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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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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牟其中与人合开了一家名叫中德的商店，做起倒卖电器、钟表生意。1983年9月，他再次入狱，罪名是投机倒把、买空卖空。10多天后，牟其中在狱中写下一份《入党申请书》，后来又写出《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历史使命》、《从中德商店的取缔看万县市改革的阻力》等文，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984年初，牟其中被释放。
1984年8月，牟其中创立当时全国最大的个体联合企业“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4年后，牟其中转战海南，成立南德经济集团，一年后将总部迁往北京，后至天津。
1992年是牟其中蜚声中外的一年。彼时苏联解体不久，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牟其中抓住时机，用中国数百工厂总共约千余个火车车皮的积压轻工产品，换回了俄罗斯四架图154飞机和相当于一架飞机价值的航材。
牟其中玩的是一个连环局──银行得到四川航空公司（川航）担保后，贷款给牟其中，牟其中付款给生产厂家，拿到大量轻工产品后出口到俄罗斯，俄罗斯方收货后直接将飞机飞到四川交给川航，牟其中拿到川航付款后再去还银行贷款。
这一“空手套白狼”使得牟其中大赚亿元，再度成为国内外焦点人物，更重要的是，生意的成功极大刺激了他原本天马行空式的思维和冒险精神。他之后的想法包括做卫星、运作航母、根治陕北的沙漠化等，而将喜马拉雅山炸个缺口引入印度洋暖风的想法，让人们对他的想象力叹为观止。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早先做过牟其中的副手，他后来在回忆中如此评价牟其中的疯狂想法：“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家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的，只不过他的创造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都成不了，这种命运使得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10年、20年，他就有机会成功了。”
遭遇到体制掣肘，创造力往往是把双刃剑。牟其中没有走出这一中国式宿命。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坐着黑色奥迪去南德公司上班途中被布控的北京、武汉两地警察抓获。
牟其中当时对突如其来的阵势并没感到诧异，他身上就装着一封亲笔信，信中嘱托熟人在自己出事后帮忙照顾自己的孩子。2月5日，牟其中被批准逮捕，罪名是信用证诈骗──假进口、真骗汇，金额逾6亿元。
《南方周末》彼时发表《牟其中：其人其骗》一文称，“牟其中有空手套白狼的胆量，却无经营管理一个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的能力，他套来的资金投入的项目连连失败，巨额债务无法偿还，终于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牟其中旋风’一阵刮过，总归不能长久。”
双面牟其中
2000年8月22日，湖北高院对牟其中案做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决定，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经牟其中前秘书兼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的奔波，2003年9月，牟其中被改判有期徒刑18年，不过这一新闻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牟其中似乎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讲，牟其中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从1994年开始关注牟其中，没想到1999年要将他列入富豪榜时，正是他落马之时。我们为牟其中的落马感到惋惜。他是一个悲剧性富豪，一个善于利用体制漏洞却终被体制所呑噬的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曾在牟其中入狱前与其有过近距离接触，刘东华后来称：“这个人与一般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维超前，实际上他是在生产思想而非生产别的东西。”换句话说，牟其中是位失败的企业家、成功的思想家。
政商关系从来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牟其中在政府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面是与当地政府关系搞的不好，一面却是自己无限膨胀的政治情怀──南德公司里的部门命名完全按照政府部门的模式来设定，比如“办公室”叫“办公厅”，法律服务部叫“监察部”。
牟其中前两次入狱，在狱中的语言、写作和书信饱含政治情怀。1999年入狱后，他的这一秉性仍未丝毫改变。2000年春节，他在写给南德职工和朋友的公开信中说：“每天陪伴我缓步徐行的，是对昨天的光荣的反省和对明天的梦想的憧憬，豪情万丈之余，往往也夹杂着丝丝苦涩。”
后来，他开始思考名为“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牟式课题”，并撰写《毛遂自荐，狱中请缨》一文，建议中央派人到南德进行“后续的实验”，由南德自费创办“南德世界大学”，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吸引管理智慧，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在回忆其采访牟其中的感受时称，“牟其中不停地说他的理想，说自己坎坷的经历，坐牢、流浪、孤独、不被理解，他说自己听到国歌就会流泪。”
