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能力--在竞争中胜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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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大方，能主动让一下。”宽容大方，是男女双方都应学习的一门功课。反之，遇到矛盾和问题，女人就指望男人让步，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这本身就会让男人受不了而逆反，不是沉默就是爆发。　

　　这种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有偏差的现象，典型地反映在我国体育界。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即派男运动员牺牲自己的前途去做女运动员的陪练，丧失了自己作为运动员的夺冠权利。这本质上是对妇女自强平等的扭曲和讽刺：没有男运动员的牺牲，不少中国女运动员拿不到金牌。男女有别，出色的女运动员应该在平时训练中与别的女运动员较量产生，比赛只是较量的测定。否则，男女没必要分开比赛；否则，女运动员拿到世界冠军后，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那些牺牲了自己前途的男陪练运动员的名单，大大地公开奖励他们，甚至比那些夺冠的女运动员获更多的奖励，因为他们才是这些女运动员夺冠背后真正的世界冠军。　　　

　　类似这样的偏差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希望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妇女问题专家和男性专家能对这种偏差给予研究。忽略了偏差，“妇女能顶半边天”很可能是假、大、空，会直接影响我们年轻人性角色以及作为个体而生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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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10　新一代呼唤高素质的全职母亲（1）　　　　　　　　　　　

　　10　新一代呼唤高素质的全职母亲　　　

　　我居住在纽约郊外。当地在家照顾孩子的全职母亲99％以上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博士和硕士，很多人辞职前有很好的职业。这些高学位的全职母亲们给社区带来不同凡响的面貌。在培育孩子的过程中，她们的知识层面以及辞职前的工作经验、全方位投入、对社区和学校教育的参与和帮助，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个既富有又健康向上的环境。在这些家庭中，父亲们在全职母亲们的带动下，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孩子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从小就树立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　　　

　　举个例子，学校不可能什么体育场地都有。这就需要社区作出整体的体育设施规划和建设，使孩子们从事的某项体育运动在学校没有场地时能照常进行。过去30年来，除了体育设施规划由村委会提议、居民们投票通过，而具体执行落实，几乎都由这些妈妈义工们完成。我住的这个村庄，免费的公共体育运动场地包括2个棒球场、4个篮球场、3个足球场、3个网球场，有些小区和家庭后院还有自己的游泳池和网球场，孩子们不愁没有运动场地。　　　

　　这是一个全球化现象：高学位的女士越来越多。今天，我们在中国到处都可碰到女博士和女硕士。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然而，我们和美国最大的不同是：美国许多高学位女性辞职在家做全职母亲。现在，韩国和日本等许多东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丈夫的工资足以养家。不过，在美国，所谓丈夫的收入能养家，不等于家里没借钱。妻子在家做全职母亲的美国家庭，约99％都有房屋贷款、汽车贷款，等等。在此，有3点值得说明。　　　

　　第一，美国一人工作养全家的家庭中并不都是非常有钱的。其中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离不开向银行借钱过日子。这是文化观念和消费观念在起作用。大多数美国人不怕借钱，只怕借不到钱。当然，美国人很少向父母和亲戚借钱，更不会向朋友和同事借，除了偶尔没带钱时临时借钱应急，朋友间在钱这个问题上都尽量回避。　　　

　　我有一个朋友在纽约当过几年幼儿园老师。她所在的幼儿园，有些孩子入托是靠父母贷款而得以维持下去。这个幼儿园在一家医院附近，收费较高，这些孩子的父母很多是住院实习医生，没有很多钱。这些父母只能借钱，将来实习结束正式工作后再还。　　　

　　第二，这些在家做全职母亲的美国妇女通常都有过工作经验，知道在企业里看老板眼色做事、听老板使唤并不是容易的事。因而，她们愿意待在家里养育孩子，理解和体贴丈夫工作养家的辛苦，很多全职母亲觉得在家培养孩子比上班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一旦孩子长大，她们大多数都回到就业市场。　　　

　　第三，美国劳力很贵，一般的中产阶级请不起保姆，而幼儿园不接收2岁以下的幼儿，孩子上学下午3点就放学。即使孩子放学后在学校交钱参加课外活动，也只能待到5点半。如果父母工作的地点远，在大都市上班，家住郊外，就来不及接孩子。迟到的收费非常昂贵，按每分钟计算，因为把学校关门和老师的下班时间给耽误了。这也促使了很多母亲全职在家。如果妻子不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医生、律师或高级主管挣很多钱，而丈夫的收入加上贷款能维持生活，她在生孩子后就很可能辞职在家做全职母亲，一心养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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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10　新一代呼唤高素质的全职母亲（2）　　　　　　　　　

