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当务之急-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ナ邢碌�20％”的预言。问题是，2013年早已结束了，中国楼市不但未崩盘，而且价格还一路飙升。
在2011年调控最严厉的时候，潘石屹愿意出来与牛刀对话，还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节目中，潘石屹一如既往的小心翼翼。面对牛刀的大胆预言，潘石屹“小媳妇”似地表示：“我对2011年中国房价的预测是不上不下。”后来两年的房地产市场发展，验证了2011年上半年潘石屹那番不是预言的预言。
面对牛刀引用当年海南房地产的例子，潘石屹很小心却又很坚定地说：“我想给牛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跟十多年前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没有最终的需求，全是草炒草建。而今天我们看到北京、上海的需求，尤其最近几个月时间，北京的房租上涨的幅度很快，这就是最真实的需求。”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何以弯路重重
让我们把目光往回看五个年头。2008年11月，我应邀到浙江杭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民营企业峰会”。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民企峰会了，但在杭州举行的这一次峰会在中国民营企业历史上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时，由美国“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
2008年11月的杭州已经有了一丝凉意，但在参加会议的人们心中，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凉意，因为一些中国经济和改革的重量级人物都云集峰会，其中有吴敬琏、高尚全等人。这之前的一个月，我组织了一个“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系列节目”，高尚全、吴敬琏是节目前三集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高尚全这个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历史上注定是有一席之地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80年代任体改委副主任的他曾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的提法，这些后来都被写进了中共文件。2008年9月我致电邀请高尚全出席节目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与高尚全相比，吴敬琏近年来显然更引人注目，也更具有争议。首先，要成功争取吴敬琏出席节目就已然十分不容易。一般的媒体电话，都会成功地被吴夫人的礼貌言词所挡驾。“吴老最近身体不好，完全没有时间”基本上是吴夫人善意而规范的回答模式。
但2008年10月的一天，我居然接到了吴敬琏亲自打来的电话：
“邱震海先生吗？我是吴敬琏。您给我的留言我收到了，我下周可以出席您的节目。请您把节目提纲发给我吧。”吴敬琏显然从被他夫人挡驾的媒体名单里找出了我的电话，言谈中十分有诚意。我当时好奇的只是，吴夫人在一旁是怎样的神情……
吴敬琏在节目中侃侃而谈，儒雅而又犀利。“中国如果不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30年后可能出现像印尼那样的结局”这一犀利的观点，就是吴敬琏在我的节目中提出的。一期36分钟的节目，对于吴敬琏而言显然太短。节目录制完毕，我们当即约定了第二周再加一集。
一个多月后，吴敬琏在杭州的民企峰会上见到我，立即拿出他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签上大名赠我留念。在这本书里，他比较了苏联式以投资见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ExtensiveGrowth）和以注重效率见长的集约型增长模式（IntensiveGrowth），强调只有集约型增长模式才是经济发展的持久源泉；而集约型增长的重要环节，则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他在这本著作中还透露，当时服务业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仅为30％多；而在日本，这一比例则是70％多，在美国更是达到了80％多。
2008年年末时读吴敬琏的这本书，也许觉得这只是对中国30多年经济历程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经济方向的指引。但五年后再展读此书，方有别有洞天之感，因为这五年的发展历程似乎证明了中国没有向着更加提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反而向着更加依赖投资的方向大踏步迈进。
投资，投资，再投资，成了2008—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其间，拉动内需、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一直是中央政府努力的目标。但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努力的成效不大，甚至可以说完全失败。
时间又过了10个月。2009年秋天，我再次到浙江考察，这时距美国由“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暴发正好过了一年。在浙江省委的指示下，浙江省搞了一个“典型促转型”活动，我应邀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论坛担任主持。
论坛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我清楚记得的细节是，论坛云集了包括楼忠福在内的浙江省重要的民营企业家。当时，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已经下达，中国经济在这一“强心针”的刺激下，正在呈现“脸色红润”的复苏局面。
论坛休息时，我想做点私下考察，在休息室里向企业家们问了一个似乎有些不当的问题：“四万亿人民币，哪位分到了一杯羹？”
正在抽烟、聊天的企业家们面面相觑，似乎不知如何作答，最终的回答都是摇头。只有一位企业家答道：“我的公司通过其他名义拿到了400万。”
400万而已！这是我迄今听到的唯一从四万亿人民币投资方案中分到一杯羹的民营企业家。四万亿中的绝大多数都去了哪里？