然而，后来夏宗伟受牟其中之托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牟其中觉得很委屈，他说自己其实很厌恶政治。”
冯仑经常提到“江湖方式进入，市场方式退出”。牟其中最大的失足，或许就是始终以江湖方式做人行事，结果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冯仑如此评价牟其中：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多少年之后，不少第一代企业家的政治情怀依然浓烈，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2007年与法国达能烧起战火，浓浓政治味，大打民族牌。事实上宗庆后等企业家与牟其中的挣扎一样，打出政治牌只是不得已情形下的一种突围之道。
2008年6月我们接触到杭州的一位地产商，他的企业刚在A股上市，一向立足杭州本地市场的他，在与我们喝酒时突然冒出一句话：“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要到北京去盖个样板房，让那些之前对我不太感冒的官员们知道我造的房子其实是一流的。”
这种激昂背后，同样折射的是民营企业家寻求认同过程中浸淫的政治情怀。
适度宽容
牟其中在政治情怀上一败涂地，与他张扬的性格不无关系。他早早地大肆宣扬自己是“中国首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提前宣告自己落入政商博弈陷阱的宿命。曾有人提醒牟其中收敛一下、以免受查，他反问道：“谁来查我？怎么查我？”
同于1999年登上富豪榜的健力宝前掌门人李经纬，后来由于产权问题与当地政府产生纠葛，性格的强硬使得他最后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相比牟其中和李经纬，2001年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前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第3名，70亿元）要低调的多。仰融是一个令业内外人士都琢磨不透的企业家。2001年我们为了核实他的财富数据，给他发了20多份传真，结果总是石沉大海；我们专程跑到华晨设在上海总部造访，他的秘书总是告诉我们“仰总出差去了。”
仰融同样没有逃出落马的宿命。2002年10月，辽宁省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仰融，虽然此时他已身在美国，但恐怕很难以从容的姿态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了，这位以资本运作闻名于世的传奇企业家最终也以悲剧性结局收场。
仰融其实是介乎于李经纬与牟其中两种类型之间的一个样本企业家。他有李经纬式的天才头脑，但比李经纬懂得在与权力相争时适时保护自己；他有牟其中的政治与商业敏锐性，但比牟其中更懂得自我节制。尽管如此，他依然走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迷宫。
十年百富史，从第一届榜单上的牟其中开始，“原罪”和政商博弈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而我们探究中国企业家特别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创业史，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当初创业的条件和境况都相当糟糕；时过境迁，中国的财富社会，虽然仍难改掉以成败论英雄的心态，但却有必要对一些失败者保持适度的宽容和敬畏。
2008年5月底，一直以来高调为民营经济发展大声疾呼的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时说，民营经济的成绩巨大，但是问题也相当艰巨；现在改革的动力缺乏，我们要寻找动力，我们要人人争当动力，不要当阻力。
身在大狱的牟其中如果听到保育钧此言，或许会感慨万千。2008年6月19日，他在狱中度过了自己的67岁生日。“时间是无法补偿的，钱再多也没用。”牟其中刚入狱时的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仍是那么令人心酸。
2000 改制花脸谱（1）
当你有机会扩张时，千万不要畏缩不前。如果一开始你就获得丰厚利润，你应该继续扩大。
——乔治·索罗斯
200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的报道，这也是第一家对我们的榜单进行介绍的中文媒体。文章写道——
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向一个市场经济体转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事业；富豪的诞生，正是这项事业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富豪的诞生，是全社会选择的结果。作为消费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劳动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作为投资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股票。
我们想说的是，富豪不是我们——普通人甚至穷人——的对立面。在一个拥有公平、有效的“富豪形成机制”的社会里，也就是说在一个谁资源配置能力更强谁就拥有更多资源的社会里，普通人和穷人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机会，更多更好的工作和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只有穷人不断致富，不断获取更大消费和投资能力，富豪也才能成为最大的富豪。
