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2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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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金戈在这一瞬间也百感交集，多少年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对自己而言，这个世界真的非常冷酷。自从杨秋萍死后，他觉得自己的心，自己的感情也随着死去，早已变得心硬如铁，却没想到今天自己还会激动，还会有一种见到故人的欣喜……

　　　　徐金戈握着文三儿的手说：“文三儿啊，我还活着，坐了二十五年牢，就算我有天大的罪，现在也该赎清了，见到你真高兴，咱们得好好聊聊，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文三儿用浴巾擦了擦眼泪鼻涕：“徐爷，一言难尽，我过得再不好也不能跟您唠叨，您可是受了苦啦，咱们现在就穿上衣服，我得请您吃饭。”

　　　　北平和平解放后，最先倒霉的是文三儿，这怨不得别人，要怨只能怨他那张臭嘴。解放军进城后，新政府贴出告示，要求凡在国民党军警宪特部门工作过的人尽快到各区的登记站进行身份登记，有武器的要交出，凡隐瞒身份或藏匿武器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那段时间里，各城区的登记站前排起了长队，文三儿路过时还经常停下来看看热闹。这些排队的主儿都蔫头耷脑，显得忧心忡忡，文三儿很有些幸灾乐祸，倒退几个月，这帮孙子可不是现在这模样，见了臭拉车的没说话就先瞪起了眼，如今算是崴泥啦。看来这世道是真变了，穷人还真翻身做主人啦！想到这儿，文三儿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唯一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大裤衩子那来顺，自打解放军进了城，那来顺对文三儿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见了文三儿爱搭不理的，有好几次，车行里的伙计们聊天，只要文三儿一开口，那来顺的话就横着出来，每句话都能把文三儿噎到南墙上。文三儿觉得犯不上和那来顺置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来顺如今是屎壳郎变季鸟儿——一步登天了，他一个远房侄子跟解放军进了城，现在是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那来顺立马抖了起来，觉得“同和”车行搁不下他了，连孙二爷的车份儿也不交了，令人奇怪的倒是孙二爷，这老东西连个屁也没敢放一个。

　　　　文三儿终于在一天夜里被几个武装士兵从被窝里拎出来，戴上手铐拿进公安局。持续二十四小时的突审把他审得头昏眼花，审讯者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军统？你的上级是谁？为什么不参加登记？”

　　　　文三儿大呼冤枉，说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军统的大门朝哪边开，自己就是一臭拉车的，人嫌狗不待见，就是上赶着往前凑人家军统都懒得搭理。

　　　　负责审讯的干部刚从作战部队转业到公安局，本来也是个粗人，他一听文三儿绕来绕去，车轱辘话来回扯，顾左右而言他，便心头火起，认定文三儿是个受过反侦察训练的老手，他把上了膛的驳壳枪往桌上一拍吼道：“文三儿，我给你三分钟时间，再不老实交代我一枪毙了你！”

　　　　而文三儿还没到三分钟就尿了裤子……

　　　　这件事很快就搞清楚了，那不存在的“军统特务”是文三儿自己吹出来的。怨不得别人，文三儿为自己这张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白白蹲了一个星期的号子。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使坏的没有别人，除了那来顺这王八蛋，不会有第二人。

　　　　肖建彪、孙二爷都是1950年“镇反”时被拿进大狱的，彪爷进去没几天就给毙了，据说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至于孙二爷的罪过，当时办案人员还有些争论，有的人认为孙二爷虽说是个老流氓，但没有什么血债，论罪不该死。有的人却认为像孙二爷这种社会渣滓杀一个少一个。后来办案人员决定，还是让群众评议一下，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区公安局和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把孙二爷押到“同和”车行，召集车夫们开了个控诉会，鼓励大家大胆揭发孙二爷的罪行。车夫们发言都很踊跃，那来顺蹿上去照着孙二爷的老脸就是几个嘴巴，他咬牙切齿地骂道：“老王八蛋，你也有今天……”

