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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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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温州的干部讲实惠，温州的官场就会乌烟瘴气，就会捞一把走人，就会普遍腐败。其实温州干部出事的比例并不高，也不会像媒体中描述的那样赤裸裸地敛财，因为温州干部比之其他地方的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走另一条路。温州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早，发育得比较正常。2003年市政府换届，原来的市长副市长走了只剩一位。有的是年纪的关系，有三位是“下海”，特别是原来当市长的呼声最高、最年轻的副市长吴敏一的下海，就被媒体多次报道过。这说明虽有杨秀珠、王天义、董根顺等几只“枳”，温州却不是产贪官的“淮北”。
本来这章到这里结束，却又收到从山东传来的发自《齐鲁晚报》上的一篇题为《“浙江女巨贪”出逃之后》的文章，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后：
“其实杨秀珠并非‘仓皇逃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计划。证据之一，是她在多年以前便在美国大肆购置房产。纽约一家华文报纸最近接获神秘人物举报，组织力量经过多方调查采访发现，杨秀珠早在七八年前就已在纽约曼哈顿下城昂贵的商业区购买了一座楼房。
“而在纽约其他社区，疑似杨秀珠房产的至少还有四处，其中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五层楼房，靠近著名的帝国大厦和时代广场，属于寸土寸金之地。经过查证，杨秀珠当初购买这座楼房时，首期支付了55万美元，一年的地产税是45000美元，也就是说这座楼房目前市值约四五百万美元。楼上的公寓出租给温州人居住，底层临街开设店铺。杨秀珠将有关楼房的一切法律事务交给一位华人律师王九鼎办理，维修保养等杂事则由一犹太人打点，她自己则是坐收房租。在纽约曼哈顿岛中城，杨还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公寓房，月租金至少是两三千美元，商业店面每平方米的月租金应该在50至80美元左右。以此推算，杨秀珠仅仅持有这一处房产，在美国生活也会无忧无虑。
……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她的发迹史和她的升官史保持同步。她担任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八年时间，也正是她疯狂敛财的时期，权与钱的关系被她这个‘卖馒头出身’的副厅座诠释得如此‘轰轰烈烈’，令人难以置信。”
这篇报道还附有杨秀珠及其在曼哈顿购买的楼房的彩色照片。
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我去过，那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也是高楼大厦最密集或以我们搞房地产的行话来说是容积率最高的地方。在曼哈顿拥有四处房产，难怪有人推测她贪污的钱财在一亿元以上了。王天义虽然也将老婆和孩子弄到了国外，却未见有关他在国外资产的报道。看来比之杨秀珠，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此后，杨秀珠虽杳无音信，有关部门对杨秀珠一案的追查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先是城建系统的不少中层干部被“双规” 或逮捕，接着四位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滕德寿、周克、吴长柳、杨邦祯也被逮捕并判刑，还传出了杨手下的会计，后为某工程副指挥的林素华在狱中自杀的消息。看来政府对杨一案已经下定决心，非搞个水落石出不可，并非坊间认为官官相护，杨走了就算了。
果不其然，就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消息，杨秀珠在荷兰落网。温州一阵轰动，人们又纷纷传说：又将有一批人倒台，并且可能有大官。而且此时的消息是她的涉案金额已达2。5亿了。
坊间传说当不得真，但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结果只能走着瞧。
公仆难当即下海
在温州当干部还真有点公仆的味道。一是别看他们手中有点权，也可以人五人六一下，但一比手中的钱就蔫了，干部在温州是荷包最空的人群之一，很难神气起来；二是干部等级森严，一级管一级，温州的干部官不大，上面有更多的主人，而温州人的个性旷达，不喜服管；三是市场经济发达，老板多多，诱惑很大。哪怕是个小老板，也可对下面打工的颐指气使，用起钱来又那么潇洒。官本位的概念就相应地减弱了，好当便当，不想当就走人，下海！
温州干部“下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我是第一批。那是1992年末，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为鼓励干部“下海”，让机关人员分流，给予一些优惠，其中一条是提前退休可享受每年十三个月工资。政策出台之后市机关共有九位干部报告要求提前退休或退职的，批准了八位，媒体曾有报道，称温州干部“下海”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先无论是领导或媒体都估计会有不少人会提出申请，却没想到仅区区八人。在下便是八人之一。