正如许多有识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面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型中，起点不公平和规则不公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存在。所以我们尊重人们对富豪的普遍的保留情绪。但是我们还想说，需要消除的是这两种不公平，而不是富豪。
1999年我们的第一届榜单在《福布斯》发布，由于是英文形式，加上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并不发达，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2000年开始，我们主动与国内媒体接触，以便听到对完善我们榜单有益的建议和意见。《南方周末》不但率先对这一年的榜单作了介绍，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对“如何看待富豪”的话题提出了理性见解，也为“原罪”话题提前做了注脚。
“2000中国大陆50富豪榜”在人数上与1999年保持了一致，不过门槛大幅提升，由5000万元提高到了亿元。50人的财富总和超过800亿元。首富还是荣毅仁家族，财富为157亿元，是第50名的45倍。
从地域分布来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是最盛产富豪的地方。50人当中，有14人的公司在北京或出生地是北京。他们是首富荣毅仁、第10位的宋朝弟、第11位的李晓华、第12位的陈金飞、第14位的田溯宁、第16位的丁健、第19位的吴鹰、第20位的丁磊、第23位的阎俊杰与张璨、第37位的张朝阳、第38位的杨澜、第41位的王文京、第42位的王志东、第46位的祝维沙。
50名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最年长者是84岁高龄的荣毅仁，最年轻的是29岁的丁磊。
超过60岁的上榜富豪，荣毅仁之外，还有徐文荣（65岁）、吴炳新（62岁）、尹明善（62岁），可谓老当益壮。排在第8位的徐文荣是浙江横店集团的掌门人，横店集团的所有制形式很特别，即社团经济体，同时成立了“四共（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委员会”。中国的企业改制彼时进入高潮，徐文荣可谓独树一帜；最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到了2008年，他依然高举这面旗帜，走的铿锵有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000 改制花脸谱（2）
学界对企业改制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经济学者张军在2000年8月的《经济研究》学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的论文。
文章称，在资产侵蚀存在的情况下，改制是维护集体资产的一种手段，从经济机制的角度看，改制也是一种对经营者优胜劣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制的大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适合改制的，接时按量、一刀切的做法往往会造成集体资产的流失或者给改制后的企业造成负担。
徐文荣只于2000年登上过富豪榜。榜单发布后，他找到我们，给我们讲中国企业改制的情形，和横店集团所有制的特点。后来我们经过再调研，发现把他放上榜确有不妥，后来榜单上就没再有过徐文荣的名字。
田溯宁同样只上过这一年的榜单（第14位），他的轨迹也很特别，2000年前后，更多的人选择了“弃政从商”，而田溯宁却是“弃商从政”，离开与搭档丁健（第16位）一起创立的亚信，转而到中国网通去做CEO；所以2000年3月，亚信在纳斯达克闪亮上市时，他并不在现场。
1999年度的榜单上，互联网界富豪只有搜狐掌门人张朝阳，而到了2000年，网易的丁磊、新浪的王志东又加入其中，三人分别是第37名（亿元）、第20名（11亿元）、第42名（亿元）。三家门户网站均是于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2000年是中国IT企业发展关键年份之一，一方面在于一批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在于相关制度与法规的制定与施行。这一年的9月25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11月6日，信息产业部颁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所谓喜忧参半，这一年，互联网泡沫论四起，纳斯达克指数（简称纳指）在3月20日达到5048点后不久，开始一路狂跌。纳指2000年全年跌幅达39％，此前纳指历史上表现最差的一年是1974年，这一年纳指跌去35％。
2000年底中国概念股开始艰难的煎熬时，有一家非上市公司的老板——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写了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的文章，尽管2000年财年华为以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9亿元位居全国电子企业首位，但任正非在文章中大谈危机和失败，他的居安思危的意识发人深省，后来被广为传颂。在这一年我们的榜单上，任正非居第3位。
除此之外，榜单上三位巾帼富豪也招人关注，分别为方小文（第23位）、张璨（第24位）和杨澜（第38位），三人所处的行业也大为不同，分别为农业、电脑产品分销、传媒；其中杨澜是第一次上榜，而方小文与张璨在1999年已榜上有名。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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