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它们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各政府单位。
2009年秋天，我还到上海和江苏的一些城市作了相关考察。就连在出租车上，都从收音机里听到各城市的一些区政府在规划、出台各种投资项目。那一年的中国，似乎成了一个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大国。各种有用或没用的项目，各种暂时赚钱或不赚钱的项目，只要想得到的，就没有做不到的。四万亿人民币中的绝大多数，就这样白花花地流入了各种巧立名目的项目之中，大量的流通性货币开始泛滥……
于是，由于基建项目的实施，许多地方的GDP开始回升，暂时的就业保住了，8％的经济增长率保住了，社会稳定保住了。而至于基建项目完成之后，码头是否有货船开出，公路是否有货车奔跑，GDP保住之后，钱是否流入老百姓的口袋里，那就全然没有人关心了。
也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在主持《有报天天读》节目时，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里，摘录了一份研究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及其应对措施的报告。报告指出，1993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日本政府也曾一度采用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的方法来挽救经济。其结果是：基建投资的快速成果的确能拉动GDP上升，但无法体现在居民个人财富上。因此，从长远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必须慎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手段。
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已知道，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过大过多，加上缺乏计划性，不但导致产能过剩，而且还是民营经济萎缩的主要元凶。
但在2009年的中国，似乎没有人听得进去这样的声音。只要能保住GDP，只要能保住社会稳定，管它是“强心针”还是“止痛针”，先用了再说。因此，投资，投资，再投资，就像一阵魔风，让中国的人们入魔、疯狂……
于是，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国进民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逆转现象，民营经济的空间开始极度萎缩，国有经济空间和政府权力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膨胀。
2009年，似乎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我经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凡是2009年之前买房的，现在基本上都赚了。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房地产价格开始飙升。大量投资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这一普通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
2009年，也是中国民间情绪逆转的分水岭。国进民退，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腐败日趋上升，导致民间情绪开始逆转。对年轻人而言，“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有个好成绩不如有个好爸爸”成了流行语，奋斗似乎已不再有意义。于是，两个极端产生了：对草根阶层而言，一腔怒火洒向社会渐渐成为常态，各种形态的社会稳定事件层出不穷；而对精英阶层而言，用脚投票——移民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多少财富，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离开了这片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移民的朋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他们愿意走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离开这片生他们养他们，又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的土地？
原因当然是极其复杂的。从经济模式开始的一连串失误继而蔓延到其他领域，显然是导致富人用脚投票的元凶之一。
……
后面几年里发生的事情，想必人们都已知道。国进民退继续加重，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政府权力更为集中；“保八”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民间情绪一路逆转。
其间，从纯经济角度出发，政府也曾一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亦即抑制投资，拉动消费，改变高度依赖出口的现象，同时尤其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加大力度。但坦率而言，这些举措几乎无一获得成效。尤其是房地产调控在2011年达到最为严厉的状态，但2013年新政府上任后稍一放缓，一线城市的房价就离弦之箭一般再度飞驰。
这就是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走过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当美国经济开始其结构调整，尤其是微观创新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经济则进入了一条国进民退，以投资拉动经济，却导致国富民穷的“斜路”。
中国经济必须迅速走出这一“斜路”，才能获得发展前途；也只有走出这一“斜路”，才能迎来未来长远的光明。这是2012—2013年间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经济：直面真理，拒绝忽悠
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如前所述，经济数据告诉人们，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刚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位置上卸任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于2012年下半年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将继续需要依赖投资和政府刺激措施。
