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8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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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仅是一千五百万缗，庆历之战却花费了近两亿兵费，等于是唐明皇晚年十几年的兵费，以至民间盗贼四起，可仍不得功，仅自保互有胜负尔。因此，我赞同了郭逵意见。”
　　两人不是讲能不能伐夏，而是说兵力多所带来的浪费。
　　章楶从凉州反馈来消息，说计达近五万蕃兵回鹘兵要求参战。这使得伐夏实际兵力就达到了六十万人，许多粮草物资是送到了前方，但非是前线，在渭州、原州、泾州、延州、麟州。从这几州府将粮草运到前线，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甚至深入到西夏后，道路更长，又没有很好的水路运输，只能一车车地慢慢推到前线军营里。
　　就是将十一万河北乡兵当成民夫，还是不足的，还得要从陕西征来二十万以上的民夫，才能保持粮食不能耽搁。因此实际参战的就达到了八十多万人。是史上最大的兵力调动。这么多人与马，一天所消耗的粮草最少就达到两万多石，而想灭西夏，没有四五个月时间是根本办不到，前线粮草消耗可能就要四百万石。
　　不仅是粮草，还有武器、帐蓬、车辆、牲畜、工具，兵士吃的喝的，因此前线需要四百万石粮草，后方就得供给四千万石粮食。这只是伐夏时所需的粮草，河西走廊打到现在。再加上其他数路的僵持，将兵士一起调到前线，粮草就得运到前线，伐夏后，宋朝还得要安抚百姓，以及驻军，还得要奸灭部分的反抗部族，还得要粮草。
　　仅是粮草一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么多粮草不是产在陕西本土的。而是从两荆两江两浙两淮与河北京东，从百姓手中一担担地挑到官府，再从官府一步步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到陕西。
　　若是商品粮罢了。但这是官粮，即便为了不扰民，给了少许补助与薪酬，但相对于这个天文数字。不但扰民，甚至都会严重影响到今年的农业生产。
　　因此王韶在前线说不用那么多兵力。那怕少十万人，对于后方将会产生大量的松压。
　　然而郑朗不放心。史上宋朝五路伐夏，兵力是三十五万，民夫二十万，用人数五十五万，但它失败了，不管什么原因失败的，郑朗不想重蹈覆辙。
　　郑朗又说道：“我朝非是象秦朝那样穷兵黜武，此战只能胜不能败，况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契丹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征用了重兵，以雷霆之势催毁西夏。甚至为了不发生淝水赤壁悲剧，提前几十年前就做了安排，而且我还会让章楶做为副帅，协助我指挥这次伐夏行动。”
　　但是御史台的十几个言臣急了，郑朗改制后，给了言臣极大的权利，但也做了一些限制，也就是言事可以，要实事求是，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事，无论御史台或者谏院，却不知道半点风声，如何了得，并且出兵多少，不与诸臣商议，却同前线三个将领商议，祖宗家法何在？
　　实际也就是民主与集权所产生的矛盾。
　　赵顼也正准备问这个问题。
　　这些年言臣给郑朗带来极大的麻烦，但也确实起了监督作用。
　　包括章惇案，大理寺弹劾章惇父子章俞与章惇叔叔沈邱县主薄章恺侵占民田。开封府官员畏惧章惇的势力，各怀佥书观望。事情闹到御史台哪里，纷纷弹劾。主要还是章惇个性太强横，得罪的人多，郑朗虽看重了他的才华，也不能包庇，而且侵占民田也是郑朗最痛恨的地方。因此朝廷做了重惩，牵连的兵曹参军吴潜勒停职，开封知府钱藻罚铜，开封府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胡宗师、冲替，司录参军路昌衡磨勘二年，户曹参军刘陟、士曹参军王本、仓曹参军蔡旻竝差替。
