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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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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唤喟椎纳程菜В镌既艘挥锌站腿ド程采固簟Ｉ习嘀八谴┳庞疽孪热ド程玻掷锪嘧诺氖侵品婧昧舜┥现品ド习啵掳嗪笥执┥嫌疽氯ド程病Ｑ驴瘟嘧攀榘热ズＬ玻粝律皆倩丶摇＠镌急鹾５缆范际谴┯疽碌娜耍┳臫恤的我们倒成了例外。给年青的女郎拍照片，她们都很开心，因为你欣赏她的身材，欣赏她的健康和美丽。在沙滩玩排球的有十来岁的小孩，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个个兴高采烈，人人面带笑容。依瓜苏是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小城，就是大瀑布边上，这个大瀑布虽称世界第二，比之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并不逊色。因而依瓜苏城市周边有不少水面，我们所住的宾馆边上就有大水塘，宾馆备了钓杆供旅客钓鱼。但钓到的鱼不许吃，大的交给宾馆，有人会将之切碎喂鸟，小的放回水塘。我趁早饭前半小时，即钓了六条鱼，一条斤多重的大鱼喂了鸟，其他的放回水中。巴西商店的商品标签特别，有许多数字，经解释才知道，有总价，还有分期付款的价格。譬如一双鞋，总价二百元巴币，可分四期付款，每期52元（其中2元是利息），一年交一次。也就是说，无论是一双鞋、一件衣服都可以分期付款，更不必说房屋、汽车等大件了。巴西人总是在寅吃卯粮，但巴西人最开心，巴西的桑巴舞，巴西的狂欢节，巴西人玩疯了。
我的一位朋友叫章鸿杰，去巴西十多年了，十多年中天各一方，从未联系，但我有消息，听说他做得不错。我便向里约的翻译打听，没想到一问便知，章先生现在是中巴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做汽配生意，也做房地产。他很快地便开车来看我，并带我在里约兜风。他说因为巴西人爱玩，勤劳的华人都能赚到钱。我突然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看到过的一本书，那是日本天文学家高田敷在南美居住几年后所写的感受，题目是《丑陋的日本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个神话，我们家中的彩电是日本的，洗衣机是日本的，手里拿的照相机是日本的，胡子长了用的电动剃须刀也是日本的；路上开的好汽车，哇，日本丰田“皇冠”！还有本田、铃木摩托车……日本人的旅行团一拨又一拨，杭州西湖、北京故宫、西安临潼，到处可以听到“空尼西娃”、“撒由那拉”。日本的新干线火车速度世界第一。日本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到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的路只走了不到半个世纪……我们对日本是既羡慕又有点不服气。当聂卫平战胜日本围棋选手时举国欢腾，有终于出了一口气的感觉，他因而被誉为“抗日英雄”。温州人现时似乎也被国人视为神话，温州人如日中天。但我觉得神话总有终结的时候，要给温州人敲敲警钟，我要陋一陋温州人。
我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乘飞机经停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到上海后再乘飞机回温州，在飞机上的时间是三十四个小时。回到温州未等倒过时差，立即翻箱倒柜，找到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并且立即浏览了一遍。温州人与日本人如此相似乃尔！让我先抄录该书《前言》中的部分文字吧：
“但是，当日本人在国外度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后，自己反会被激烈的国粹思想缠住似的。只要他们基本上习惯了外国的美丽、壮观，就会明白过来：他们的（指国外）所有文明，绝对不是超越日本人能力的东西；他们的起居行为，不论哪一方面，绝不能与日本人的勤奋相比，日本人好极了！只要乐意霞关大厦可以盖得更高些。日本人克服几倍于洋人能够的忍受的艰苦，取得出色的研究成果，根本不算回事。日本妇女多么文静娴雅，甚至具备献身精神！
“可是，假如你度过了若干年岁月的世界主义者的生活，而且习惯了外国人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你就不会去注意电视机数量，比较勤奋程度这些表面的价值判断了。
“假如你自夸地说：‘东京的铁塔超过了埃菲尔铁塔！’法国人会笑着回答：‘很遗憾，我既无需去超过你们，也没有这笔钱。’如果你扬言：‘我在拼老命地工作。’西班牙人会不解地反问：‘那你的夫人怎么办？’
“日本人最憧憬的东西，是外国人所轻蔑的；我们回避的，是他们价值高昂的行动。日本人与世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差距实在太大。我认为，其中主要的部分是日本人的人性意识的‘延迟’所致。”
于是，作者认为：“明治（指明治维新）结束百年后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性的维新。”所以便有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