说起我下海的动机很简单，一方面是温州的环境影响：商海潮涌，大浪冲到脚边了；二方面是经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青年》杂志停刊了，一直忙于编务，乍一停刊，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三是正好香港朋友洪波先生来温投资，找我合作做房地产。于是我便打了报告申请下海，并且以为下海办企业，要比在政府部门简单得多。
开始办公司之后方才发现，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房地产公司要拿到一个营业执照，没有七八十个橡皮图章是办不下来的。甚至还有报导说有的地方盖了一百三十几个章还未办好的。我们只盖了七八十个章已算荣幸，可你每盖一个图章得面对多少个嘴脸？那时我算是经理，办事盖章可以支使手下的人去，偏遇到那些拿橡皮图章的人不买账：“让你们的经理自己来，端什么架子！”后来与他们认识之后问过其中的一二位，他们坦率地告诉我，认识你们经理才有用，到时我的亲友没房子，找你们经理的话总有三五个百分点的优惠，下面职员又没这个权。
他说的这个是老实话，但弄得每个公司的经理都很忙，我们的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从取得地块之日起，到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之日止，总共费时十二个月又四天。这说明手续之繁琐，也有我这个经理不大愿意自己出场的缘故。举这个例子并非说温州的干部态度特别不好，或办事效率特别低，只是说温州的干部有我们国家干部的通病。“过去的官吏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现在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这话只是学校老师或新闻媒体灌输给我们的一种概念，如果你太当一回事就糟糕了。那态度是干部制度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所造成的，权力越大的机关和部门，干部的脸孔越不耐看。就像顾客不能将自己当成真的上帝一样。
不过话又讲回来，近几年这方面比之以前好多了，现在搞政务公开，搞“一站制”，都是为了改善这方面的弊病。记得几年前，我们几个人在美国租车开到加州大学参加一个座谈会，待到会议结束，却发现车钥匙丢了。那时已经天黑，回到所住的宾馆还有好长一段路，大家急得团团转。大学方面接待的人帮我们给警察打电话，我们都很奇怪：车钥匙丢了警察也管？等我们打完电话回到车子旁边，警察也来了。警察告诉我们两个办法：一是将租车公司的地点告诉他们，让他们开车去拿备份钥匙；二是他们找车送我们回去，剩下的事由他们解决。我们听了非常感动，但事情的解决却很圆满，也许是警车的车灯特别亮，我们将掉在车边的钥匙找到了，大家欢呼起来，警察也为我们高兴。回程的路上大家在谈论：我们的国家虽然也有写着牌子“有困难找警察”，但如果你的车钥匙丢了，你找警察看，不被训一顿才怪呢。但这两年不同了，温州就有关于有人将钥匙忘在家里，找警察帮忙的报道，警察帮助解决了问题。这是一大进步。
话说远了，现在再回到温州的干部下海这个题目上来。温州的领导干部下海徐国林是第一位，大约是1993年底。当时他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批准我“下海”时他还找我谈过话，不久他自己就“下海”了，在当时的机关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做了房地产，也做了期货公司，还是我们外商房地产投资协会的会长，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能讲，会写，发表过散文。可惜上天未假他以年岁，几年就去世了。
接着徐国林的是邹丽华，时任温州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一位很能干的女同志，现在是名气很响的新湖集团副总裁。再接下去的人就多了，如市委宣传副部长季树才，市委秘书长叶正猛，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以及前任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等等。而且除邹丽华外这几位我都比较熟悉，都是很能干的人，如以从政办公是“文”，从商经营是“武”这一概念来说，他们个个是文武全才。