　　章俞当杖一百，以年八十勿论，章恺勒停。御史台再接再力，又弹劾成都府转运判官周之道隐瞒章惇误着朱服一事，袁默妄言为章惇逃脱罪名，周之道徒一年，默杖一百。
　　章惇自辨，错肯定他也有错了，但侵占民田一事，他并不知晓，况且章家那么多人，他的好友亲朋更多，如果这些人犯了错，全部让他承担，也不大公平。
　　最终还是将他外放。
　　对此郑朗看法很公正，虽牵连广有重判之嫌，但也不是没有好处，多少会使重臣约束家人与亲戚，否则这些人仗着背景雄厚，为非作歹，影响会很大。也就是利大于弊。
　　但在这时候，章惇外放，无疑是一个损失。
　　面对言臣指责，郑朗淡淡说道：“诸位，征夏准备过程中，是陛下领手的，诸位相公皆知道，也参与了谋划，因为害怕契丹人参与其中，因此没有对诸位公布。之所以问了前方王韶三人，乃是因为他们身在前线，对西夏熟悉，对军事善长。各位，不要再纠缠了。”
　　这是委婉的说法，话外之意就是问了你们，你们懂不懂？
　　没有给他们机会再罗嗦，郑朗又说道：“临行前我送两个字给诸位。”
　　说着举出第一个字：平！
　　“将军百战平天下，天下平定杀将军。”郑朗道。
　　一句话让大家瞠目结舌，敢情是这个平啊。
　　“蜂房只有一只蜂皇，雄蜂工蜂分工明确。由是壮大。若是每只蜜蜂都要做蜂皇，必走向灭亡。唐室衰微，武将把持着财政军权，由是灭亡，五代更替，十国动荡，民不聊生。这才是祖宗抑武重文的由来。但想要国家安定，不一定非要杀功臣，光武不杀功臣，国家也大治。唐太宗看到尉迟敬德横行霸道，仅是敲打，由是敬德成为唐朝良臣。祖宗立国更是在制度崩坏之时，也没有杀功臣或者诬蔑功臣。若是害怕功臣掌控兵将，可以挑明了给虚位，给富贵，若是诬蔑来打击有功将领，将士必然心寒。狄青若不是饱受诬蔑，何来英年早逝？即便成功灭夏。还有更强大的契丹，外敌未除，过份打压有功的将领，我朝必成武则天之祸（指武则天杀死王方翼、黑齿常之、程务挺等勇将。武周一朝外战多大败的历史）。平非是平天下，还有公平之意。”
　　郑朗的话有些偏颇，宋朝不能说它是重文轻武，首先军费。宋朝每年军费支出是所谓穷兵黜武李隆基时的五倍以上，虽然许多兵士家中生活困苦，但比汉唐那种役兵制呢？那会更苦。郑朗说冤杀武将。汉唐也有。再说武器，宋朝比那一朝一代都重视武器研发，还有军校——武学。民间习武的气氛也很浓厚，弓箭社、马社、刀社、万马社彼彼皆是。武术更是宋朝常见的娱乐活动，比如角抵、使棒、舞刀枪、舞剑、射弩、举重，甚至有妇人穿着大背心大裤衩子，在街头公开与男人摔跤比赛。有些士大夫们还有着一身好身手，比如前朝贤相王曾就是一个武林高手，若打架，一个王曾能放倒十个郑朗。武术也在宋朝发扬光大，甚至在前期柳开、陈尧咨等士大夫愿意自动转为武将，投笔从戎。
　　之所以看上去重文轻武，一是宋朝缺少骑兵，数次大败，用兵成本又高，形成的内敛格局。二就是士大夫打压武将的权限，自赵祯朝始，挂帅的非是武将，而是士大夫、外戚、宦官，有武将，武将在军中仅是一个傀儡。
　　但这个问题郑朗也不好说明了，那么会成为文人的公敌。
　　因此只说一个平，让大家自己反思去。
　　又举起第二个字：正。
　　“何谓正，从一而止，一为天下定于一，天下一统，止则是止步，故正原义是谓征战止步天天下统一之时。战争来临，将士惨战，家人破离，百姓疲苦，故真宗陛下体恤百姓，那怕契丹大军已困在河北，也不惜屈辱地与契丹搭成和议，仁宗陛下虽多场大捷，依然与西夏拿出钱帛和解。可实际效果呢？西夏人反反复复，朝廷不得不在陕西驻扎大量军队。契丹虽比西夏好一点，庆历战争勒索我朝增加岁币，改献为纳，熙宁大旱，再次勒索了河东大片闲田地区。朝廷不得不在河东河北驻扎了大量兵士。非正！”
　　和平是好事，可这个驻兵，同样害苦了宋朝的百姓，宋朝的经济。
