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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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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就不去闲说了。
最大的老板在这里
虽然鞋革业、服装业，还有眼镜、打火机等等行业的老板群体很大，很有实力，但在全国500强民营企业的排名，总排在前面的温州企业大都是机械电器业，也就是说最大、最有实力的老板是机械电器业方面的老板。
“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在全国的知名度不必说了，销售额都在数十亿元之上，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均在十名以内。“正泰”老板南存辉、“德力西”老板胡成中应该说是老板中的大哥大。有意思的是南存辉先生以前是以补皮鞋为生的，而胡成中先生是做裁缝出身的，但他们没有能成为鞋业或服装业的大老板，却成了机械电器业的领头人，这就不得不说到乐清柳市镇了。
柳市镇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三万多人。也就是说在全国几万个镇建制中，她只是很普通的中等大小的镇。但在去年全国民营企业界500强的名单中，这么一个小镇共有八家企业入选。除了“正泰”与“德力西”之外，“人民电器”集团2002年的总产值超过50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第44位。董事长郑元豹、总经理叶玉淼都被评为“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长城电器”集团，2002年销售收入超过二十亿元人民币，且相当一部分是出口收入，2001年，集团董事长叶祥尧赴美考察，与美国通用材料公司签订了6000余万元人民币的供货合同，说明该集团公司的产品已进入美国电器业主流市场，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榜上有名；还有“新华电器”集团，也进入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除此之外，进入行业全国500强的企业还有数家。柳市的老板群体真是又大又强，可谓我国经济界的一大奇观，这就是“柳市现象”。2002年《经济日报》牵头，在北京举行了“柳市现象”研讨会，不少知名经济学家参加了研讨。
其实，这就是一个产业氛围的问题，我在讲“温州模式”这章中提到过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就是指的产业氛围，南存辉在柳市办鞋厂、胡成中在柳市办服装厂都不可能办得很大。相反的，在家家户户都做西服的灵昆岛，自然就会产出“夏蒙”这样的全国知名品牌了。
“神力集团”也是从机械行业起家，虽然没听说它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排名，但在温州的老板中，“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能担任温州总商会会长一职便是明证。所以说温州最大的老板在机械电器业。
有的行业并不是很大，其影响力却是非常大的，如宾馆业、餐饮业、娱乐业等等无不如此，因为它关联到社会每个行业和每个人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深有体会。作为小老板，我在温州没有名气，人家提到我是因为我曾经是作家。但自从与朋友一起开了温州国贸大酒店之后，便被视为正式进入老板行业，开始小有名气。因为酒店有员工近千人，每日可以接待上千人吃饭、娱乐与住宿，酒店有三十余层，金色玻璃幕墙，在温州可谓标志性建筑，我作为酒店董事长，俨然成了老板。其实这房子是国家的，我们仅仅是以每年一千万元左右的价钱包租下来开酒店罢了，其投资远没有房地产大，实在是徒有虚名。但如温州国际大酒店老板倪铁成先生、温州王朝大酒店老板朱志群先生等却又不同，虽然同属四星级酒店，他们的房产是自己的，那才是真正的老板。
温州的娱乐业规模也不小，特别是KTV。如“航空母舰”、“太空飞船”、天上人间、宝丽金娱乐城、王府娱乐城等等，也都很有名气。
餐饮业在温州也是个大行业，并且许多酒楼是连锁的。有“阿外楼”、“云天楼”、“五马美食林”、“溢香厅”、“凯悦”等等酒楼，规模都很大，老板我大都见过面。其中“阿外楼”最具代表性，应当在此述说一下。
“阿外楼”这个名字很土也很怪，但这个名字在温州叫得很响，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板是周宗权、周宗友他们兄弟姐妹一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市区华盖山外边环城路有间酒家叫山外楼。周家由老母亲领头，带了几个子女在旁边开了另一家酒家，房子比山外楼还矮，便起了“矮外楼”。温州话“矮”“阿”同音，大约是认为矮的是房子，不是经营手段和能力，所以后来写成“阿外楼”，由于经营得法，菜鲜价廉，“阿外楼”生意一直非常好。几年之后又开了一家“新阿外楼”，又过几年开一家“东阿外楼”，以后陆续有“西阿外楼”，“南阿外楼”等等，连锁店越来越多，兄弟姐妹几个也分别当各自“阿外楼”的老板。各个阿外楼的生意都很好，历二十多年而不衰，可说创造了温州饮食业的一个神话。周宗权、周宗友我都认识，黑黑的肤色，敦厚的样子，从来不耍大牌。我以前常光顾阿外楼，有两次因找不到包厢，他们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让我们吃饭。只是国贸大酒店开业之后我极少去其他饮食店吃饭，与他们按温州话说是“生份”（陌生的意思）了。