　　另外，美国个人收入按家庭报税，两人合报税比单独保税或单身要少，还可根据孩子的多少退回或少收税。在美国，如果妻子年薪不到5万美元，请人帮看孩子是划不来的。扣除各种联邦税、州税、养老金税、社会医疗税（老年医疗的钱来自这个税）后，年薪5万者到手的钱约是3？5万，假如付给保姆一年2万，加上交通费和午饭钱，所剩无几。而按家庭计征税更使得收入不高的母亲从经济上考虑没必要工作。同时，美国消费越来越高，现在一人工资能养活全家的比例比40年前降低了60％。按照婚姻经济学的原则，高学历女性的丈夫通常也都是有高学历拿高薪的。“女高男低”的现象不是没有，但毕竟是少数。　　　

　　这样一来，美国白领家庭的全职母亲几乎都是清一色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这带来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即她们的素质比以往任何一代的美国母亲要高得多。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科技普遍应用在家用电器上，这一代的母亲不需要像她们的母亲和祖辈那样凡事亲历亲为，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养育孩子身上。带孩子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去图书馆，与其他母亲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安排孩子们在一起玩乐。这些母亲最大的特点是有知识，她们充分利用美国公立图书馆的普及和便利，经常带孩子去图书馆查询资料和读书，根据儿童心理学书籍来充实和补充自己做母亲的知识技能。　　　　

　　我在纽约中文学校有一次讲座提到体育运动对培养新一代的重要，很多华人母亲对我说，这个讲座应该多让那些做父亲的男人来听。培养孩子对体育运动的爱好，通常而言父亲身体力行最为重要，其实现实中全职母亲对孩子的培养，起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因为父亲只有周末才有时间陪孩子。平常对孩子性角色的灌溉和培养主要靠这些全职母亲。与华裔母亲相比，美国其他族裔的母亲体育运动水平普遍较高，并且后者对孩子性角色的期待，远远要比华裔母亲高。　　　

　　我认识好些移民美国的中国高学历全职母亲。她们当中除了有一位坚持散步之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喜欢锻炼身体，更不用说有什么体育特长。有几位早上睡到9点后，甚至11点钟才起床。在这些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几乎都是一个模式的：没有体育特长，身材不健美。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在青少年期间受母亲的影响常常会大于受父亲的影响，体育锻炼也是如此。不信的话，读者自己可以观察一下周围的家庭，孩子是否喜爱体育和锻练身体，和母亲相关的系数很大。不喜欢体育锻练的人，往往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恒久的毅力，缺乏竞争意识和团体精神。　　　

　　高学历全职母亲们对美国白领阶层和富有家庭的孩子们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可能美国人自己并不大张旗鼓，因为对其而言，孩子是上帝的礼物，养育孩子是爱心付出，为孩子成长的社区和学校做义工，理所当然，是爱心的一部分。对于中国移民来说，却还处在一个认识的阶段。不少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一开始很难接受做全职母亲。随着环境的变化，这种情况已有改变。在我居住的这个村庄里，有8家中国移民，其妻子都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其中5家妻子是全职母亲。　　　

　　中国现在一些家庭，从经济条件而言，妻子可辞职做全职母亲。然而，要中国高学历母亲们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辞职在家，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在国内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一提到全职母亲，多半只会联想到那些没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任何职场经验的、唠唠叨叨的家庭主妇。这需要环境和观念的转变。　　　

　　为了培育高素质的后代，我们对于放弃工作的全职母亲要在法律上给予保护。例如，离婚时在财产上对女方予以倾斜；丈夫若发生意外或去世，其家庭可每月领到他的养老金；无职业的妻子可享受其丈夫的养老金、保险金等。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要做全职母亲，读硕士、读博士是浪费人才、浪费时间，国家白白培养了。其实不然。从正常统计分布来说，学位和知识是成正比的。硕士、博士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专业知识上。知识不是真空单一的东西，是可以转化和举一反三的。一个人只要不是书呆子到了没救的地步，她在攻读研究生时的方法、那种动脑筋的本事、吃苦的耐心和品质，同样可以用在培育孩子身上。道理很简单，一个不愿吃苦、不愿动脑筋、没有耐心的妈妈，是不会在培育孩子上花工夫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高学历女性当了母亲后更忙了，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忙职场，她哪里还有很多精力时间去精心培育孩子？　

　　现在，美国很多公司允许职员在家工作或采用灵活的上班时间。中国的企业也可根据工作性质，以不影响工作为前提，允许女性职员在孩子年幼时有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美国还有相当一部分母亲半职工作，等孩子长大了再恢复全职工作。从长远来看，这对社会是有利的。对于提供这类工作岗位的中国企业我们也应给予某种鼓励和免税的优惠。如果中国全职母亲里高学位者越来越多，对我们后代素质的提高将是巨大贡献，对中国在全球化中保持竞争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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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11　突破内向文化，秀出自我（1）　　　　　　　　　　　

