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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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龇ü５笔逼胀ㄓ烫嗽诜ü木车囟枷嗟蔽Ｏ眨慰銎ぐ６故浅錾谝惺兰业闹烫屑摇Ｓ氪勾估弦拥拇魑ご魑ざ灰谎氖牵ぐ６匦牍芾砝碌娜粘Ｊ挛瘢且胁豢苫蛉钡囊徊糠帧Ｎ税镏ぐ６⒍惹卸疾欢细⒍俚母呒豆僭毙葱拧！霸谀τ诠掖笫轮剩曳浅２辉敢庥酶鋈怂绞吕创蚪聊卑⒍惹卸诟鳲SS（战略情报局，CIA的前身）的特殊信息部官员瓦雷斯·B·菲利浦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但是为了我们前天谈到的皮埃尔·戴维－韦尔的问题，我不得不鲁莽地给您写信求助，因为这件事现在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阿尔兹切尔希望能得到菲利浦的帮助，进而使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旅游签证被拒的情况能得以逆转。“我很难理解这次拒签的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认识了皮埃尔大半辈子，而且与他以及他父亲—著名的戴维·戴维－韦尔的关系一直非常好。皮埃尔具有优秀的品质、极高的智商以及巨大的勇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因勇敢获得了两次嘉奖。”阿尔兹切尔告知菲利浦，皮埃尔“仅仅是出于业务讨论的需要才来纽约，在此之后他将返回法国”。在信的结尾，阿尔兹切尔这样恳求道：“如果您能明了事情真相，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不公正之处，我恳求您能及时予以纠正。再次致以深深的谢意。”
两周后，阿尔兹切尔给新汉普郡的前任州长、代表该郡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斯戴尔斯·布里吉斯写了封信，希望获得这位参议员的帮助，斩断一直阻挠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戈耳迪之结”。他在信中解释说，自己从战争开始就没有与皮埃尔交谈，沟通的缺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经营受到了不利影响。“他必须来纽约，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利益的问题，也是我的利益、整个拉扎德投资银行利益的问题。”阿尔兹切尔这样写道。在信中他还提及了美国政府官员实质上担心但却从未言明的问题—皮埃尔可能在某个阶段已经与当前管理法国的维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了。“皮埃尔接触的一直是巴黎上层社会，现在巴黎的上层社会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维希政府的拥戴者。”但是阿尔兹切尔暗示皮埃尔与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我可以向任何人担保他在访问期间的人格和行为。”为了解决皮埃尔签证申请受阻的“这种极不公平的问题”，他愿意去见华盛顿的任何人。此外，他还道出了纳粹分子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事情，说：“这家银行是他和他的父辈生命的全部，而且这家银行在美国也有一百多年的光荣历史。若要解释为什么皮埃尔的追求也是我们的追求，我可以提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这个私人理由应该最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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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1 大 佬（24）
阿尔兹切尔在同一天还给美国副国务卿小阿道夫·A·伯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再次将皮埃尔及其父的成就吹捧了一番，然后他还在其中加上了皮埃尔因为勇敢获得法军十字勋章的功绩。此外，有谣传声称美国国务院“可能不喜欢他那些法国上层社会的朋友”，因为“在上流社会中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贝拉分子”，阿尔兹切尔就这些谣传向伯利做了解释。他在信中说，问题的症结在于，战争已经使得拉扎德合伙人无法当面商讨银行的变动，“为此他希望能进行一次短时间的会晤，我和其他合伙人都非常期待能在美国与他见面”。在信结尾时阿尔兹切尔写道：“我不知道能向谁寻求帮助，如何能在不大费周章的情况下将此事解决，如何能清除他过来的障碍。”
最后，这个疙瘩似乎终于被解开了。4天后，伯利的一位助手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根据国务院的记录，马赛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在1941年9月10日—一个月前—电报通知，向“皮埃尔·韦尔”（根据国务院的信件显示，“我相信这与您信中提到的是同一个人”）发放签证。但是这次确实不是同一个人。阿尔兹切尔在当天给国务院签证部门写信，再次恳求向里昂的皮埃尔—而不是马赛的皮埃尔发放签证。最后，到了11月1日，签证部门主任给阿尔兹切尔回信说，“经过审慎的考虑”，国务院已经通知“里昂的美国签证官” 向皮埃尔“发放非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于是迅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短信，对批准“我的好朋友皮埃尔·戴维－韦尔”获得签证表示感谢。尽管美国签证在当时是众所觊觎的对象，但是这仅仅是皮埃尔能够真正来到纽约的第一步。