听了这话，我当时的一个直觉就是：这是一个违背经济学规律的论断。因为但凡对经济学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是政府刺激措施（包括大规模投资和货币刺激），学理上称之为“政府货币政策逆向操作”，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打“强心针”。“强心针”的短期效应可能是“脸色红润”，但长期下去必然带来后遗症或并发症；同样，政府逆向操作的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而长期通缩。｜米｜花｜书｜库｜ ；http：//__
林毅夫，这是一个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学界都响当当的名字，原因很简单：他早年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言，尤其在新农村建设方面；而且他还是第一个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的华人。
如前所述，2008年秋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组织了连续13期的系列访谈节目，高尚全、吴敬琏、江平、刘永好、温元凯、周瑞金、金观涛都先后出席了节目。我的朋友胡祖六曾建议我找找林毅夫，还热情地给了我林毅夫的联系方式，但当时林毅夫已到世行任职，出席节目料有诸多不便，我也就作罢了。然而我一直关注着林毅夫的各种研究观点。
林毅夫在香港出版的《解读中国经济》一书，是我少有的从头至尾仔细阅读的一本经济学著作。他在书中关于“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中国的成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的论述，都曾带给我很多启示。
但林毅夫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中国经济未来还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第二，面对可能出现的经济放缓，中国依然需要采用投资和政府刺激的方式来拉动经济。
对于上述第一个观点，我曾主持过不少经济论坛，遇到过数不清的经济学家持此类乐观观点。2012年年底在华南某市，有一位曾在外资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学者，面对一帮民营企业家侃侃而谈，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将展现庞大的市场潜力，那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将转化为市民，中国的基建、汽车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都有巨大的潜力。
也有的“准经济学家”（亦即那些对经济一知半解的评论人士）也到处鼓吹中国经济的第三次或第四次浪潮，甚至拍着胸脯担保，麦克风的分贝震耳欲聋，听得民营企业家们热血沸腾，于是愿意掏出大把的银子邀请这些讲者；然而听完热血沸腾的演讲回到家，企业家们突然发现原先的那些困惑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无解。
用我的话来说，这就是忽悠；忽悠背后的原因，不是傻就是坏：傻是因为不懂，坏是因为故意。
2012年年底在华南某市主持的那次论坛上，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在问答环节中，利用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向演讲者发难，一下子提出三个问题：
鉴于中国市场的广袤和巨大潜力，您说的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大家都可以认同。但问题是，今天中国在通往这个光明前景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难以排除的障碍，其中包括经济结构的障碍、创新阻力的障碍和各种体制的障碍。这些障碍不排除，您描绘的光明前景就难以实现。对此，您怎么看？
中国经济真正的活力在于民企，而非国企，然而过去五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进民退。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未来就只能在政府投资和刺激的老路上徘徊，其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长期却导致无穷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您说的大量基建将给企业带来商机，听上去固然不错。但过去五年的经验证明，民企能在“铁公基”项目中分到一杯羹的少之又少，即便分到了，也往往被国企以各种名义又拿了回去。未来的基建建设，怎么才能保证民企能和国企一样，地位平等，机会均等？
我的话音刚落，听众席上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与喝彩声。这一来，搞得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理论上主持人应该保持中立，而且我提问的本意是抛砖引玉，但一不小心却好像成了“质问”。
论坛结束后，有几位民营企业家对我说：“你刚才的三个问题，真是问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些问题在我们心里都压了很久，但就是不能像你这样明确地表达出来。”
事实是：面对我的这三个问题，那位外资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左顾右盼，不得要领，其回答更难以让企业家们满意。
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严酷事实：一方面长期来看前景光明，但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又障碍重重。只要除掉障碍，前景一定光明；但问题是，体制障碍积重难返，经济结构的障碍又接踵而来。只谈障碍而不谈前景，自然会落入悲观或虚无；但只谈前景而不谈障碍，那无疑就是大忽悠了，不是傻就是坏。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的是严肃、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拒绝忽悠，是所有关心中国经济走向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但林毅夫的情况有所不同。我真诚地相信，作为享有�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