　　　　区政府主持会议的干部当即表扬了那来顺：“还是这位工人兄弟觉悟高，对敌斗争的态度很坚决，我们要向那来顺同志学习！”

　　　　那来顺受到表扬便有些搂不住兴奋，他请示道：“政府同志，你们甭管了，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们得啦，我保证把他打出屎来。”

　　　　当然，公安局的同志坚决制止了那来顺的冲动。

　　　　文三儿在会上也以受害者的身份发了言，当说到孙二爷逼迫自己每天早起遛鸟儿时，文三儿还掉了几滴眼泪。至于孙二爷为遛鸟儿免他车份儿的事，文三儿则闭口不谈。当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为孙二爷的定罪问题征求大伙意见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毙了算啦！

　　　　结果孙二爷就真的被枪毙了，罪名是流氓恶霸。

　　　　没过多少日子，那来顺由于对敌斗争坚决，被作为工人骨干调到一家工厂与资本家做斗争去了。

　　　　文三儿还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见过白连旗和德子，这两位爷正灰头土脸地给人家当小工呢，文三儿寻思，这就对了，新社会可不养闲人，八旗子弟怎么着？您凑合着筛沙子吧。

　　　　文三儿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很平淡，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些运动似乎和一个车夫没有太大关系，只有一件事使文三儿一直耿耿于怀。1956年公私合营，文三儿加入了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企业——货运联社，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每月工资四十二元。这倒是件好事，旱涝保收，干多干少都是四十二元，比起新中国成立前饥一顿饱一顿的强多了，唯一使他痛心疾首的是，徐金戈送他的洋车稀里糊涂成了公产，文三儿为此心疼得失眠好几夜，幸亏第二年联社统一淘汰了人力车，全部换成脚踏平板三轮车，文三儿的心里才恢复了平衡。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时，文三儿整好六十五岁，按他的年龄五年前就可以退休，但文三儿考虑到退休后的收入会减少，再加上身体也不错，所以就没办退休手续。

　　　　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文三儿和那些狂热的青年学生没什么两样，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平淡，提不起精神来，这时猛不丁地来场运动也是件挺热闹的事儿，不仅是以前的一切章程都不作数了，而且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揪了出来，正撅着腚挨斗呢。

　　　　文三儿感到很兴奋，有一次他从绒线胡同经过，看见红卫兵正在斗争一个胖子，据说此人是个资本家，文三儿停下三轮车冲进人群，照那胖子的屁股上猛踹了一脚，胖子摔了个嘴啃泥，文三儿由于用力过猛，一时收不住脚，也跟着一头栽倒，把嘴唇都磕破了，靠两个红卫兵小将帮忙才站了起来。

　　　　文三儿的举动引来围观人群的一阵喝彩，一位女红卫兵还夸奖了他，这位老大爷觉悟真高，在旧社会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文三儿在众人的称赞中凯旋般地骑车离去，心里很是受用。这些批斗会使文三儿有了一定的感悟，幸亏自己是个穷人，这年月当个穷人好处实在太多了，至少是没人惦记你，算计你，一个穷人就像一颗不起眼的沙粒，一旦掉进沙堆里别人想找也找不着，文三儿觉得自己算是悟明白了。

　　　　唯一使文三儿不习惯的是，联运社也增加了“天天读”的新规矩，每天出车之前要集体学习一个小时，主要是学习“老三篇”。上级要求每个人都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两个星期以后领导要亲自来考核，必须人人过关，这可难坏了文三儿等人。联社里共有职工四十一人，最年轻的也有五十多岁了，基本上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别说是背诵文章，就是会写名字的也没几个。既然是上级派下的任务，大家只好硬着头皮死记硬背，不然交不了账。

