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改革开放35年来，“药理”与“病理”脱节的事时有发生，虽未酿成重大“医疗事故”，但“治疗”的速度明显拖慢了，走的弯路明显增多了。

　　　　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走上一条良性的不归之路，其终点就是在经济繁荣和公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完成公民权利的保护、社会多元的呈现、利益集团间良性的博弈、法治规范的架构、理性精神的确立、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等。

　　　　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逻辑。符合这些规律的“药方”必然能将中国带向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光明未来，并逐步缓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反之，革命时代的做法，也许能在短期内极大地振奋人们的精神，缓解社会阵痛，但必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矛盾。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在前些年曾提出“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今天我们在改革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交给社会。但我们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届时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纠错的过程？当我们的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继续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的结果，要么是两只轮子分道扬镳，要么是两只轮子彼此碰撞。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天政府退出了市场，并把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社会，独立法治的位置又在哪里？若没有独立法治，那么再快、再好的市场经济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不具备长远发展的前景，更不能被称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未雨绸缪，而不能再循着“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陈旧逻辑继续发展。而这一切的核心，是执政党的转型。

　　　　这一切显然都不可能在未来的三年里完成，但又必须在未来三年里有所开启，或至少有所感悟。
_米_花_书_库_ ；www。7mihua。com
“李克强难题”与两组速度的平衡
　　　　未来的三年，对中国而言显然是异常关键的三年。除了上面论述的这些问题之外，最关键的是，未来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将经历周期性和结构性放缓兼而有之的挑战；而一旦经济放缓，所有深层次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

　　　　中国的改革，过去若干年里一直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徘徊、挣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总认为改革“急不得”，因为一急就会乱。因此，我们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居然也就这么一路“成功”地拖延下来了。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拖延？为什么众多的矛盾能被缓解或掩盖？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在上升，而且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了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

　　　　但未来几年，这个优势将不复存在。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告诉你，未来几年，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依靠高投资的策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经济自由度持续下降为代价；要么开始积极的经济调整，但是以适度的经济下滑为代价。t米t花t书t库t ；www。7mihua。com

　　　　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了“稳增长”，必须继续依靠投资的“急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急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上半年，将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是“李克强难题”。而“李克强难题”能有的“解题”时间，充其量也就只有两到三个季度。换言之，最晚到2014年第三季度结束，“李克强难题”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

　　　　关键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与社会、政治盘根错节，内政与外交犬牙交错的问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有两组速度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第一，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第二，零碎改革的速度与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就前一组速度而言，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其与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得以爆发？

　　　　就后一组速度而言，未来几年，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都将陆续登台。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义，但若和社会矛盾上升放在一起看，下面的问题就来了：若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赢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那么再好的改革都可能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矛盾一旦爆发，所有一切都将发生质变。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过去若干年，中国的改革是“急不得”，那么未来三年中国的改革则将是“等不得”。但“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未来三年：高度关注一系列深层隐患
　　　　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人们通常谈论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的调整，抑或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掌控，而是还涉及一些经济供求面上的更加深层的问题。未来三年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将全面凸显，而其后果至少将影响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未来20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然而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当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的时候，我们的创新精神和机制是严重缺乏的，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是严重不足的，甚至还在持续下降之中……

　　　　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中国除了面临人口红利下降的危机外，还面临另一个可能更为深重的危机，那就是人才危机。前者是低端劳动力数量的危机，而后者则是高尖端人才数量的危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需要100万高尖端人才，而目前中国这类人才则只有一万人；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人还在向海外流失之中。庞大的中国经济体就像一个日益成长的身躯，而其内部的血液却在悄悄地持续流失。等有一天我们的身躯长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却会忽然发现，躯体里的血液已流干了……

　　　　我们时常自大地以为，我们在崛起，美国在衰败，美国已穷得连联邦政府都要被迫关门。但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过去五年美国的经济调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创新的活力和经济自由度依然不减，而这是一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相反，中国的经济调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时，却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最致命的是原本就不足的经济自由度还在继续下降，创新精神和机制依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本书后面的章节也将告诉你，由于页岩气等先进开采技术的提升，美国不但开始真正实现“能源独立”，而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将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消耗仅次于美国，并高度依赖外来能源；另一个则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消耗着全球最多的能源，却已能做到能源出口。两者相比，高下立现。

　　　　与此同时，当我们正“埋头拉车”，即埋首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时，美国正在全球贸易规则方面重新建章立制，中国过去赖以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很可能因此而被虚化。未来三年，中国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很可能又会被迫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下来，重拾别人已经制定的游戏规则。

　　　　……

　　　　一切都与未来三年有关。

　　　　中国面临着许多我们自己可能都看不见的深刻危机。这些危机都将在未来三年里或显现，或激化。

　　　　而我们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如果到2017年，我们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那么中国未来的麻烦将很多，现阶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而长期以来已习惯了“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逻辑的我们，能否抓住机会，励精图治？

　　　　希望我只是杞人忧天而已。然而未来三年，中国确实成败在此一举……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就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从那年刚一开始，不知不觉间，人们就有一种感觉——中国经济的某种不确定时代可能即将来临。