　　因此这所谓的花钱买安，也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朝西有西夏，西夏过后还有回鹘，就算灭了西夏，与回鹘未必能太平相处，况且吐蕃高原上乃是人间不可攀登之途，西南有大理，南方有交趾，辽东有契丹女真高丽，海外有倭国，北方更有契丹与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即便是汉唐花费了无数人力钱力，也只能做到国力最盛时短时间的征服。想要融兵器于九鼎，放马于南山，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征服了西夏，西方无强敌威胁。若在条件允许下，再收回幽云，北方门户关起。那么兵费将会减少三成以上，甚至四成，若是我朝政治再象现在这样清明，国家继续产生大量盈余。两税就可能会全部免去，甚至放开盐酒专营，去除各种杂税，降低商税。如国库有充足的积余，可以轻松地倚据关墙之险，退可守，进又可以不苛民的反攻，到了那时，才是我朝的正，才会接近夫子所说的大同境界。”
　　郑朗又重重地说了一句：“伐夏，仅是以正我朝的第一步！”（未完待续。。）


　九百二十一章　林花谢了春红

　　郑朗这个正说得也有些偏颇，就是拿下幽云十六州，也不能就说北方没有了危机。主要还是内政，若非赵佶与蔡京，就是女真人崛起，宋朝也未必会灭亡。内政才是主要的。并且边境不告急，也不可能做到免去所有两税，甚至连两大专营都免去了，还能降低商税。
　　这只是郑朗为了以后宋朝有一个梦想，构画的大饼。
　　不然就此满足，宋朝还会走向衰败。
　　至于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收复幽云十六州，郑朗没有再说了，随着话音一转，说道：“陛下，臣临行前还说几件事，一是教育，爱国教育。以前老臣读史书，常常疑惑五姓七家为何凌驾于皇家之上，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资源与教育。五姓七家掌控着庞大的资源，包括各种书籍与教育人才，唐皇室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特别是安史之乱皇室衰微之后，不得不重用五姓七家的人才，然而这些人才自幼成长与得到的教育，皆是自己家族给予的。因此他们将家族的利益排到了第一位。”
　　余下的不说。
　　宋朝没有五姓七家存在的土壤，但也有许多家族，包括士大夫家族，外戚世家等等。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列于朝堂上，也因为这个原因，不可能将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下。
　　郑朗话音一转，说道：“故老臣以为，朝廷以后可拨出一些款项，兴修学堂，资助贫困子弟入学，并且加强他们的国家至上理念，那么会有更多的范仲淹出现。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只有更多的士大夫将国放在家、家族之上，忠于国家，国家才能永久不衰！”
　　有些人脸上略略变色。但不能否认。
　　赵顼却额首。
　　郑朗未挑明，又转向另一件事，又道：“陛下，臣说的第二件事就是分权与专权。”
　　在这里郑朗说得似乎比较轻巧，但可是一件了不得大事件，那不是分权与专权，而是集权专政与民主监督两种制度。
　　若说封建社会的一些思想，在宋朝还不是很落后的，至少国家还需要强大的力量，以及君王的名份。用此维护国家大一统。但自宋朝起，也开始渐渐落后，包括宋朝的主动分权，重重掣肘架空，都是一种进步的伪民主体制。
　　但不是很成功，它的目标也仅是为了防止权臣产生，因此思想上也不是那么地先进。
　　郑朗自少年时就在想找一条出路，后世有两条出路，一是集权专政。二是民主。但认真的分析后，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优点，集权专政无疑是贪污**的温床。长久执行下去，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会出现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但它办事效率很高。这是民主制度不能拥有的。民主制度监督更完善，不论怎么说，若是同种同族情况下。人权上肯定优越一点，但办事拖沓，而且政策很难有延续性，同时想执行真正的民主，需要很高的条件，否则后果比东施效颦更糟糕。