最后，皮埃尔终于在重重阴影中现身了。1942年4月6日，他想办法从里昂来到了里斯本。当天夜里11点半，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里给阿尔兹切尔发了封电报：“等待着你的消息，期待能很快见到你。向大家问好。皮埃尔·戴维－韦尔。”但是好几周过去了，皮埃尔始终无法坐上从里斯本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里斯本的泛美航空公司高管们告诉皮埃尔，可以为“紧要业务旅行”提供“优先权”，皮埃尔于是请求阿尔兹切尔向华盛顿的朋友们寻求帮助，让他能“被列入华盛顿制定的乘客名单”。但是“优先权”名单在不断增长，皮埃尔每次都被挤了出来。阿尔兹切尔向他发来电报，让他直接与机场代理商联系，以获得更高的优先权。“我让这些延误搅得心烦意乱。”皮埃尔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5月17日，在里斯本耽误了接近两个月后，皮埃尔终于使用短期旅游签证来到了纽约。几乎在同时，阿尔兹切尔开始为皮埃尔及其家人—皮埃尔43岁的妻子（贝丝·哈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10岁的米歇尔和7岁的依莲妮）还有贝丝母亲（71岁的加斯顿·哈兹夫人）的永久移民签证而奔走。皮埃尔已经到了纽约，住在第57街林荫大道上的瑞兹城堡旅馆，但是他的家人仍滞留在法国。
为了帮助皮埃尔获得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开始寻求多方面的帮助，其中不仅包括杜威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亚瑟·巴兰廷，还有他的妹夫赫伯特·雷曼—他已连续9年担任纽约州州长。阿尔兹切尔请求雷曼向美国国务院移民签证部主任布雷金瑞吉·朗写信以帮助皮埃尔。这封给朗（后来很多人指责他对犹太人向美国移民横加阻挠）的信件的目的“仅仅是吸引他的注意，以便让你不必通过常规途径，进而快速达成目的”，阿尔兹切尔在给雷曼写信时说道，此外他还向妹夫表达了皮埃尔的谢意。
但即使是雷曼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帮助。1942年8月22日，美国国务院签证部主任向皮埃尔和阿尔兹切尔两人发送了函件，通知他们签证的“初期审核结果并不理想”，此事上报给了部门间签证审核委员会做进一步审核。在皮埃尔同意的情况下，委员会邀请皮埃尔在9月18日做一个面谈。皮埃尔的亲自出面加上阿尔兹切尔和巴兰廷的陪同最终起到了作用。10月10日，美国国务院签证部主任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正式文件，皮埃尔一家人的移民签证得到了批准，而且美国在尼斯和蒙特利尔的相关官员都已得到此通知。阿尔兹切尔终于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皮埃尔可以自由地留在美国，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可以移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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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1 大 佬（25）
但是4天后，皮埃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又遇到了困难。贝丝·戴维－韦尔电报通知丈夫皮埃尔，法国当局已经禁止他们离开尼斯。贝丝有意延误了离开法国的最后期限，因为她希望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加入了法国抵抗组织，因此被纳粹分子逮捕。阿尔兹切尔赶紧向美国国务院发函，看是否能改变法国当局发布的阻止皮埃尔家人离开法国的禁令，但是这根本无济于事。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还获得了众人渴望的美国签证，但是皮埃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们在余下的战争岁月中不得不东躲西藏。在被禁止离开法国几个月后，贝丝和继子们“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戛纳。据米歇尔解释说，当时是因为米歇尔的祖母（比利时人）的名字“列在将被逮捕的外国犹太人的名单中”。米歇尔和女家庭教师一起坐火车离开戛纳。在火车上，他静静地听着其他乘客的反犹太言论。“我并不是傻瓜。”米歇尔这样说。尼斯的一些同情他们的人向他们提供了伪造的证件，然后皮埃尔的家人就使用这些假证件搬到了一位朋友—韦利伯爵夫人的家里，化名为瓦特尔（与韦尔的首字母相同）。他们一家在伯爵夫人家里住了好几个月，然后这位伯爵夫人帮他们找到了一所待租的城堡式房子。虽然这座房子非常舒适，但是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年，从1943年复活节一直住到1945年复活节。有关米歇尔的官方文件显示，他当时名叫“米歇尔·瓦特尔”，出生于亚眠（而不是巴黎），他的出生日期也与实际日期不一样了。
尽管在东躲西藏地过日子，他们一家仍留下了女仆和男管家。米歇尔在战争年代里几乎不去上学了。“这真是妙极了。”他在多年后说道，“我们当时非常开心，就像是在度假一样，我还读了很多书。”他读的书中包括福楼拜、司汤达和纪德的作品，但这只不过是小孩子驱除恐惧的一种方法，事实上他们时刻面临着危险。他们的父亲远在纽约，而他们的继母则不停地担心别人会发现他们的犹太血统，就像其他家庭成员所遭遇的那样。米歇尔无法忘记在离开戛纳的火车上听到的那些窃窃私语。为了避免被认出是犹太人，米歇尔和妹妹在半夜接受了洗礼，从此以后成为了法国天主教徒。米歇尔回忆说：“我父亲告诉我，‘你是法国人，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因此成为天主教徒将更实际。我要让你接受洗礼。’”（皮埃尔·戴维－韦尔自己在1965年皈依为天主教徒。）米歇尔说，这次半夜的洗礼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家里的成员都不是非常信奉宗教。“这很平常，”他说道，“坦率地说，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完全是因为战争我才明白自己是犹太人。”（直到现在，米歇尔仍向全世界的天主教和犹太慈善组织提供财务支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之一—休伯特·海尔布伦正是在这段时期认识了米歇尔，他相信就是因为这段战时的经历，使米歇尔形成了对人“冷淡”的态度。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贝丝与前夫生的孩子—则没那么幸运了。成为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盖拉德被纳粹分子逮捕了，他先被送往多拉，然后被送去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后死在了那里。