　　　　这种不确定感觉来自哪里？坦率地讲，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经历了2011年一整年异常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人们对于包括房价在内的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数已不再具有信心；也许中国经济前几年的各种表现，尤其是CPI（居民消费指数）已经让人预感到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也许是出于职业敏感，也许是源于某种“第六感觉”，从2011年下半年起，我就在我主持的节目中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何时放缓的问题。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陆续成为我的《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这些经济学家里的“北派”和“南派”，开始借助我的节目平台展开意见交锋，有时甚至还“打”得不可开交。

　　　　所谓“北派”，乃指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学家，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以乐观居多；而“南派”则多以上海、深圳为基地，对中国经济多倾向于谨慎观察，甚至常有批评之言。

　　　　说起来，经济学家的工作与医生有点类似，只不过医生面对的是生理之病，而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经济之病。每当经济出现不稳，经济学家的工作首先是“诊断”，其次是“开药”。

　　　　久病成良医的朋友都知道，一个疑难杂症，不同医生的诊断可能会有差异，其开出的处方也可能千差万别：有些医生开出的药，也许只能缓解病痛于一时，而不能消除病根于永久；而有的医生则能一眼看出病因，并能手到病除。这是庸医与良医的区别，也是临床经验是否丰富的区别。但有的病则是经验丰富的良医也从未遇到过的，这就成了医学上的一大难题；谁能攻克这一难题，那无疑就能成就医学上的一大进步。当然，如果病治好了，但病人付出了巨大而痛苦的代价，那就成了医学上的“硬着陆”；若在没有明显痛苦的情况下将病治好，那无疑就是“软着陆”。

　　　　经济学家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比医生更难，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身体，而是社会，没有必然的规律可循。于是，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永远在预言，但其预言永远不准的经济学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习惯于“下猛药”，只缓“病痛”却不除“病根”，甚至还可能加重“病根”的经济学家，那应该就是经济学界的“庸医”了；但也有一些经济学界的“良医”，眼光精到，“用药”准确，那无疑是经济学界的“良医”了。

　　　　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真有病了，人们还是要找医生，只不过要找到一个好医生不容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家。因此，“不要轻信经济学家而又不得不听经济学家”就成了经济不稳来临时人们的一个十分两难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久病成良医，“尽信医不如无医”。

　　　　经济学家里最有民间声望也最有争议的，无疑就是郎咸平了。无论是早年的“郎顾之争”，还是近年屡次发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郎咸平似乎永远都以最犀利的语言和姿态站在风口浪尖上，也为很多民众和第一线的企业家所追捧。

　　　　这位美国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骨子里依然有着严密的西方学术训练所遗留的痕迹，但使用的是为中国最大多数民众和企业家能够听懂的语言（甚至是有些煽情的语言），因而也成为最为人所知，甚至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

　　　　我们最早的见面是在2005年的某一天。那时的郎咸平还没有今天这么有名。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喜欢看你的欧洲问题分析。”说出这样的话似乎不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对人的态度多是批评和苛责，而很少赞扬或恭维。但这话似乎又很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素来我行我素，直来直去。

　　　　说完这句话后的几年里，郎咸平越来越忙，卷入了很多纷争，也越来越有名。我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直到2009年，我们又开始电话联系，那时他的名声已非2005年时所能比。

　　　　我为了一件事给他打电话，他却抓住这个机会让我出席他的节目《财经郎眼》。这就是郎咸平，永远能抓住机会，也永远不会吃亏。

　　　　那时的《财经郎眼》还没有改版，摄影棚狭小而简陋，而且多半在晚上录像，但我还是不止一次从香港赶到广州去捧他的场，有一次甚至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吃上饭。说实话，我也是个“大忙人”，每周的日程都排得非常满，若不是碍于郎咸平的面子，恐怕很少能有人让我这么做。

　　　　与郎咸平的合作不算多。他的节目起起伏伏，时而被封，时而解禁。有一次他的节目又遭受短封。最后一期居然是我和他一起做的。但等到节目解禁时，当时录制的内容已略显过时，那一期就永远封尘了，我的辛苦也就永远白费了。我成了郎咸平为数不多的被封杀时的“陪葬者”，这让我至今还很不爽。这当然只是笑言而已。

　　　　节目里，郎咸平依然是保持一贯的犀利风格。有一次，他冷不防来了一句：“难怪我看你这么顺眼，原来你有欧洲学术的训练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个时隔几年又一次对我的欧洲学术背景表示赞赏的人，却坚决不肯出席我的节目，还笑言：“我是个很小气的人。”但在我看来，他是个很不给面子的人。这当然也属于笑言了。

　　　　就是这个郎咸平，几次喊出“中国经济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的结论可能有些耸人听闻，他的论证方式可能有些“大白话”风格，但至少其中的一些资料和数据，以及对这些资料和数据的解读，是值得深入参考的。

　　　　潘石屹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地产大亨和网络大V。不久前他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关于大V作用的那段结结巴巴的表白，很快成了网络上疯传的段子。而他自己也毫不计较，发微博称这折射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011年上半年，中国房价疯涨之后，遇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这时，几乎所有的地产大亨都噤若寒蝉，只有潘石屹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出席节目与牛刀对话。他还在微博上对任志强喊话：“任总，邱震海请你出席节目！”结果遇到的是沉默。

　　　　了解牛刀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对地产调控充满期待的评论家，曾预言“2012年中国楼市将崩盘”，其力度远超谢国忠的“楼市下跌50％”和李稻葵的“楼市下跌20％”的预言。问题是，2013年早已结束了，中国楼市不但未崩盘，而且价格还一路飙升。

　　　　在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