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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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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下面的这个现象，即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很难从单一的角度切入：一些表面看上去是周边安全的问题，其根源却往往不在周边安全本身；另一些表面看是十分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追根溯源后却发现，其真正的根源在于经济模式的失衡；而另外一些看上去似乎是纯经济层面的问题，却关联着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内政联着外交，经济联着政治，现实的情绪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又关联着对未来走向的茫然。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也是未来若干年中国必然要面临的挑战。
如果这样说还太抽象，那请允许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的某一天，我从广州白云机场坐出租车去广州市中心，近40分钟的时间一路与司机聊天；司机是个凤凰卫视迷，尤其爱看军事节目，所以那天我们一路的话题就是钓鱼岛和南海风云。由于那天我穿了便装，又戴了墨镜，所以司机没有认出我来，但显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耳熟，说我很像每周日晚上主持《寰宇大战略》的那个评论员。∑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我们现在就盼着打仗。”司机毫不讳言对战争的热衷。
“打仗有什么好玩的？说不定就家破人亡了。”我开始与司机逗闷子。
“打仗好啊，这样就可以重新洗牌。不然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到80岁还在开出租车。”司机坦率得让人吃惊，也让我感到一丝沉重。
我决定继续和他逗闷子：“打仗真不是好玩的事。不打仗，你说不定还能开个出租车；一打仗，你不但出租车开不成，说不定还得上前线，命都没了。”
“命没了就没了。我不像很多人拥有物业、企业，更不像贪官有财富可贪。我是无产者，无牵无挂。现在这日子反正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索性搏一下。”司机的回答越来越坦率。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越来越沉重了。我觉得已无须再和他逗闷子了。
但真正让我沉默的，是他下面的这句话：“我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在社会底层有很多。”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我不否认这位司机朋友的爱国情怀，但他对战争的热衷，真的只是为了爱国吗？他与其说是在表达爱国情怀，还不如说是在宣泄对个人命运的焦虑，甚至是对内政的焦虑和不安。
这位司机一定不知道，他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是在展现一个转型中国的“立体型困惑”：周边安全情绪的背后很可能是转型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而对经济和民生的焦虑，一不小心就会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这位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今天中国的一些看上去很敏感的政治、社会问题，其根源其实一点也不敏感，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和民生模式出了问题。
既然这样，今天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一定不仅仅是外交家和军事家所能提供的，而必须有对内政转型的通盘把握；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一定不是纯经济学家们所能提供的，而必须有背后的具有政治高度的考量。同样，今天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甚至中国的腐败问题，也不是司法和纪检系统就能解决的，而必然联系着对中国转型更深层逻辑的把握和运用，其中包括建构一个合理的经济和民生发展模式，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培育成熟的民间社会，架构独立运作的法治等。
35年改革的基本特点
这种“立体型困惑”所导致的“立体式改革运作”，是过去35年中国改革开放没有遇到过的。过去35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第一，从每一个孤立的领域单独切入，然后逐步拓展、延伸，其间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还是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无不如此；第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允许试错、纠错的循环往复。
过去35年，中国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1979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二是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的进程；三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这三个里程碑在改革和发展的深度上层层递进，一步步使中国从1978年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这三个里程碑所折射的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基本上没有摆脱前面提到的两个特点，即从孤立领域切入和“摸着石头过河”。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中国改革始于农村，终于城市，其原因就在于改革进入城市后，未能解决价格“双轨制”所导致的“官倒”，亦即今天腐败的早期源头。
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进程后，中国改革遵循的逻辑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预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这既有1989年以后的无奈，也有浓厚的“东亚模式”的特点。必须承认，这一模式在过去20年里强力推进了中国经济，但也带来了今天无穷无尽的矛盾和问题。若没有过去20年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但也恰恰由于过去20年政府之手的过度主导，中国才有如此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和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以及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可以说，今天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过去20年里的这一模式带来的；同时，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绝大多数问题也是过去20年里的这一模式所导致的。所以，如果说过去20年是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量变”，那么2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质变”的临界点。
一个逻辑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到了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只不过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如何转型，或还不敢大胆转型而已。
另一个逻辑的结论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无论成就还是问题，都不再通过单一领域的切入就能解决，而必须诉诸跨领域的、综合的视野和手段。
另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并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更是使中国摆脱各种羁绊，如虎添翼。“入世”前很多人的种种不安和担心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国“入世”后仅用了五年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后，又仅用了四年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随着中国在短短几年里“一不小心”成为“世界老二”，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从贸易冲突到能源、领土争端，从意识形态到民间情绪，从历史恩怨到面向未来的茫然，这几年中国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冲突无休无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力逆转所导致的西方世界的心理失衡，以及中国对此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成熟思想。
中国双重转型的艰难
另外，大家不知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谈中国时，其实涉及两个互相关联，但本质上又有区别的进程：一个是发展，另一个则是改革。