男人不武，女人不爱
写下这个题目，颇费一番踌躇。男人是相对女人而言的，必定要写到男女关系，婚姻恋爱，也要对诸如“小蜜”、“二奶”之类的现象进行一番闲说。问题是我这个人属于老古董之列。既不会饮酒作乐，也不会唱歌跳舞，交游虽广，应酬不多。文艺界的朋友说我：你这个样子，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生意的！企业界的朋友又说：你做生意这么多年，还端什么文人的架子。其实做生意也可以不必整日应酬，沉浸在灯红酒绿之中。而文人早已无架子可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打击，加上如今的穷酸相，还剩什么架子？只是因我个性，不大适合于闲说“饮食男女”，但闲说温州人，如何能不说饮食男女？还要硬着头皮说下去，如若隔靴抓痒，诸位姑妄听之。
温州的男人高大魁梧的不多，这是南方百越的族种关系，非不想而是不能也，所以温州的男人极少显现出英武威猛的。但这种瘦小文弱的外表，往往会起到迷惑人的作用，其实温州的男人是尚武好胜的。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陪上海来访的几位作家逛五马街，那时的五马街还未辟为步行街，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到一起，一言不合就拳击脚踢，打得凶猛无比，仅两三分钟，一方稍显力拙，“不打了，后会有期”，推上自行车就走。另一方面也没有去追，骑上自行车也走，街上烟消云散，没有过这回事似的。看得几个上海朋友目瞪口呆：“这两个人都瘦瘦小小的，这么厉害！”我笑着说：“不是这两个人厉害，温州的男人都厉害。”我没有接着说，温州的男人看不起你们上海男人，你们自行车撞到一起，两个人会停下来论理半天，旁边围了一大批人看热闹，温州人是拳头上见真章。当然，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后来大家都很忙，街头打架的事就渐渐地看不见了，两车一撞，相互看一眼，一笑就走了，有这闲工夫打架还不如去多赚几个钱，时间就是金钱。
温州男人尚武是历史上形成的，也是特殊的地理状况造成的。我在前面两章已经提到过，海盗、倭寇、洋人随时可以入侵，中央政府的援救往往姗姗来迟，温州人只好靠自己。武人习文想做官，文人习武便是为的自救。温州的文官大都办团练，如我曾经说到过的孙衣言、黄体芬等人，就办团练御外敌。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开战，法国军舰进攻福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九艘军舰与十九艘运输舰沉入水底。为防御法舰沿海北上，温州地方官和富绅积极筹办团勇。大儒孙诒让组织团勇，驻守瑞安南门江边，擂起了他自己发现的铜鼓。这面铜鼓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彝人首领孟获所铸，孟获为感谢诸葛亮的不杀之恩和教化之功，送给蜀军的，不知何故会流到温州。孙诒让那日与朋友同游江心孤屿，为避雨躲入古寺，听见雨打地上发出一种不同于别处的响声，断定此处埋有什么特别的物件，雨停后雇人挖掘，果然掘出一只大铜鼓。孔武有力的鼓声震撼人心，法国走私商船因之帆折船摧。关于这件事文友胡小远、陈小平夫妇在《末代大儒——孙诒让》中有生动的描写，我信手拈来无非是想说明温州人的尚武如孙诒让般的大儒也不例外。文友汤一钧打南拳虎虎有声，可惜英年早逝。作家吴琪捷（王手）身形如健美先生，一身肌肉孔武有力。
文人如此，一般人当然更加尚武。我已写到过，于南宋朝，温州有武进士305人，其中武状元14人，比例之高，别个地区无法比拟。过去温州拳坛很多，特别是平阳县，几乎村村有拳坛，抵御外敌时一致对外，一旦无有外敌，内部不免争斗，平阳（包括现在的苍南）不断有宗族械斗便是尚武的结果。温州将技不如人的唤做“黄馒头”，来源就是打擂台。打擂比武，胜者有赏，失败的只发给粗面粉做的馒头充饥，俗称“黄馒头”。再有就是端午节前后，划龙舟时的械斗也时常发生。直至如今，一到端午划龙舟，市府与各县行政机关均如临大敌，紧张异常，生怕出事。
解放后，械斗的事逐年减少，但一到某种气候，不免露出马脚。如文革的武斗，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武汉第一，温州第二，但武汉是大城市，又系心脏地区，武斗牵涉到中央大人物。温州偏向东南隅，无有中央级大人物介入，武斗之激烈，时间之长，全国少有，那纯是温州男人尚武所致。现今，武斗之风偃旗息鼓，尚武表现在竞技体育方面。温州在全国的武术比赛、散打比赛、拳击比赛、柔道比赛、摔交比赛、举重比赛中常有上佳的战绩。在浙江省不用说，常常是这些方面的总分第一。
问题是温州的男人外表上往往显得文弱，有江南的才子气，常常让人走眼。我听一位当年在北大荒插队的知青说起当年年青人打群架的事，打得对方对温州知青刮目相看：“这些温州人真会打！”我在部队当兵是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连队的兵以上海兵与温州兵为主。那个年代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兵便与上海兵较劲。文艺演出一向是上海兵的强项，温州兵在这方面也不错，编、导、演的人才都有，我可举两个人为例：近些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蹈节目编导邢时苗就是温州人，我在文化局时他就在温州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后来成了国家顶尖的舞蹈编导。还有以一个“鼓舞”蜚声全国的青年舞蹈家黄豆豆，也是温州人。他的父母亲我认识，也都是舞蹈演员。可见温州不乏文艺才能，与上海兵势均力敌。但温州兵在文艺演出中配以剑术、棍术以及拳术的表演，常常会得满堂彩。后来在温州非常有名的拳师金德舆，那时便与我一个连队当兵，他的舞剑表演是晚会中的保留节目。再加温州兵的连队团结出名，得罪一个即得罪一帮，上海兵没有温州兵的团结，只好让温州兵三分。
