采访机，随问随录，录下的都是只言片语。何况，杨斌要经常停车，对正在作业的工人们进行现场指示。
这时候，记者真的要庆幸此前3个多月中对杨斌及欧亚公司所做的大量“功课”。因为，杨斌的谈话既不会按照逻辑向你完整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更不会花功夫完整地向你解释他的理念。
采访只能变成了按照记者的理解对杨斌经历和财富的印证。记者的问题只能类似于这样提：“你在国外的分支机构是有15个吗？”“在国内投资的分公司是有13个吗？”或者问：“你为什么要将其他公司卖掉，全部收缩到沈阳来？”
杨斌的回答同样都是只言片语。他说：“这是我回国7年来第一次接受采访。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啊。”
当记者问到1999年从四川“欧亚农业”（）退出的原因时，杨斌突然说：“你对我满了解嘛！”
是啊，3个月的“功课”岂能白做？“我都关注你3个月了。”记者说。
“那件事情你不要写，”杨斌显得很严肃，不过他还是回答记者，“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外资投资国内上市公司，我是第一大股东，却不能做董事长。后来我要建设荷兰村，董事会不认同我的理念，我就只好退出。”
联系以后与杨斌的接触以及外界对杨斌的报道，杨斌讲话的“没有逻辑”是值得推敲的：第一，如果杨斌真的思维没有逻辑，这当然要归咎于他的修养；第二，如果杨斌可以讲得很清晰却故意东一句西一句，就只能是说明他想隐瞒一些事情了。事实上，在记者之后看杨斌接受的一些电视访问中，他是可以很清晰、严密地阐述他的经营理念的。
这此杨斌视察工地用了一个半小时。过程中，阎闯发言不多，只是回答杨斌的一些关于公司的事务性的问题。杨斌说：“小王你要好好写一写我们阎总啊，他为荷兰村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下午6：00左右，杨斌的车开回了办公室。安排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一些荷兰村的介绍材料之后，杨斌亲自递给记者两份材料，一份材料写的是《赤子情怀——记沈阳市荷兰村创造人杨斌》（详见附文3），而另一份则是杨斌的个人简历。正是这两份材料，一份非常张扬的突显着杨斌的“功绩”，另一份则给记者后来分析杨斌的经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记者注意到，这两份材料是杨斌从他的办公桌后自己拿出来的。一位身价百亿的富豪，为什么宣传自己的材料都要自己保管？这样的细节令记者当时就感到好奇。
杨斌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这些企业家，挣钱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高
兴的事情就是亲眼看着自己创造的东西一点点建起来。所以，我和我们公司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怎么宣传自己。”
直到后来杨斌出事，记者对比由公安部门出具的杨斌简历，上述疑问才得到解答：在杨斌的简历和事迹中，存在着太多的模糊点，如果外界一一核实，不难发现其中的秘密。所以，杨斌的低调有道理。　
　　　　　　　　　　　　　　　　　　
　附文3：赤子情怀
　——记沈阳荷兰村创造人杨斌
（本文由杨斌本人向记者提供）
沈阳。城北于洪区北陵乡。个叫小韩屯的地方。
许多年前，这里一片荒芜。远离都市，杂草丛生。
这是一片沉默的土地。然而，它将洽谈室不同凡响。它在等待着一次刻骨铭心的砺炼、等待着一次耕耘……
它在等待一个人……一个叫杨斌的人！
1987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告别了祖国、告别了故乡，从中国的南京来到了欧洲大陆的荷兰，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他叫杨斌，生于1963年，按照古老的中国民俗，他属兔，以草为食。在此之前，他也许不知道，其实荷兰是一个以花草闻名开世的国度，而他自己，也将与花草为伴，开始其毕生的努力。
杨斌五岁就成了孤儿，一直跟随祖母长大。家里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