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一进程不是始自1979年，它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洋务运动，也历经民国阶段，一直延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9年改革开放。它是整个中华民族为走上现代化之路，各路仁人志士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的综合，也是中国从一个落后农业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国，从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逐渐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进程，带有一般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共同特点，往往可以在国际和历史的背景下，找到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经验和教训。★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而所谓改革，则首先指对1949年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和转型。这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最初是中国执政党为实现民族现代化而做的一种尝试，但不幸被证明行之无效。尔后中国执政党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先是在1979年开启了改革开放，后又在1992年开启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则带有史无前例的特征。必须承认，由于体制惯性使然和体制转型的滞后，中国的改革至今仍遇到许多羁绊。
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程，在现阶段中国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交汇在一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也须承认，改革的滞后有时又拖慢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未来改革：拒绝试错，少走弯路
但在发展和改革之外，这些年其实还伴随着另一个进程，那就是试错和纠错的进程。由于体制的羁绊，同时也由于改革早年谁也没有经验，因此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下，中国的改革35年来“摸”出了许多成绩，但也“摸”出了很多问题：
——20世纪80年代由价格“双轨制”导致的“官倒”，现在多年后回首，当时有没有一种更好的设计或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政府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当年是否预计到今天产生的诸多副作用？
——过去20年，政府职能在干预和审批方面高度“越位”的同时，也有在承担公共服务产品方面的严重“缺位”。当时是否可能有一种更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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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其差错大都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计划经济做法严重窒息了上述三个领域活力的情况下，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改革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市场化不等于政府的保障之手就可完全缺位。事到如今，当房价已极度扭曲、畸形，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问题也已积重难返的时候，我们再来反思当年的改革设计及其问题，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
同时，中国的房价显然已是极其荒唐的现象。但一个荒唐的现象是否可用另一个荒唐的手段来治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然一定将导致更大的荒唐。然而过去几年房价调控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用高度的行政干预试图抑制或打压房价，有的地方甚至还捡回了户籍制度——一个必将被市场经济的逻辑扔到历史垃圾堆里的陈旧事物。
当年盲目迷信市场化而忽略政府保障之手，“倒脏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今天为打压房价而捡回高度行政干预和户籍制度，“捡孩子把脏水也一起捡回来了”。这样的荒唐和折腾，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屡见不鲜。
更要命的是，所谓打压房价，始终都是在打压需求面，而从未在高房价的供求面（土地财政和流通性过大）动过任何手术。因此，这一两年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虽然限购、限贷措施异常严厉，但刚性需求依然如洪水般推高了一线城市的房价。
……
这样的现象还可以罗列很多，听上去似乎有点吹毛求疵，但其实是为了我们以后的路能走得更加稳健。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年我们常常在试错和纠错的循环里徘徊，甚至误以为纠错也是改革，因此还往往乐在其中。岂不知很多的“试错”本可避免，改革原本可以走得更顺畅一点。
事实是：很多时候，我们试错和纠错的成本超过了改革的收益。这也就难怪改革的机会成本被无限推高，人民往往为此而跌入失望的境地。
在中国改革的早年，这样的试错和纠错是完全应该被允许的，不然就不可能排除阻力，推进改革。但在改革进行了35年之后，尤其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任何“试错”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时，“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循环及其成本很可能是未来中国难以承受的。
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
这一循环之所以发生，相当程度上在于我们对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认真、系统、扎实的研究。
举一个例子：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政府都在出手救市；我们一位很高级的官员据此公开表示：这再次证明我们的体制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既然各国政府都在干预经济，那么中国的政府干预经济就是正常的，完全无须改革。
这实在是一个理论上的巨大误区，它完全混淆了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调控作用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区别。作为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依然残留着极其浓厚的计划经济思维和行为模式，这种政府“越位”的做法恰恰需要继续改革；而同时，由于对市场化缺乏全面认识，中国在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又过度市场化，政府完全“缺位”的现象又恰恰需要纠正。▲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政策误区，都由于上述理论误区而在2008年以后得到了加强。2008年以后，一方面政府干预之手越伸越长，经济自由度严重下降，腐败日益上升；另一方面，政府保障之手不见踪影，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完全被推入市场化的漩涡，任由国民在漩涡里沉浮、挣扎……
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认识到了这些误区并开始纠正，但成本已经太高。这样的折腾，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难，而完全是因为我们当年的官员及其智囊没有好好做功课。
未来三年：我们走向何方？
反思过去是为了未来。
未来的三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定将大大超过过去的五年。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当中国“一不小心”成为“老二”之后，她与“老大”及其周围国家的关系将变得愈发复杂，“老大”一定会布下很多陷阱（包括经济领域的陷阱），就等着“老二”跌入其中。
第二，中国的经济放缓将呈现周期性和结构性兼有的特点，尤其是人口红利下降等供求面的矛盾，将倒逼中国直面创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经济自由度萎缩等一系列深刻而难解的问题。
第三，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稳定与否，以及能否有从容的心情应对各种更为艰难的挑战。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在2014~2017年间浮上表层，也需要在这三年间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药方”。
说到“药方”，略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其“药理”必须与“病理”吻合，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然，若“药理”与“病理”不符，也许能缓解阵痛于一时，却必定不能消除病症于永久。这真可谓“一个病症，多种药方”。但“药理”是否针对“病理”，则十分考验“医生”的水平。
改革开放35年来，“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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