不过如今社会风气起了变化，温州男人的尚武已经不再重要。现在不是靠武力或体力，要靠能力和财力。这两者温州男人大都不缺，所以温州男人仍旧具有男人气，可能这种男人气比之过去更足。外地人也少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他们一听到“温州人”三个字马上会联想到能力与财富，不会因为这个温州人显得瘦弱而忽视。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太太正与几个人在闲聊有关“小蜜”与“二奶”的事情。因为其中一个人的丈夫在外地做房地产，她们跟她开玩笑：小心你丈夫在外养小蜜或包二奶。她说：“他有钱养，不怕麻烦让他养去。我怕什么，有房子，有儿子，吃饭也不成问题。”显出了一种自信和对自己男人的相信。后来大家在掐指计算，温州的老板养“小蜜”包“二奶”的人数并不多，她们所认识的人中仅有二位。一位曾经包养过“二奶”，现在解决掉了。一位自称没办法，人家跟他跟了十几年，并说，你们千万别学我的，又费钱又麻烦，两头兼顾，疲于奔命。也就是说温州的男人比较顾家，比较传统，养“小蜜”包“二奶”的人并不多。这并不是说温州的男人就那么纯洁或专一，温州的男人聪明，他们知道，人家现在看中你的是腰包，并非别的，何必要做“泡妞变老公”的傻事。
不过，温州男人的聪明是历练出来的。市场开放的初期，温州男人赚了些钱，又不知道以后会如何发展，万一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复辟”，谁知道会不会吃官司什么的，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便表现出了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养“小蜜”的有之，包“二奶”的也有之，在歌舞厅一掷千金的更有之。
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温州市环城路口有个夜总会叫“丽晶宫”，天天灯红酒绿，熙来攘往。我曾陪洪波先生去看一场歌舞表演，那场面之热烈，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位当红女歌手在搔首弄姿地唱一首流行歌曲。歌声刚停，主持人便宣布，有陈先生给李小姐（指那位歌手）献上一个价值188元的花篮，点李小姐唱一首邓丽君的《甜蜜蜜》送给他的朋友王小姐。唱过《甜蜜蜜》之后，立即有位杨先生以288元的花篮点李小姐唱了一首流行歌曲《秋水依人》。于是陈先生觉得没面子了，又以588元的价格点了另一首歌曲，杨先生就以788元再点一首歌……随着花篮价值的飙升，歌手的歌声更嘹亮，台下捧场的掌声便更热烈。陈先生随即开出了1588元的价位，台下开始有人吹口哨，有人喝彩了，杨先生随即又开出了2888元的高价。我看了看那几个被拎来拎去的花篮，做得确实不敢恭维，几根竹篾子编的，上面托的只是一些绢花，因为使用得久了，花都变了形，叫价竟达2888元。要知道这还是十多年前，这几个花篮真是生逢其时，何幸之有！陈先生、杨先生刚斗完法，又有何先生、刘先生斗起法来……那晚的高潮是有位“鞋佬”送上的价值5888元的大花篮，尖叫声、掌声、口哨声和鼓乐声响成一片。我不知道这些老板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但那位歌手和歌厅老板正在喜逐颜开。难怪一位湖北的女孩子在温州唱了几天歌之后即拍电报给她的女友：“这里人傻，钱多，速来。”（那时手机未流行，拍电报是最迅速而又最省钱的通讯方式）也许这个细节很典型，后来被一些媒体反复使用到深圳、广州等处，不知道首创在何处了。
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姓资”、“姓社”的争论不再出现，也随着市场发展由无序到有序，温州的男人逐步成熟，这种现象越来越少。所以温州的女人对温州的男人很有信心。
我太太她们后来又在掐指计算，在所认识的亲戚朋友中有没有离婚的。算来算去离婚的也是两对，两对情况几乎相同。原先夫妇关系很好，男人的洗脚水都是女的倒。其中一位还常替丈夫剪脚指甲——这是她自己在与丈夫吵架之后向我们夫妇诉苦时说的。她们适应不了改革开放之后男人们上娱乐场所活动。不是有句顺口溜：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三等男人下班就回家，四等男人老婆下班不回家。她们希望丈夫下班就回家，一家三口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偏偏他们的男人不甘寂寞，不愿意过“三分地（温州人均只有三分多地），一头牛，老婆，孩子坐炕头”的日子，他们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就辞掉“铁饭碗”下海办公司。一办公司事情就多，应酬也多，还未到什么“家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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