瓯地的瓯民确实有如岛国的日本人，在资源贫乏又迫于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只好作“树谷”之计，至使人性意识扭曲，有成“经济动物”之嫌。因为有时赚钱也如吸鸦片，会上瘾的，加上温州人的特性，口袋里有十元钱时想一百元，有百元时想一千元，似乎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温州人因而比外地人活得辛苦，活得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形容温州老板的艰苦创业，但温州人宁愿当“睡地板”的老板，也没有想到去当睡席梦思的打工者。譬如苏州人，闲暇时去泡泡茶馆，譬如成都人，抽空大家一起打打麻将，他们都过得比温州人潇洒。茶馆在温州从来没有红火过，温州人没有时间去泡茶馆。温州人唱的是“向前、向前、向前”的战歌，我本人也是属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办企业时一门心思，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直至一日“非典”降临，“大军压境”，生活一下子停滞，万籁俱寂。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譬如将平时也当“非典”，暂时放下一切，去写写文章。或与文友们比办企业，与企友们（我杜撰的名词，即企业界的朋友）比写文章，我的压力不是可以一下子减轻了吗？当然这种悟不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是“田园将芜，胡不归”。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你不可能做隐士。但你可以放慢你的脚步，不要只专注于你的企业或事业，走进大自然，或做一些你爱好的活动。温州人的目的性明确，事事争先，既创造了温州的神话，却也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我有点可怜起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温州人了。
温州人的第二大毛病是文化底蕴不足，有时不免显露出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来。这里的温州人主要是指现时当家的一代，也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包括当红的老板和当权的干部。我认为，“树人”要有先文化，后文明的这么个过程。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甚或至一个民族，没有许多代人的努力，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明的社会行为，更不可能显出文化的底蕴来。去美国你感觉到的是现代，是科技。到了西欧，你感觉到的是历史，是文化底蕴，那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雨，美国人可能雀跃欢呼，率性地在雨中奔跑，英国人便少有这样做的。他们可能在躲雨，也可能在冒雨前行，却不是奔跑着，而仍旧是走着，保持那种绅士风度。不能说两者孰优孰劣，只是不同的文化所产生的不同风格。温州缺少历史感，缺少文化底蕴，这是我们在西安、北京、南京、成都、苏州等一些较大的城市都能感觉得到的。可温州又缺少现代感、科技感，这是我们在上海、广州、香港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的政治环境所能给予温州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这一代温州人所受的教育也太少了，我们远未完成从文化走向文明的各个步骤。温州人这一群体给人的印像也仅仅是说着古怪的语言，办事风风火火，会做生意会赚钱而已。当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一代温州人的文化教养不足，不是温州人不聪明、不努力、不求上进，而是历史的误会。最近连续三年，温州高考上线人数均居全省高位便是明证。我们的下一代会克服这一代的不足，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得不承认这一代人的欠缺，特别是我开酒店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国贸大酒店的电梯是德国的蒂森克虏伯牌，世界上最好的电梯之一，电梯内还配有高档的装潢和全毛地毯。电梯口和电梯内都有禁止吸烟的标志，不少人仍旧吸着香烟进进出出，而且吸烟的大都是本地人。更有甚者，去年的一天，竟在监控中发现有人在电梯里小便，立即通知保安将这人拦住了。这人先是抵赖后还振振有词：“喝了不少啤酒忍不住。”每年春节期间是酒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但春节期间也是酒店的器物折旧最快的时候。因为春节期间大都是温州本地人来消费，房间的地毯上香烟灰、痰迹到处都是，开业两年之后地毯几乎都换遍了。我们酒店的服务人员都想不通，这么好的地毯这口痰怎么吐得下，这烟蒂怎么忍心扔得下？在温州，随地吐痰、随地小便时有所见，还不像上海，组织居民老太太去管，温州没有这样的志愿者。垃圾乱倒也经常有，特别是城乡接合部。有时你开着车，看着前面一辆车慢下来你得小心了，果然，放下车窗后扔出来的是果壳、纸屑或塑料瓶。至于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开粗口骂人，更是司空见惯了。如果说“他妈的”是国骂，“捣你妈”便是温州人的“市骂”了。我们经常会在公共场所听到的，而且好些人还会在这三个字前缀“吾阿爸”，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老子”。还有坐飞机到港时，机未停稳，就有人起来拿行李，或在机舱内走动、唤人、打手机。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在往温州的航班上，这说明温州人大都是急性子，但这也是教养的问题。
