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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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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5年来,“药理”与“病理”脱节的事时有发生,虽未酿成重大“医疗事故”,但“治疗”的速度明显拖慢了,走的弯路明显增多了。

    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走上一条良性的不归之路,其终点就是在经济繁荣和公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完成公民权利的保护、社会多元的呈现、利益集团间良性的博弈、法治规范的架构、理性精神的确立、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等。

    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逻辑。符合这些规律的“药方”必然能将中国带向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光明未来,并逐步缓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反之,革命时代的做法,也许能在短期内极大地振奋人们的精神,缓解社会阵痛,但必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矛盾。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在前些年曾提出“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今天我们在改革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交给社会。但我们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届时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纠错的过程?当我们的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继续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的结果,要么是两只轮子分道扬镳,要么是两只轮子彼此碰撞。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天政府退出了市场,并把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社会,独立法治的位置又在哪里?若没有独立法治,那么再快、再好的市场经济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不具备长远发展的前景,更不能被称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未雨绸缪,而不能再循着“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陈旧逻辑继续发展。而这一切的核心,是执政党的转型。

    这一切显然都不可能在未来的三年里完成,但又必须在未来三年里有所开启,或至少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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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难题”与两组速度的平衡
    未来的三年,对中国而言显然是异常关键的三年。除了上面论述的这些问题之外,最关键的是,未来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将经历周期性和结构性放缓兼而有之的挑战;而一旦经济放缓,所有深层次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

    中国的改革,过去若干年里一直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徘徊、挣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总认为改革“急不得”,因为一急就会乱。因此,我们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居然也就这么一路“成功”地拖延下来了。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拖延?为什么众多的矛盾能被缓解或掩盖?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在上升,而且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了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

    但未来几年,这个优势将不复存在。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告诉你,未来几年,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依靠高投资的策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经济自由度持续下降为代价;要么开始积极的经济调整,但是以适度的经济下滑为代价。t米t花t书t库t ;www。7mihua。com

    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了“稳增长”,必须继续依靠投资的“急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急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上半年,将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是“李克强难题”。而“李克强难题”能有的“解题”时间,充其量也就只有两到三个季度。换言之,最晚到2014年第三季度结束,“李克强难题”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

    关键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与社会、政治盘根错节,内政与外交犬牙交错的问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有两组速度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第一,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第二,零碎改革的速度与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就前一组速度而言,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其与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得以爆发?

    就后一组速度而言,未来几年,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都将陆续登台。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义,但若和社会矛盾上升放在一起看,下面的问题就来了:若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赢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那么再好的改革都可能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矛盾一旦爆发,所有一切都将发生质变。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过去若干年,中国的改革是“急不得”,那么未来三年中国的改革则将是“等不得”。但“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未来三年:高度关注一系列深层隐患
    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人们通常谈论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的调整,抑或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掌控,而是还涉及一些经济供求面上的更加深层的问题。未来三年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将全面凸显,而其后果至少将影响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未来20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然而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当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的时候,我们的创新精神和机制是严重缺乏的,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是严重不足的,甚至还在持续下降之中……

    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中国除了面临人口红利下降的危机外,还面临另一个可能更为深重的危机,那就是人才危机。前者是低端劳动力数量的危机,而后者则是高尖端人才数量的危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需要100万高尖端人才,而目前中国这类人才则只有一万人;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人还在向海外流失之中。庞大的中国经济体就像一个日益成长的身躯,而其内部的血液却在悄悄地持续流失。等有一天我们的身躯长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却会忽然发现,躯体里的血液已流干了……

    我们时常自大地以为,我们在崛起,美国在衰败,美国已穷得连联邦政府都要被迫关门。但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过去五年美国的经济调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创新的活力和经济自由度依然不减,而这是一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相反,中国的经济调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时,却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最致命的是原本就不足的经济自由度还在继续下降,创新精神和机制依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本书后面的章节也将告诉你,由于页岩气等先进开采技术的提升,美国不但开始真正实现“能源独立”,而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将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消耗仅次于美国,并高度依赖外来能源;另一个则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消耗着全球最多的能源,却已能做到能源出口。两者相比,高下立现。

    与此同时,当我们正“埋头拉车”,即埋首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时,美国正在全球贸易规则方面重新建章立制,中国过去赖以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很可能因此而被虚化。未来三年,中国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很可能又会被迫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下来,重拾别人已经制定的游戏规则。

    ……

    一切都与未来三年有关。

    中国面临着许多我们自己可能都看不见的深刻危机。这些危机都将在未来三年里或显现,或激化。

    而我们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如果到2017年,我们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那么中国未来的麻烦将很多,现阶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而长期以来已习惯了“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逻辑的我们,能否抓住机会,励精图治?