贝丝再也没有从失去儿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当阿尔兹切尔全心全意帮助皮埃尔和他的家人时，安德鲁·梅耶则在不紧不慢地给位于百老汇120号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制造麻烦。在刚开始的时候，安德鲁和他的家人在努力适应新的世界。他们初到纽约时住在第五街的史丹霍酒店，然后搬到了林荫大道上的戴蒙尼柯酒店，接着他们又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麦迪逊大道的超豪华的凯雷酒店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选择了第33层的两套房间。这样频繁地转换住所，说明安德鲁离开自己在巴黎创下的天地后内心非常苦闷。被误诊为癌症患者、不会讲英语以及没有客户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更令他痛苦的是，似乎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知道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做出的成就。他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所有的一切都向他袭来—纳粹、战争、法国的失败。”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这样解释安德鲁在当时的境况，“从个人层面来说，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突然一切都坍塌了，他必须从头再来，而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和勇气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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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1 大 佬（26）
到了1941年5月1日，安德鲁从委靡不振中恢复过来，然后又开始了冲锋陷阵。他聘用了一位新的助手西蒙·罗森，这是一名比利时女人，她安排自己的母亲与安德鲁在中央公园南部的罕布什尔家庭酒店会谈。在接受安德鲁的聘用后，女儿和母亲一起搬到了安德鲁在百老汇120号的办公室—不是第二层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而是其上的第30层。在安德鲁后半生里，罗森一直是他的助手。随着业务的增加，后来安德鲁又聘请了第二名助手阿尼克·珀西瓦尔—他的瑞士籍会计的女儿。
为了重新找回自己往日的辉煌，安德鲁使用了惯用的手法—将眼光瞄准了那些最大的客户：他开始想方设法地将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的主席、备受尊敬的戴维·萨诺夫发展成自己的客户。安德鲁在一开始就向犹太联合募捐助会进行天价募捐，金额高达10万美元。这个协会是最受萨诺夫青睐的一个慈善机构，而萨诺夫则被这个他从未听闻也素未谋面的人表现出来的慷慨给镇住了。正如安德鲁所料，萨诺夫开始接近他，这个过程与当初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挑选出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如出一辙。从此以后安德鲁和萨诺夫两人便开始了长期合作（这一直被传为佳话），美国广播唱片公司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达好几十年的客户。“获得美国广播唱片公司这样的客户就如同现在获得了微软这样级别的客户。”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这样解释道。
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的第二天，安德鲁开始骚扰在第二层工作的纽约合伙人。虽然他还不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五大合伙人之一，但是根据修改的《合伙协议》第4。1章，他仍然有办法达成自己的目的。他向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纽约合伙人发送了一封极具挑衅意味的便函—彻底摊牌的时候到了。这就是典型的安德鲁：在严厉和专断的同时又有一点阿谀和逢迎。
“我亲爱的朋友们，”他用熟练得令人惊讶的英语写道，
作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代表，我希望在我们签订新合约前声明，我非常满意地看到第二层工作的合伙人能保持融洽的关系。我充分相信，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非常清楚。我要让他们明白，我充分信任他们，并且希望在以后能尽量与他们合作。基于我肩负的各种利益及责任，我将尽可能地出席二层召开的各种日常会议，讨论公司在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在我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在会议上自由发表意见，能自由提出对银行有利的建议。在当前的情况下，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节省费用开支，我们将认真考虑辛格根据阿尔兹切尔和鲁塞尔的要求做出的缩减支出研究。请大家放心，公司管理的最终决策权以及相关责任始终都在纽约合伙人手中，这一点不会发生变化。
尽管安德鲁的措辞比较晦涩，但是他已经相当明确地告诉纽约合伙人，他是拉扎德投资银行所有权的唯一代表，根据新的《合伙协议》，他有权力自由决定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管理和经营。当然让他做出此决定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现实情况—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已经被皮尔逊控制，巴黎支行事实上已被解散，而他自己又身在纽约。在成功欲望的驱使下，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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