　　第三章　你“能说会道”吗？——当众言说能力　　　

　　11　突破内向文化，秀出自我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2年前，汤姆和魏力一起进了如今是中国一家大型外资银行的金融公司。魏力拥有常春藤名校物理学博士学位，眼睛深度近视，有严重的鼻炎，性格内向。他的英文相当好，但是当众言说能力差，在正式场合陈述水平差。公司雇用他，是因为他数学很好，能帮银行设计信用风险模型。汤姆是人文学院毕业的本科生，数学远不及魏力，但却很自信，当众言说能力很棒，中文也不错，发音很标准，谈笑风生且幽默，很阳光，一副明星绅士的长相和派头，精力充沛，很有魄力，上到老板下到员工都很喜爱他。在建模型的初级阶段，因为常常要加班，魏力病倒了，模型建成后关键的第一次presentation（专业陈述，即工作汇报），他没法参加，只好由汤姆顶替。汤姆有不懂之处，就在电话里向魏力请教。　　　

　　模型出成果后的工作汇报，魏力本来可弥补上次的缺席，可他在几个大老板和整个部门员工面前很紧张，陈述得很令人失望，结结巴巴，大老板们都听不懂这模型到底好在哪里，统计结果如何解释。最后，汤姆不得不帮他解围，用非常简明扼要的通俗语言解释给大老板们听。如今，汤姆已是美国一家大公司亚洲信用风险首席官，而魏力去年被裁员后一直在家。虽然他的专业素质远高于汤姆，但是软能力的缺失导致他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美国华人，特别是那些想在美国公司里崭露头角的华人，常常会议论为什么华人在美国难以进入管理层。大家的共识集中在两点：（1）我们是少数民族，种族歧视使得我们高升艰难；（2）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语言使我们在沟通上吃亏。　　　

　　我不否认上述两点影响中国移民在美国社会的高升。然而，平心而论，我们华人自己就是很歧视别人的一个民族，看不起外地人、乡下人，大城市的人歧视小地方的人。我们一生都在追求高人一等，衣锦还乡。我们华人普遍非常歧视非裔。在一次纽约华人聚会上，我问大家：“如果你和一个美国黑人相爱，你会不会和他（她）结婚？”一位在华尔街工作的女士立刻回答说：“你的这个问题本身不会成立。如果对方是黑人，我根本不会爱他。”另一个男士说：“就算我爱她，我怎么把她带回中国去见父母、家人以及朋友？”大家七嘴八舌，所有结论最后归结为以上这两个回答。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在谴责白人歧视我们的同时，却如此根深蒂固地歧视非裔。　　　

　　我们要反歧视，首先要反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歧视观念。我们需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一下。至于语言问题，如果我们真想做高级主管，为什么不花钱请语言专家培训矫正呢？难道这不需要花大钱投资吗？况且，我们现在年轻一代，不少人英语非常好。　　　

　　至于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根本不存在语言问题。可是就整体而言，他们的当众言说能力和其他美国人相比，显然要逊色。为什么？华人父母本身当众言说能力差或不重视这方面的培养，无疑对其有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我周末在纽约教中文，学生中有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学生，高中学习成绩很优秀，如果在中国，凭高考成绩一定能进最好的大学。可是，在美国进最好的大学读本科，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都要经过面试。这位学生性格内向，当众言说能力很差，因而他所报考的所有一流大学都没要他，最后，他只有委屈地进了二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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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11　突破内向文化，秀出自我（2）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我们讨论的当众言说能力是指在大众面前正式场合里的言说能力。有的朋友问，有没有从非正式场合到正式场合的当众言说能力的飞跃。我的回答是：没有！它们可能相关或平行，非正式场合言说能力好，固然有助于你正式场合的当众言说，但不可能飞跃。你必须经常有正式场合当众言说的机会，才可能提高当众言说能力。　　　

　　在非正式场合，你可以用多种方式活跃气氛，嬉皮笑脸，甚至说个成人笑话，都无伤大雅，但在正式场合你却不能这样。最主要的是，正式场合的气氛、心理承受和期待值与非正式场合大不一样。一个人可能在好友或家人面前滔滔不绝，在非正式场合能说会道，极善言辩，可是到了正式场合，在众人面前就怯场，磕磕巴巴，判若两人。或者，虽然话很多却说不到要点上，让听众很反感。这种情况，在我们很多人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反之，一个在正式场合很会言说的人，在非正式场合说话不一定吸引人。比方说，有的教师上课讲得很好很动听，课下却很木讷。　　　

　　一位听过我的讲座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