　　因此郑朗想寻找第三条道路，如他在河湟执行的蕃候官员议会制，就是一种更大胆伪民主的尝试。但越想越糊涂，其实宋明已经实行了一些伪民主化制度，但是两个国家呢？清朝汉人士大夫连一个奴才都不如，但没有洋人入侵，有可能清朝还能存在一两百年。
　　若他真找到了，那么可能会超越孔子，成为中国最大的思想家。
　　找了一生，没有找到，却发现了一个真相。
　　真理非是在民主与专政上，而是在易经中。无论民主或是专政，它们只是阴与阳的区别，前者是将权利分化，以便形成相互监督，后者是将权利集中，以便减少掣肘。只不过一个民主一个专政，将它们具体化与细节化了。这才是它们的本质。
　　一味民主不行，一味专政更不行，实际郑朗已经在做了，进一步的分权，包括割去宰相的部分权限，以免国家出一蔡京张京，马上使国家走向衰退。同时将各部司权利明确，使各部司权利与职责相对而言集中化。又设立了一些部门，加强了监督职能。还有防止各部司独立，妨碍国政，扩大都堂会议的规模，以便各部司纵相了解，更好的处理政务。
　　但也不能说它就是最好的办法。
　　首先各部司职责比以前更明确，也许权利增加了，但也不能扯皮了，再加上增加了监督体制，做事更难。特别是两府与三司。自己在朝堂利用强大的威信调节，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若自己不在，弱执的宰相必呆不长久，强势的宰相为之烦恼，必一步步象王安石与韩琦那样再次将权利集中。
　　但权利集中更不好，易经重阴阳调节，制度也是如此，集中权的国家必须重监督，减少不公现象，公权重的国家必须重视行政延续性，减少种种掣肘。
　　在宋朝那怕出现所谓的伪民主机制，也不能忽视监督体制，但得将它们职责说出来。
　　于是在离开朝堂前，郑朗索性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当然，郑朗不会说民主，民做主，皇上往哪儿搁？所以只说分权与专权。
　　赵顼道：“郑公，请说。”
　　“陛下，专权是权利集中，容易产生权臣误国，又因缺乏监督，官员胡作非为，社会不公，若君明相贤，国家大治，若君昏相邪，国家迅速灭亡也。因此祖宗对各臣职权进行了层层掣肘，进行相互监督。然而说黑白容易，说对错何其之难。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人性的复杂性，以前老臣与范仲淹有过一番谈话，老臣说人性怎能用黑白来区分，正如同天下的颜色，有赤有橙有绿，这才构成了世界的光彩。人性也是如此，如果用一个单纯的善与恶，黑与白来区别，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正因为人性的复杂性，所以人才是万物之灵。臣为分权与专权考虑了很久，也在改制中实行了一些条例。但世上没有单纯的颜色，更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特别是都堂会，老臣扩大它，是为了有一个横向了解，群策群力，取消补短，补漏拾遗，使决策更完美化。但有好的一面，必有坏的一面。都堂会再加上监督机制的扩大，容易造成相互掣肘。办事拖拉。因此老臣最后提议，若是各部司决策为其他部司反对时，交给陛下决策。陛下不能决策，在各部司不损害国家利益前提下，决策又是在各部司职责范围之内，那么就必须执行各部司的决策。”
　　这也是郑朗一惯的做派，做比说好，争执不下时，不能耽搁做。不然各种政务就扯皮了。
　　“还有就是各监督机构与言臣。他们职权是监督各官员的德操，与国政的执行利弊，而非是决策与执行机构。言臣有权臣弹劾，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