　　　　天地良心，文三儿在这两个星期中连酒都没敢喝，他确实下了功夫，连蹬三轮车的时候嘴里还唠叨着：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但文三儿脑子里像是灌满了糨子，越搅和越稠，最后又终归一片混沌，他彻底地放弃了这项政治任务，按文三儿自己的话说，叫“该死屌朝上，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两个星期后，文三儿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迎头痛击。

　　　　那天照例是“天天读”，联社里号称最有文化的梁宝才结结巴巴读了一段《人民日报》，大伙对梁宝才的朗读水平大为不满，众口一词地说，你是他妈的什么狗屁秀才？把哥儿几个念得都快迷糊着啦。其实这怨不得梁宝才，他统共才念了一年小学，能把文章结结巴巴念下来已经很不错了。大家正吵闹着，只见文三儿像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手忙脚乱地解开裤腰带脱下裤子。原来文三儿刚才打了个盹儿，一不留神把手里的烟掉在裤裆上，直到燃烧的烟头烧穿裤子烫到皮肉才惊醒。伙计们都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梁宝才突然发现文三儿的内裤有点儿特别，仔细一看，原来文三儿的内裤是用几个红卫兵袖章拼接而成的，更可乐的是，这些袖章竟分别属于不同的造反派组织，正面是“*主义红卫兵”，左右两瓣屁股分别是“井冈山造反团”和“千钧棒战斗队”，这条奇异的裤衩把大家笑岔了气。

　　　　文三儿坦然解释道：“我们街坊家二小子是什么造反团的头儿，这种‘红箍儿’有的是，那天这小子往家扛了一麻袋，我说，老二呀，把你那红箍儿给我几个，老二往麻袋里抓了一把给我，我一数有二十多个，好好的布料挂胳膊上多可惜？咱得派上用场，我求对门老胡头的儿媳妇做了几条裤衩，你还别说，除了颜色花点儿，穿着还挺舒坦。”

　　　　梁宝才说：“这叫紧跟形势，如今讲究‘红海洋’，您瞅瞅大街上，院墙上，电线杆子上都拿红油漆写上标语了，我还琢磨呢，赶明儿咱们都得穿红大褂儿，这不，还是文三儿觉悟高，连裤衩都成‘红海洋’啦。”

　　　　文三儿边穿裤子边得意地问：“哥儿几个，知道什么叫‘四红’吗？告诉你们，叫庙里门儿，火烧云儿，宰猪的刀子，语录皮儿。”

　　　　学习组长郑振亭说：“哟嗬，咱文三儿有学问啊，还知道‘四红’呢？要说论‘四’，你文三儿可差着行市呢，我得教教你，知道‘四绿’吗？是青草地，西瓜皮，王八盖子邮电局。怎么样？还有‘四白’，洋白面，雪花糖，妞儿的屁股大白羊。”

　　　　文三儿笑道：“要说背‘老三篇’，文爷我承认不行，要论说片儿汤话，文爷我是状元，我教教你们，先说‘四硬’吧，顶门的闩，城墙的砖，光棍的*，在职的官。都够硬吧？再说‘四软’，新翻的地，刚添的坟，妞儿的肚子发面盆。还有‘四欢实’，河里的鱼，顺风骑，十八九的姑娘大叫驴……”

　　　　文三儿说得正起劲，没想到街道办事处分管联社的干部老于推门进来，他已经在门外听一会儿了，心里很气愤，这些乌七八糟的老家伙居然把“天天读”开成这样，简直是反动透顶，老于憋了一肚子气。

　　　　一见老于进来，一屋子人都不吭声了，文三儿更是傻了眼，他讪讪地坐下，又拿出一根烟讨好地递给老于。

　　　　老于一摆手拒绝了文三儿的烟，开门见山地问：“老文啊，‘老三篇’背得怎么样？”

　　　　“还……还行吧。”文三儿回答得很没底气。

　　　　“那你给我说说，白求恩是谁呀？”

　　　　“烧木炭的……是吧？”文三儿也不十分肯定。

　　　　“那张思德是谁？”