    希望我只是杞人忧天而已。然而未来三年,中国确实成败在此一举……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就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从那年刚一开始,不知不觉间,人们就有一种感觉——中国经济的某种不确定时代可能即将来临。

    这种不确定感觉来自哪里?坦率地讲,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经历了2011年一整年异常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人们对于包括房价在内的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数已不再具有信心;也许中国经济前几年的各种表现,尤其是CPI(居民消费指数)已经让人预感到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也许是出于职业敏感,也许是源于某种“第六感觉”,从2011年下半年起,我就在我主持的节目中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何时放缓的问题。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陆续成为我的《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这些经济学家里的“北派”和“南派”,开始借助我的节目平台展开意见交锋,有时甚至还“打”得不可开交。

    所谓“北派”,乃指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学家,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以乐观居多;而“南派”则多以上海、深圳为基地,对中国经济多倾向于谨慎观察,甚至常有批评之言。

    说起来,经济学家的工作与医生有点类似,只不过医生面对的是生理之病,而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经济之病。每当经济出现不稳,经济学家的工作首先是“诊断”,其次是“开药”。

    久病成良医的朋友都知道,一个疑难杂症,不同医生的诊断可能会有差异,其开出的处方也可能千差万别:有些医生开出的药,也许只能缓解病痛于一时,而不能消除病根于永久;而有的医生则能一眼看出病因,并能手到病除。这是庸医与良医的区别,也是临床经验是否丰富的区别。但有的病则是经验丰富的良医也从未遇到过的,这就成了医学上的一大难题;谁能攻克这一难题,那无疑就能成就医学上的一大进步。当然,如果病治好了,但病人付出了巨大而痛苦的代价,那就成了医学上的“硬着陆”;若在没有明显痛苦的情况下将病治好,那无疑就是“软着陆”。

    经济学家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比医生更难,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身体,而是社会,没有必然的规律可循。于是,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永远在预言,但其预言永远不准的经济学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习惯于“下猛药”,只缓“病痛”却不除“病根”,甚至还可能加重“病根”的经济学家,那应该就是经济学界的“庸医”了;但也有一些经济学界的“良医”,眼光精到,“用药”准确,那无疑是经济学界的“良医”了。

    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真有病了,人们还是要找医生,只不过要找到一个好医生不容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家。因此,“不要轻信经济学家而又不得不听经济学家”就成了经济不稳来临时人们的一个十分两难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久病成良医,“尽信医不如无医”。

    经济学家里最有民间声望也最有争议的,无疑就是郎咸平了。无论是早年的“郎顾之争”,还是近年屡次发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郎咸平似乎永远都以最犀利的语言和姿态站在风口浪尖上,也为很多民众和第一线的企业家所追捧。

    这位美国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骨子里依然有着严密的西方学术训练所遗留的痕迹,但使用的是为中国最大多数民众和企业家能够听懂的语言(甚至是有些煽情的语言),因而也成为最为人所知,甚至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

    我们最早的见面是在2005年的某一天。那时的郎咸平还没有今天这么有名。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喜欢看你的欧洲问题分析。”说出这样的话似乎不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对人的态度多是批评和苛责,而很少赞扬或恭维。但这话似乎又很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素来我行我素,直来直去。

    说完这句话后的几年里,郎咸平越来越忙,卷入了很多纷争,也越来越有名。我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直到2009年,我们又开始电话联系,那时他的名声已非2005年时所能比。

    我为了一件事给他打电话,他却抓住这个机会让我出席他的节目《财经郎眼》。这就是郎咸平,永远能抓住机会,也永远不会吃亏。

    那时的《财经郎眼》还没有改版,摄影棚狭小而简陋,而且多半在晚上录像,但我还是不止一次从香港赶到广州去捧他的场,有一次甚至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吃上饭。说实话,我也是个“大忙人”,每周的日程都排得非常满,若不是碍于郎咸平的面子,恐怕很少能有人让我这么做。

    与郎咸平的合作不算多。他的节目起起伏伏,时而被封,时而解禁。有一次他的节目又遭受短封。最后一期居然是我和他一起做的。但等到节目解禁时,当时录制的内容已略显过时,那一期就永远封尘了,我的辛苦也就永远白费了。我成了郎咸平为数不多的被封杀时的“陪葬者”,这让我至今还很不爽。这当然只是笑言而已。

    节目里,郎咸平依然是保持一贯的犀利风格。有一次,他冷不防来了一句:“难怪我看你这么顺眼,原来你有欧洲学术的训练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个时隔几年又一次对我的欧洲学术背景表示赞赏的人,却坚决不肯出席我的节目,还笑言:“我是个很小气的人。”但在我看来,他是个很不给面子的人。这当然也属于笑言了。

    就是这个郎咸平,几次喊出“中国经济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的结论可能有些耸人听闻,他的论证方式可能有些“大白话”风格,但至少其中的一些资料和数据,以及对这些资料和数据的解读,是值得深入参考的。

    潘石屹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地产大亨和网络大V。不久前他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关于大V作用的那段结结巴巴的表白,很快成了网络上疯传的段子。而他自己也毫不计较,发微博称这折射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011年上半年,中国房价疯涨之后,遇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这时,几乎所有的地产大亨都噤若寒蝉,只有潘石屹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出席节目与牛刀对话。他还在微博上对任志强喊话:“任总,邱震海请你出席节目!”结果遇到的是沉默。

    了解牛刀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对地产调控充满期待的评论家,曾预言“2012年中国楼市将崩盘”,其力度远超谢国忠的“楼市下跌50%”和李稻葵的“楼市下跌20%”的预言。问题是,2013年早已结束了,中国楼市不但未崩盘,而且价格还一路飙升。

    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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