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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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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利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把自己与莫内进行比较，其中表达了这样的信息：一个人如果要向公众传递重要的理念，他不一定需要担任显要的官方职位。1982年，他在母校米德尔伯里学院一次毕业典礼的发言中，就将莫内作为了主要发言内容。“莫内担任着多重角色—谈判家、鼓动者、宣传员、战术家和战略家，这些都是掀起民主社会的深层政治变动所不可或缺的。”他对毕业生们说道。4年后，纳德问费利克斯，他在1982年对莫内的描述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当然，这还用问吗，”费利克斯回答道，“这是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这也是一名平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如果他还有一定的平台的话。因此莫内是我的行为模范。他从来都不是政府的成员，没有担任过任何内阁职位，他从来都不需要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
将投资银行家与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进行对比，这种奇妙的比较在现在看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不过，罗伯特·鲁宾应该是例外），但费利克斯却可以自得其乐地进行比较。股市泡沫的破灭加上纷纷扬扬的公司丑闻导致人们将银行家们视做一群贪婪、自私自利的家伙，而不是传播独立建议的专家。“投资银行家们都是像海明威那样善于瞎编的天才。”一位著名的私募投资家这样解释道。在向总裁们提供战略指导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专利的年代，很少有人能与费利克斯匹敌；当这种指导成为大众产物时，就更没有人可以与费利克斯争锋了。
在费利克斯确认担任驻法大使的前夕，尽管他的语调中满含真诚，但是那些最了解他的人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讽刺意味。在参议员面前端端正正坐着的这位可真是一个大人物，20世纪中期神秘的欧洲史—该段历史的最后就是穿越欧洲、北美和南美以逃避纳粹的迫害—和美国梦一起铸就了他的一生。正如J·P·摩根在20世纪所形成的金融、政治及社会方面的影响一样，费利克斯用自己更为含蓄的方式在20世纪达到了类似的影响。
摩根似乎对自己不可思议的巨额财富以及财富所赋予的巨大权力感到非常满意，而与之不同的是，费利克斯则疯狂地追求着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他已取得了足够的成就，因此可以公开宣称自己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我认为权力是不能去追求的。”费利克斯对纳德和泰勒这样说道。一旦涉及到政治，费利克斯也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他一路追随托马斯·杰弗逊的脚步来到了巴黎的圣·奥诺雷街，但是他无法再企盼自己能像杰弗逊那样走得更远，能够一直走到华盛顿。政治抱负的落空是费利克斯在他荣耀的一生中极少有的失败之一，但在另一方面，费利克斯也让自己变成了偶像让·莫内那样的人物。
毋庸置疑的是，费利克斯在投资银行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完全可以骄傲地说自己在过去的50年中为不同行业的老总们独立提供了转型交易的建议，人们也可以说，是费利克斯塑造了投资银行家值得信赖的公司并购顾问的形象。由于对垃圾债券深恶痛绝，因此他可能也会觉得下面这样的描述不太恰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神化了为公司老总提供独立并购建议的业务，这与声名狼藉的迈克尔·米尔肯在20世纪80年代搞高收益垃圾债券如出一辙。以1969年1月的一周为例，费利克斯要去参加大量的会议，其中有他担任公司董事的法国航空公司豪梅特公司的会议，还有与哈罗德·吉宁（ITT公司的总裁）、尼古拉斯·布拉迪（迪伦里德公司的银行家，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以及美国国立现金出纳机公司（NCR）总裁的会谈。就在同周的另一天，费利克斯要面见媒体投资银行艾伦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赫布·艾伦，以及尼克松政府新任命的商务部部长皮特·彼得森—彼得森在之前担任贝灵巧公司总裁时也是费利克斯的客户。接下来的一天里，费利克斯在参加两个内部会议之后，这一周里又要会见通用信号公司的董事长、美国大陆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以及ITT公司的CEO。最后，他还要再次会见通用信号公司的董事长以及马丁公司的总裁。他的当周日程还显示，他的儿子尼古拉斯进行了扁桃体摘除手术。
▲虹桥▲书吧▲。
第5节：1 大 佬（5）
费利克斯的经历是对难民理想中的美国梦的印证。费利克斯全家来自乌克兰的罗哈廷城，好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多次被外界占领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哈廷几乎成了犹太人的聚居地，尤其在1867年后更是如此，当时犹太人被赋予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居民的全部权利。1900年该城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全城7 201人中，有3 217人是犹太人。到1939年，罗哈廷还有2 233名犹太人。现在，尽管人口达到了1万，但该城已经没有了犹太人，而斑驳的犹太墓地却依然醒目。纽约和以色列的一些组织正致力于保存罗哈廷城的犹太史。根据费利克斯的说法，他的曾祖父不仅是“当地的大拉比（犹太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比较有能耐的资本家，他曾经将自己的马厩出租给波兰骑兵”。
