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3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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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组织轻武器对空射击，数千支步枪、机枪组成的密集火网使日军飞行员丧失了低空俯冲的勇气，只好在高空投下*，随后编队返航。

　　　　战场上出现一片寂静，筋疲力尽的衡阳守军终于获得片刻喘息时间。

　　　　蒋介石居住的黄山官邸坐落于奇峰幽谷之间，这里属于重庆南山风景区，遍山松柏簇拥，风景极佳。蒋介石平时居住的“云岫楼”是一座中西结合式的三层楼房，而他的妻子宋美龄住在“松厅”。“松厅”依傍山势建在双峰夹峙的一抹人造平地边沿，取东向朝阳角度，垒青石为基，筑起一座长约25米、宽近20米的长方形中西合璧式平房。这对夫妻平时并不住在一起。

　　　　“云岫”与“松厅”之间的凹谷小道旁挖有防空洞，距“云岫”不远，有一稻草铺顶的中式平房，名曰“草亭”。

　　　　这一天蒋介石起得很早，他心情恶劣，吃早餐时由于自己不注意，胸前溅上了汤汁，他干脆把盘子也摔碎了。宋美龄见他发火，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起身走了。

　　　　这两天蒋介石在黄山官邸召开了整军会议，讨论整顿军事体制等问题。这次整军的直接原因是虐待壮丁事件。前些日子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向委员长汇报，重庆某处关押的壮丁境遇悲惨，备受虐待。蒋介石不大相信，随后前往巡视，果然看见军官虐待壮丁的场景。委员长勃然大怒，将兵役署长程泽润中将痛骂一顿，随即下令将程泽润交付军法处审判，几天以后，程泽润被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

　　　　蒋介石之所以发这么大的火，真正的原因还是战局的失利。自豫中会战起，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史迪威借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施压，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蒋介石的军队太腐败。蒋介石心里当然明白，但嘴上绝不能承认，他只承认腐败是个别现象，而不是整个军队，史迪威的指责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

　　　　对腐败现象，蒋介石是这样看的，他可以在内部惩治腐败，但外人最好闭嘴，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平心而论，蒋委员长不是不能接受意见的人。就在这云岫楼，1938年底，蒋介石宴请华侨领袖陈嘉庚，当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嘉庚：“现在政府财政已经破产，物价涨得一个中校都养不起自己一家人，要靠偷菜叶才能过活。你的捐赠很多，但是远远不够，我希望海外爱国华侨能定时地为我们筹集一些款项。”

　　　　一个*，能不顾尊严地向一个海外侨领低声下气，只为讨一些小钱，这对于蒋介石来说已经够屈尊了。陈嘉庚听了蒋介石的话，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他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为抗日筹款，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陈嘉庚先生擦干了眼泪却发现，蒋介石的官邸虽然并不铺张奢华，餐厅的陈设也很简单，但餐桌上的菜肴却是一道一道不停地上，宋美龄更在一旁殷勤夹菜劝酒。这使陈嘉庚先生很愤懑，他终于拍了桌子怒斥道：“国势如此艰难，你们还如此铺张，心何以堪？”

　　　　蒋介石身旁的侍从们都吓傻了，在他们的记忆里，还没有人敢如此训斥委员长，这个陈嘉庚真是吃了豹子胆。

　　　　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居然痛快地接受了批评，他当即表示，陈先生批评得对，我们以后坚决改正。

　　　　这就是蒋委员长，他并不是接受不了批评，关键是谁批评，在何时何地批评。他心情好时，别人也许可以批评，甚至严厉一点也能接受，但史迪威肯定不行，他和蒋介石的诸多矛盾中，更主要的是性格上的水火不容。这两人之间的博弈闹得惊天动地，世人皆知，甚至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但以历史的眼光看，蒋介石与史迪威谁都不是真正的胜利者。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史迪威带给蒋介石政府的既是巨大的帮助，也是动摇根基的冲击。”

　　　　这次程泽润算是撞到了枪口上，虐待壮丁事件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偏偏在史迪威刚刚告完刁状之后发生了，这太让蒋委员长下不了台，因此程泽润算是死定了。蒋介石不仅杀了兵役署长以示决心，还在黄山官邸召开了整军会议。

　　　　整军会议持续数日，蒋介石作了大量发言，并以文件形式传达。整军会议对衡阳守军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于大事无补，军队的腐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怎么能靠开一次会议就能解决呢？

　　　　衡阳之战，不仅是中日两国在主要战场上的军事对决，更是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之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之战的胜负，关系着这两位统帅的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

　　　　目前的蒋介石更是焦头烂额，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陷入空前困境，他和史迪威的关系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似乎并不清楚中国战区的真实情况，他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情况的依据一直是引用史迪威的“第一手”报告，以此作为中国战区战略决策的情报依据。而史迪威的报告，多半是引述日军的战报、“东京玫瑰”的广播内容、苏联和共产国际组织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掺入了史迪威个人主观的成见，加以调整润色而成的。平心而论，这样的情报依据，其价值会大打折扣。