　　　　“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每天挖山不止……”

　　　　老于讽刺地说：“学得不错嘛，文三儿，您可真受累了。”

　　　　“哎哟，您客气了，领导才辛苦……”文三儿真诚地认为老于在表扬自己，赶紧谦虚几句。

　　　　“文三儿啊，你在旧社会也算是个穷苦人吧？那你就谈谈新旧社会有什么不同，再谈谈自己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认识。”老于和颜悦色地问。

　　　　文三儿挠挠头皮，迟疑地说：“要说……要说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旧社会我拉车用两条腿儿跑着，到了新社会……我蹬上三轮啦，不用跑了，可话又说回来，不是还得用两条腿儿蹬吗？三轮车总不能自个儿走吧？能自个儿走的那是摩托……旧社会咱拉车挣钱没准谱儿，有时一天能挣好几块，有时挣不着钱就得扛着。新社会呢……大伙儿吃大锅饭，都是四十二块钱，撑不着也饿不死，就是得算计着过日子，要不然顶不到月底……”

　　　　老于打断文三儿的唠叨：“我问你对毛主席、共产党的认识，你说说。”

　　　　“毛主席？毛主席好啊，那是大救星，要不是他老人家……我还拿不上这四十二块钱呢，可就是有一样……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说嘛，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这是毛主席说的。”老于热情地鼓励道。

　　　　“我那辆洋车……可是我自个儿的，当年在虎坊桥‘西福星’车行花一百九十五块大洋买的，可……公私合营那年咋稀里糊涂就成了公家的啦？好嘛，那辆车本来姓文，才过了一宿，就他妈的改姓啦，不姓文了，改姓毛啦……”

　　　　老于突然翻了脸，他声色俱厉道：“文三儿，你不要再说了，这样吧，把你的车钥匙交出来，从今天起，你停职反省，等候组织上的处理。”

　　　　文三儿一时没闹明白“停职反省”的含意，他只当是老于给他派了新任务，不用干活儿了，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于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不用出车了？那开支时扣不扣我工资？”

　　　　老于懒得和他扯淡，转身走了，文三儿再看看周围，伙计们早都溜得没影儿了。

　　　　文三儿还没来得及深刻“反省”，第二天就被拉去参加批斗会了。这类批斗会他参加过很多次，可这回不一样，文三儿被勒令站在台上，弯腰低头，身体必须弯到九十度或小于九十度，和他同时上台的还有三个人，都保持着这种奇异的姿势。文三儿用余光扫了一下两侧，突然惊奇地睁大眼睛，他发现左边站着的竟是京剧名角儿杨易臣。杨老板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他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灰布中山装，和当年穿着光鲜戏装，扎着背靠的那位名角儿判若两人。这时台下开始呼口号，按照姓名排列把被批斗的人“打倒”了一遍，文三儿这才听清楚，自己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革命群众对他的态度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文三儿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文三儿心说了，那我要是投降呢，这事儿是不是就算过去了？

　　　　按照程序，口号过后是各界代表上台发言，内容无非是揭发批判台上的人，至于文三儿的具体罪行他没顾得上听，倒是竖起耳朵仔细听了杨易臣的“罪状”，大致是些“散布封资修流毒，到处种植大毒草，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等。文三儿感到很激动，他甚至觉得能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完全是自己的造化。杨老板是谁？名角儿啊！当年杨老板一出《挑滑车》，平津两地无数戏迷为之倾倒，平津有名的大饭庄都设有杨老板的专座，杨老板不到，座位永远空着，别人想坐坐，门儿也没有，甭管你多高的身份，如今文三儿能和杨老板肩并肩地站在台上，实在是高攀了。

　　　　此时台下的口号声如火山爆发，此起彼伏，大有山呼海啸之势，而文三儿却充耳不闻，只当是放屁，他密切观察着杨老板的一举一动，杨易臣低着头，眼睛半合，仿佛老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