到了20世纪之交，费利克斯的祖先移居到了维也纳（他们的姓氏罗哈廷可能也源自先前所居的罗哈廷城），在这里他的祖父成为了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并拥有了一家小银行—罗哈廷公司。此外，他的祖父还有几家酿酒厂，当时费利克斯的父亲亚历山大就在酿酒厂工作，然后亚历山大开始代自己的父亲管理这些酿酒厂。1927年亚历山大娶了伊迪丝·克诺尔为妻，这是一位“成长于维也纳富商之家”的出色的钢琴家。1928年5月29日，费利克斯出生在维也纳，他是亚历山大和伊迪丝的独生子。因为种种原因，费利克斯没能在维也纳久待，但是这座城市的音乐氛围却渗入了他的骨子里。他没能培养起任何音乐技巧，但是他喜欢古典音乐，当他回到位于第五街的家里开始读书或写什么的时候，总会听上好几个小时的音乐。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如果我被带到一个荒岛上，而且只能带上一首曲子，那么我将选择莫扎特的C小调弥撒。这首曲子是我心灵的避难所……无论我在做什么，只要听到它我就能放松下来，就能找到家的感觉。”费利克斯如是说道，“我觉得它非常感人，非常令人难忘。”
经济问题开始迅速困扰费利克斯。费利克斯的祖父是一个投机分子，当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席卷欧洲大陆后，他“几乎丧失了投资的所有资产”，这导致他所经营的银行倒闭。因此这个小家庭开始了在东欧的游牧式生活，亚历山大开始从父亲仅剩的几家酿酒厂中搬来搬去。他们停留的第一站是罗马尼亚，这是费利克斯出生不久后这个小家庭搬迁的地方，当时亚历山大要管理当地的一家酿酒厂。1935年，他们又暂时回到了维也纳，但是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总理在1934年7月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后，反犹太人主义的倾向开始四处蔓延。这个家庭不得不再次搬迁，这次是到法国巴黎南部的奥尔良。这是一座位于卢瓦尔河边的城市，在这里亚历山大当上了他父亲另一家酿酒厂的经理。
他们家刚搬到那里，费利克斯的父母就离婚了。“这对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费利克斯这样对《纽约客》的记者说道。当他8岁时，他母亲将他送到了一家讲法语的瑞士寄宿学校。“我还记得，当时我很胖，体质也不好，我自己系鞋带都有很大的困难。”费利克斯说，“我早上穿衣服用的时间太长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宁可穿着白天穿的衣服，然后将睡衣罩在外面睡觉。这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这样，费利克斯就一直住校，他的母亲改嫁给了亨利·普勒斯纳。普勒斯纳是一个富裕的波兰犹太人家族的继承者，该家族从事贵金属交易的买卖。然后普勒斯纳举家搬到了巴黎，在这里他开始经营家族生意。普勒斯纳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复国运动者，他与巴黎的拉扎德－弗瑞斯商号以及一家在1813年成立于巴塞尔的小型瑞士银行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尽管费利克斯在一开始与继父并不交好，但是继父的关系网在日后对他弥足珍贵。
费利克斯逃离纳粹迫害的经历非常扣人心弦，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世界观—尤其在他的多层伪装被岁月剥离后。1938年，费利克斯离开那家瑞士寄宿学校回到了巴黎。他还记得，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相继对德宣战后，巴黎街道上空响起的持续不断的空袭警报。他戴着防毒面具去上课。当时巴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型海报，宣称法国一定会打败德国。1940年5月，德国军队逼近了巴黎郊区，费利克斯还误将位于第16郡的自家豪华别墅窗外的炮声当成了雷声。他的母亲、外婆（普勒斯纳的母亲）以及那个长期给他们做饭的波兰厨子一起逃离了巴黎，坐着小车迅速南下，在车顶上还绑着很多垫子。他们在离开时带走了所能找到的全部汽油券。根据传奇人物费利克斯自己的说法—其中的真假尚无定论—母亲让他打开好几管克利诺斯牙膏，在里面塞满继父收集的金币，而继父普勒斯纳作为波兰公民，已被关押到了布列塔尼半岛上一家拘留犹太难民的拘留所里。因为普勒斯纳是一名公开的犹太复国运动主义者，所以他被列入了盖世太保的拘捕名单中。这样，费利克斯开始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横贯三大陆的逃亡之旅，总共历时两年。他和他的家人先后到过比亚里茨、戛纳、马赛、奥兰、卡萨布兰卡、里斯本和里约热内卢，最后才到达了纽约—“这是一段典型的逃亡，还有很多伪造的文书。”在《华尔街日报》1975年的人物介绍中记录着他对记者说的话。他逃离被战争变得千疮百孔的法国的悲惨经历，与他未来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安德鲁·梅耶和皮埃尔·戴维－韦尔的大体一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费利克斯的经历可能更悲惨一些。
◇欢◇迎◇访◇问◇。◇
第6节：1 大 佬（6）
在一开始，费利克斯的母亲认为全家到西班牙后会变得安全，因此他们要赶在法国沦陷前穿越西班牙边境。“我们开着小车，与成千上万辆小车、卡车、自行车还有行人一起南下。”费利克斯在60多年后解释道，“路上拥堵不堪，不时有德国飞机过来扫射。我们一直（朝着西班牙）南下，为了买到汽油券，我们还不得不贿赂汽油站的工作人员。”当时费利克斯11岁，德国军队正席卷法国。他们全家好不容易来到了比亚丽兹，一座大西洋边紧邻西班牙的美丽的法国城市。