　　　　在史迪威的报告里，蒋介石这颗讨厌的“花生米”既不肯又不敢作战，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的个人能力是值得怀疑的。按照史迪威的评估，中国战区随时都可能崩溃，如果说中国战区还有存在的一点意义，那就是中国所剩余的作战力量，都要用于协助英军守住印度和协助史迪威本人完成反攻缅甸的计划。

　　　　史迪威这种内容偏颇的评估报告显然不能反映中国一直在苦战待援的实情。

　　　　蒋介石更是怒火中烧，马歇尔和史迪威的战区情报完全不顾事实，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区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望风披靡，那么日军何不迅速打垮重庆政府，结束中国战事，然后抽出80万驻华日军，投入到太平洋战场呢？日本内阁的一些人为何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与重庆政府不断接洽，一再提出各种“退让”的和谈条件，希望能够优先解决中国战事？

　　　　事实上，日本始终无法在战场上消灭中国军队，摧毁中国政府，因为中国纵然是在山穷水尽时，也仍然拼命抵抗着日军的进攻，依然在苦苦支撑，以一个贫弱的农业国抵抗着先进的工业强国日本。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血肉筑起抵抗的长城，忍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伤亡代价。

　　　　罗斯福总统当然更相信史迪威，他认为史迪威是公正的，这是来自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报告”，以一个西方政治家的眼光看，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处于不作为的状态，而这种不作为最先始于中国政府，关键是蒋介石在有意保存实力，他并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抗日。于是，史迪威的报告最终瓦解了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抗日的支持和信心。

　　　　7月6日，罗斯福致信蒋介石：“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的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

　　　　蒋介石接到信后气愤异常，难道罗斯福总统不知道国军精锐已经被史迪威调去云南、缅甸加入了远征军，导致中国战场军力枯竭的事实吗？罗斯福总统没有从常识角度注意到，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美国根本无法相比，况且国民政府和日本全面开战已打了七年，维持抗战的承受力在经济方面已到了枯竭的极限。罗斯福总统，你在要求自己的盟友做一些超越他能力极限的事情，这是极为过分的。

　　　　蒋介石当然也有蒋介石的办法，他是个有骨气的人，自然不会被盟国的威胁所吓住。既然你们不讲道理，只是催促着让我交出指挥权，那么对不起，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只能由中国人来掌握。来自盟国的任何要求他只当是放屁，蒋介石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

　　　　方先觉的第10军在衡阳的顽强抵抗，在关键时刻为蒋介石和重庆政府争得了一点面子。盟友们突然发现，遥远的中国战场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况且对于蒋介石的固执，罗斯福总统一时也无可奈何，指挥权交接的事即暂时搁置了。

　　　　衡阳保卫战对处于内外交困的蒋委员长来说，成了他日夜为之祈祷的精神支柱，是他全部的希望所在。他心里非常清楚，此役具有政治和外交上的重大意义，中国军队在此刻极需证明自己的战斗力，只要衡阳还在战斗，蒋委员长就拥有了和罗斯福讨价还价的有力筹码。

　　　　衡阳第10军的战绩这几天成了重庆各新闻媒体的头条新闻。此时正值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的日子，这个难得的胜利消息给了重庆的党国要人和广大后方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兴高采烈地宣称：“这个胜利给了日本人一个教训，日本人不敢再进攻了。”

　　　　军政部长何应钦分析了整个国际形势后，欣慰地表示：“从全盘战略上看，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

　　　　蒋介石倒是保持着异乎寻常的清醒，他告诫党国要人们：“我们与日本人战斗了七年，难道还不懂得日本人？日本人还会打下去，衡阳的防卫一定要坚持到底，外围部队一定要跟上！日本人的进攻不会停止，不信，可以看事态的发展。不管怎么样，诸位都要注意，你们是党国的栋梁，在国家的危急时刻必须要服从——我要说的就是：半年内应作最艰苦奋斗之准备！”

　　　　蒋介石预感到最险恶最艰难的时刻正在迫近，除了中国战场态势之外，还有中美关系、国共关系、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他明白，他和他的国民政府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艰难与考验。

　　　　有人在轻轻叩门，蒋介石大声说：“进来！”

　　　　负责战时情报工作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梵生走进办公室。王梵生长得面白体胖，眼睛高度近视，总戴着一副厚厚镜片的黑框眼镜，他身穿蓝布长衫，走路步履迟缓，典型的书生模样。