“在日本，有一种事我不明白，那就是汽车比行人神气。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于车占了地方，增添了不便，所以对行人很客气。如果道路上有行人的话，很远就停车，轻轻按动喇叭提醒人们，靠近行人身边时，说声‘谢谢’，道歉后再通过。相反在日本，行人被骂‘混蛋’，像老鼠避猫似的惊慌而逃。日本人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即乘车的人比一般人高人一等？”
这是两位秘鲁留日学生给高桥教授写的一封信，说的是日本的一种现象，但那是十几年前的日本。就在我写这一章的前几天，陈定华邀请与他同机来温州的洪波和越剧名演员方亚芬吃饭。那个饭店离我们国贸大酒店很近，步行约五分种，我提议我们步行过去。可当我们想走过斑马线到马路对面时，等了几乎有十分种，汽车一辆接一辆，就是没有停下来给行人让路的。他们两人摇摇头：“看来温州开汽车比行人神气得多。”虽然此前不久温州交警实行了对斑马线上汽车不让行人的整治，看来效果并不理想。
温州的干部如何？我在《温州的干部》一章中已经说过，尽管有王天义、杨秀珠一类的人物，温州干部的廉洁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他们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比外地干部潇洒。但一些干部的素质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我的一位朋友将自己的企业迁到了上海，回来后告诉我说：“我在温州觉得自己像孙子，我在上海感到自己像爷爷。”他的意思是指在温州办企业时，任何一个有关的部门都可以来查一查、卡一卡，除非你认识这个有关部门的人。而在上海，有关部门的人会真正做到为你的企业服务。这就是文化素质问题。温州还是“人治”，你所熟悉的，你会得到很好的服务。你不熟悉的，对不起，你将会看脸色。我们开酒店的，光许可证便领了十几个，我们面对的有关部门非常多，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又得罪了某个部门了。有人分析，在温州这么个环境中，这么点工资对温州的干部和公务员缺乏吸引力，所以他们不敬业。还有人分析，这里有个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你们老板那么赚钱，我们才这么点工资，让你们也“出点血”。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是素质问题，现在市领导提出的效能革命就是针对干部素质的。
温州人的第三个毛病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或叫“温州人主义”。我曾提到过，在欧洲，你讲温州话是不愁没饭吃的。温州人讲义气，爱抱团，团结就是力量，温州人比之其他地方人事业容易做大，他们有“朋”的方式。这由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既然靠国家靠不住，我们只能靠自己，靠我们的努力打拼，靠我们的互相帮助。延伸出去就有了温州人的小团体、小宗派。温州人在国外，许多人没有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与温州人做生意，跟温州人一起玩，只说温州话。但如果你走出了这个小圈子，一般都能做大生意。在欧洲的温州人有句话：“他不错，与番人做生意。”那就说明这人走出了温州人的小圈子。问题是走出去的人不多，在国外的温州人还是小老板居多。圈子小了，不免有矛盾，有碰撞，原有的华侨社团便有分化。因而国外温州人的华侨社团很多，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有好几个，诸如：“温州同乡会”、“温州人联谊会”、“华人华侨总会”、“华商总会”、“XXX华人工商会”等等，名目繁多，局外人一时不明底里。我有一熟人，侨居意大利的，名片上的衔头很唬人的：意大利XXX华商会副会长，意大利XXX华侨总会会长，意大利XXX餐馆董事长，意大利XXX餐饮业协会顾问等等。第一个衔头的副会长共有二十多位，是每位旅居意大利某地的华人花相当于五万人民币的里拉都可以当的。第二个衔头是他所住的镇的温州华侨社团，整个总会二十多人，会长、副会长十几人。第三个衔头是实职，他本人是董事长兼厨师，他太太是账房兼服务员，他们还招了个勤杂工。第四个衔头和第二个异曲同工，这个镇上的十几位温州人大都开餐馆，总会就是餐饮业协会。他当总会会长人家当顾问，反过来人家当餐饮业协会会长他当顾问。而且这十几个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大家抱成一个团，在这个小镇里还挺有影响力的。他在三年前回了一趟温州，所带的钱不够花了，从我这里借了几万元人民币，至今未能再见到他。不是说他要存心赖钱，只是他的收入不高，不能年年回国探亲。
温州人在国内的其他省市，建立了几十个商会，这些商会倒未有如国外的社团一样小型化，基本上还是一地一会。比如在石家庄、在成都，做生意的温州人几近十万，温州商会都只有一个，核心人物不过一桌人。在维权、排忧解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成都的荷花池、石家庄的南三条两个大市场，我都听外省市在那里做生意的人说过：“真干不过你们温州人，动不动一帮人，不像我们单枪匹马。”
温州人的第四大毛病是爱虚荣，讲面子。同样的，这个毛病表现在各个阶层和各个年龄段，比如我上面提到过的华侨社团的事。一个小社团，十几二十位正副会长的，图个虚名，递出的名片好看些，这便是虚荣心。有的老板，欠了一屁股的债，开的是奔驰、宝马。其中有形象的问题，如果座驾一卖掉，债主知道你要倒，纷纷逼上门了。如果你仍旧搞得很风光，债主不怕你不还钱，他的奔驰还值一百多万呢。当然也有虚荣心的关系，某某人生意做得很不错，开着奔驰、宝马呐。当干部的名片上头衔非印不可，有的将括号也印上了，比如“享受正处级待遇”，真是“括号把级别搞乱了”。我还见过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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