1940年6月《停战协议》签订，法国被分割为占领区和自由区。对于像费利克斯家这种从维也纳搬过来的犹太家庭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比亚丽兹处于德国占领区，而戛纳属于自由区，在名义上没有被德国占领。“当时我们觉得，两个选择都不怎么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待在自由区应该比待在德国占领区要好。”费利克斯解释道，“因此我们决定驾车到自由区，然后再南下，希望能弄到签证后去其他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可以用来穿越各道封锁线的通行证。我母亲不知在一个旅馆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向一个人问到了一条可以绕过德国占领区的乡下小路，这条路上应该不会有德国哨兵的关卡。当时还处于德国占领的早期阶段，因此我们顺着这条小路出了比亚丽兹，但是当我们绕出树林时，发现前面有好长的车队，再前面就是一个德国哨兵的关卡。虽然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也知道情况不妙。我们只能待在这一长溜的车队中，根本无法回头。这样我们的小车离关卡越来越近。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检查着什么。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关卡跟前，而这个士兵想点一支烟，他挥手让我们前面的那辆车过去了，我母亲乘机拿出自己的驾照冲这个士兵挥了挥，他也让我们过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截住了我们之后的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车，但这说明当时非常凶险，真的很凶险。”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自从经历这次生死考验，我一直心存感激。”费利克斯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也讲过这场经历：“这真是一个奇迹。”他母亲最后联系上了他的继父，他继父早已和别人一起逃离了那个拘留所。“当德国人聚到拘留所一边时，他们从拘留所的另一边逃了出来。他们四个人偷到了一辆车，然后就驾车往南。”费利克斯解释道，“因为他们总是在德国军队前面几英里，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德国人，这样他们搞到了汽油和一些物资。”费利克斯和母亲、外祖母一直驾车南下至地中海，然后待在戛纳和马赛之间的一个小旅馆里，最后他的继父普勒斯纳加入了进来。他们在这家旅馆里面待了将近一年。
这个家庭的下一个目标是搞到签证以离开法国进入更为安全的国度—最好是美国，对费利克斯而言，这个国家象征着自由和机会。“我们设法通过广播听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讲话，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讲英语。”费利克斯说。罗斯福激励着他，但是对于犹太人而言，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即使不能说不可能，难度也相当大。去南美的签证要相对多一点，但是这种签证具有明确的限制，持有人不得据此进入指定的一些国家。“搞到签证的过程是危险而困难的。”赫伯特在《时代周刊》上这样写道。法国维希政府与德国在1941年4月签订的协议更加剧了费利克斯父母的担忧，该协议批准将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里去。就这样，在维希政府的协助下，共约76 000名外籍犹太人被逐出了法国，其中只有约2 500人后来返回了。费利克斯一家必须尽快离开。费利克斯的父母设法去弄巴西签证，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名单中太靠后了—第447位—这样他们出逃的机会显得越来越渺茫。
这时，又一个奇迹发生了。关于这次奇迹，费利克斯本人也是到最近才幸运地知道了其中的细节—一位不太知名的巴西外交官苏扎·丹塔斯作为战时驻法巴西大使，勇敢地帮助了犹太人的出逃。他帮助了至少800名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分子的迫害，因此被授予“巴西的辛得勒”的称号。丹塔斯在1954年去世，《苏扎·丹塔斯—黑暗中的堂吉诃德》讲述了这位外交官的故事，他与凯萨琳·格雷厄姆（她和安德鲁·梅耶和乔治·布卢门撒尔是亲戚，这两位都是20世纪早期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有姻亲。丹塔斯帮助费利克斯及其家人获得了巴西外交签证。“它们看起来非常美。”费利克斯这样描述所获得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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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1 大 佬（7）
巴西签证为费利克斯和家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小窝，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去美国的希望。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全家购买了从马赛去奥兰的船票，奥兰是阿尔及利亚西北部一座港口城市。他们的想法是从北非到里斯本，这里是少数几个还能弄到美国签证的地方，但是他们去奥兰的行程并不顺利。“最后，我们必须去见意大利舰队的某个人，因为当时意大利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费利克斯说，“那些意大利人看我们的文件不顺眼，所以将我们从船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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