话又讲回来，也不是每个文武全才的干部都会下海，我的朋友王成云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现在是市政协常务副主席，他就没有动过下海的念头。要说文武全才，他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角色。在大学里他学的是冶金专业，又在温州冶金厂当了好多年的企业干部，对企业非常熟悉，企业界的朋友也很多。但他又在政府区长、县委书记、副市长等位置上任职多年，从政经验也非常丰富。那一年，他担任副市长仅两年多时间，干得正欢，还未届满，突然调任政协副主席。人们为他抱不平，以为他会拂袖而去，下海办企业了。但他真是做到了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仍旧干得很好，受到大家的赞扬。我与他是多年的老朋友，那关系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几乎不相往来，一旦约在一起，又可以无话不谈。他还没有架子，逢年过节常送点土特产给我，而我总是照吃不误，并且从不回敬，免有拍领导马屁之嫌。他有个理论：国家待我们干部不薄，虽说工资不高，附加值却不低，有车子、有房子、有手机，还不时能出国考察什么的，不好好干对不起国家与老百姓。企业我很熟悉，也能办起来，但那忙碌劲，还有担风险时的提心吊胆我已经不习惯了。不能只看和尚吃馒头，也要想想和尚求戒……真是人各有志，思维方式不一样。风气一开，温州干部就更潇洒，合则干，不合则走。据说副市长吴敏一原来被看好为市长候选人，社会上也有这么认为的，他年纪轻，学历最高，工作也有干劲，他自己也希望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为国家也为温州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当一知道下任市长候选人不是自己时就走人了。这么做于国家，于他本人可能都是好事。如果他仍旧在原职上，他可能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心情会压抑，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了工作，甚至影响了整个温州的建设与发展。这么一走，他就可能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我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叫马绍华。马先生的原职是温州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上面部长空缺，这说明他一人顶两职没问题。大约因年纪关系，这部长已经升不上了，遂萌发了退意。他学的是工程，哈尔滨建筑工程大学毕业的。温州机场建设阶段，他就被市政府借过来搞机场筹建工作，分区的营房工作又离不开他，只能借一半，即一半时间在部队，一半时间在机场管工程，如果他转到城建的哪个局，都会受欢迎，何况他夫人现在还在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但他自己喜欢搞工程，不愿意再扯到官场人事的复杂关系上去。他们夫妇与我都很熟悉，我就请他来担任房产公司总经理，他从分区提前退了休，自己又拿出积蓄并向亲友借钱投入项目，同时成为公司的股东，他把部队的作风带到公司来，管理得非常严格。我们一个六万平方米的小区工程，从开工到竣工一共只用了一百八十天，在当地创造了一个记录。他干得很开心，但也有我初“下海”时窝心的感觉，想得太天真了。搞房地产面对那么多的主管，要盖那么多的橡皮图章，弄得人头晕脑胀不说，有时候会被卡得莫名其妙的。举个小例子，我们的工程在外省的某个城市中心，不免要占道施工，便向交警队交了费，领取了占道施工许可证。但每当石泥沙运进工地时，又常常被交警连车带物扣住了。他发火了，拿出部队首长的架势，就跑到交警队去与他们吵。吵过了放行，第二天第三天又扣。他不懂“卡拉OK”，人家卡你，你要拉他，然后大家OK，他不去拉，次次去吵。后来才知道，人家卡的目的是想将石泥砂的生意拉给自己的亲友做。马部长的倔脾气上来了，我反正是守法经营，卡一次吵一次，对方终于被镇住。生意没拉成，车也不敢再扣。但马部长在当地的关系便有点僵。他无可奈何地摇头：“这个社会风气！”
我开酒店的合伙人叫陈建国，原先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为人精明强干，很有经营头脑。他和马部长一样，都是文武全才。他的下海与马绍华又不同，可谓“蓄谋已久”，在工作之余就动脑子搞第二职业。在温州，光凭警察那点工资会过得很窘迫，但他于穿着上及居住条件上很讲究，有自己的品位，你想过好日子，又不愿意受贿什么的，你就动脑子自己干。办酒店也是他先想到的，来找我商量。我于酒店有兴趣，但嫌酒店管理繁琐，他答应由他全权管理，于是一拍即合，合作投资。酒店的规模比较大，三十一层高，七百多位员工，搞业余就不可能了。他毅然脱了警服穿西装，从装修到开业以后的管理全自己来组织，并且搞得井井有条。开业之后一年时间就评上四星级，温州至今没有五星级酒店，四星算是几个最高级别的酒店之一，可见他的管理与经营才能。而我这个董事长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忙时连酒店都不走，闲了到酒店吃餐饭、睡一宵，是个不管部部长，又像无所任大使，显得挺潇洒的。但我在酒店经营中所学到的社会知识，却是做其他行业都无法得到的。我们酒店分客房、餐饮与娱乐三大块。客房中又分行政楼层、普通楼层和女子楼层、餐饮中分中餐厅、西餐厅和桑拿，同时还有健身房、台球室、投影厅等等。光用餐可以同时容纳一千多人。消费者打秋风的，“卡拉OK”的，每天发生的趣事、逸事、尴尬事和气事层出不穷。也可以写本《闲说大酒店》，不过这与本节无关，只是题外话。
我与温州的“下海”干部合作得都很成功，于是在外地也想照搬这经验。我与一位朋友在外省市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聘请了一位当地原任区委副书记的干部来任公司执行总经理。但他没有想作股东的意思，也不准备担风险，虽然是他受处分，最尴尬时来找我们收他的，但一年未到，另有更好的待遇，便“白白”走人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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