　　　　王梵生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个极有才干的人。蒋介石对此人的评价是：王梵生是个干才，他无论干什么，不干则已，一干便一鸣惊人。他早年进入过军队，没费什么劲就当上了师参谋长，后来又进入外交界及政界，官至驻日大使馆参赞，以及交通部次长等职。他是个情报分析专家，他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战时对日情报分析的权威机构，每星期要向最高决策人蒋介石报告敌情两次。

　　　　王梵生从不寒暄，他认为见面寒暄是一种恶习，除了耽误时间没有任何好处，哪怕是见了委员长，他也是有事说事，没事转身就走，没用的废话一句不说。

　　　　王梵生向蒋介石点点头，从皮包里拿出有关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只说了一句话：“委座，日本政局不稳，内部失和，国内各方面情况恶化，我分析，东条内阁有可能在10日内倒台。”

　　　　王梵生把文件放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转身要走。

　　　　“等等……梵生啊，如果东条内阁倒台，会对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们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怎么看的？”蒋介石问。

　　　　王梵生谨慎地说：“委座，多数人认为，没有了东条的支持，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有可能夭折。”

　　　　“嗯，这是其他人的看法，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正相反，如果东条内阁倒台了，马上会有一个新内阁，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有可能被修改，至于修改的结果……我认为军事进攻方面不会减弱，而是要大大加强。原因很简单，因为除了这件事之外，日本新内阁将无事可做。所以，他们会把一号作战计划做到底。”

　　　　蒋介石拍拍王梵生的肩膀，赞许地说：“梵生啊，你分析得对，我同意你的看法，日本人不会停止进攻。对于我们来说，军事形势会继续恶化，我们要有所准备。”

　　　　蒋介石虽然对军事形势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对下一步作战如何应对，却没有作出切实有力的安排。在战略运作层面上，蒋介石总是缺乏纵横捭阖的操作能力。

　　　　而日军对衡阳的进攻仅仅停顿了一周。横山勇并没有闲着，他一方面在休整部队，补充兵员；另一方面是在等待弹药补充和调集攻城的重火器。更重要的是，横山勇在绞尽脑汁地考虑新的打法。

　　　　国军第10军利用这段难得的休战机会，拼命地抢修被炸毁的工事，又在一线阵地后面，修筑了许多秘密的机枪工事。但是弹药的消耗却无法自己解决，阵地上的国军士兵们每天都望眼欲穿地仰望天空，盼望中美空军的空中补给。

　　　　7月8日，对于困守孤城的第10军官兵们来说，就像是苦难中的节日一样。

　　　　这天清晨，西边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声，几架中美空军的B…25轰炸机飞临衡阳上空，日军的防空炮火拼命开火拦截，空中顿时布满了无数乳白色的爆炸烟团。B…25轰炸机在拦截炮火中从容不迫地向国军阵地空投下物资，若干个巨大的降落伞在空中张开，缓缓下落。

　　　　衡阳城里、湘江边上、西部防线和南部防线的阵地上，国军官兵们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士兵们笑着、跳着、追逐着下落的木箱。

　　　　蔡继刚站在中央银行残破的楼顶上，望着空中掠过的轰炸机编队，心中感到一阵温暖。他知道陈纳德将军是个重承诺的人，只要他答应的事，无论多么困难，他是一定要办到的。蔡继刚知道，刚才空投的这批物资，一定是陈纳德将军从“驼峰”航线运来的有限物资中挤出来的。

　　　　这批空投的军用物资主要是*和*，还有少量的机枪子弹。其实对于第10军来说，空投的这一点弹药实在是杯水车薪，还不够一个营级单位一天的弹药消耗量。

　　　　最后的一个降落伞飘过了湘江，落在东岸被敌人占领的衡阳机场上，地面上立刻响起一片恶毒的咒骂声。

　　　　7月11日，沉寂了八天的衡阳，又响起日军第二次大规模攻城的炮声。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在兵员和弹药得到充分的补充后，向衡阳守军阵地发起又一轮冲锋。

　　　　横山勇为这次进攻，特地从长沙调来150毫米*炮和100毫米加农炮，加强了炮兵。攻城前的炮击显得极为恐怖，日军不同口径的火炮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饱和轰击，几十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城外西、南防线的守军阵地进行着反复轰炸扫射，将国军外围阵地上的据点、工事、战壕、地堡几乎摧毁殆尽。

　　　　衡阳市区的街道、仓库、店铺、民房被炸得狼藉一片，燃起冲天大火。米店、杂货店、布庄等易燃的地点被付之一炬。

　　　　第10军军部的军官们各司其职，都忙得不可开交。相比之下，蔡继刚倒成了闲人，他自告奋勇率领作为预备队的预10师第28团和衡阳民众组成的灭火队冲进火区……

　　　　衡阳城的主街道只有两条，一条东西向的中正路，自西岸湘江边到汽车西站，全长500多米；另一条南北向的中山南北路，南起回雁峰，北到青草桥头。这两条街道十字交叉，其他的街巷都与之或平行或垂直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