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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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伯伯没有表现出意外，可能在他眼里我本来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他说“实习报告我帮你开，去玩吧”，我就撒腿“去玩了”。

　　　　还没等我从苏伯伯家回到自己家，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苏伯伯告状是一把好手，他跟我爸说我“还没有做好长大成人的准备”，真委婉，可我爸还是听出了我在这边的表现大概不太让人满意，问我到底怎么想的。

　　　　我说我不想在一个稳定而臃肿的体制里虚度一生。我想做一些真正有挑战性的，白手起家的，不信任何人的提拔、只信我的努力的事。

　　　　虽然从小区门口到家门的路上北风呼啸，我还是听到了我爸在电话里的一声嗤笑。

　　　　然后他迅速改口，说：“好，好，有出息。你去闯荡闯荡也好。”

　　　　心凉了一半。我如此认真地表明人生理想，却连亲爸都不相信我，何况外人。

　　　　我去了一家新注册的小公司，做最苦最累的宣传。工资还不够付打车钱，但我喜欢。小公司的好处是包袱小，包括道德包袱和责任包袱，不需要给任何人或者什么社会价值观以交代，只要给自己赚钱就好。我跟一个小成本电影的案子，当时电影刚刚杀青，准备春天上映，如果票房了得，公司就是业内黑马；如果票房惨败，大家一起关门走人。所以全公司的压力都很大。

　　　　我昏天黑地地忙了一个冬天，不问世事，不参加聚会—不是我不想，而是实在没有时间。我很少在晚上十点之前收工，三更半夜推开家门，有时候累得连鞋子都懒得脱，一头栽倒在床上睡到天亮；醒来往往是早上六点，天还漆黑，扶着墙去洗手间刷牙，看睫毛膏还好好地涂着，干脆脸也懒得洗，拎包出门去布置媒体看片会。

　　　　因为害怕堵车，我不得不坐地铁；因为睡眠不足，我做出了从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拉着拉环，站着睡着。地铁到站的时候我一头撞在门上，眉骨立刻又青又紫；这不算糟糕，糟糕的是我才发现手机被偷了；这也不算最糟糕，最糟糕的是手机里有没来得及备份的媒体联络人名单。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地铁站走出来的，我一路哭到媒体看片会，心想自己闯了弥天大祸。那是一部很棒的电影，我希望有很多观众喜欢它，如果因为我的工作失误导致它的宣传力度不够，我觉得自己是“国产电影的罪人”。

　　　　我跟我的老板英总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仍然能想起她先是惊愕然后拍桌大笑的样子。我站在她对面伤心地抹眼泪，她似乎想止住笑，弯下腰捂住脸，可还是笑得浑身颤抖。

　　　　英总是个三十岁的单身女人，但她总喜欢称自己“少女”。

　　　　我哭成了泪人，简直想以死谢国产片。

　　　　“不至于不至于。”英总边给我擦眼泪边说。

第20章　故事篇：2009　年冬　（2）（）　
“来，擤鼻子。”英总又帮我擦鼻涕。

　　　　我觉得这是老板要炒掉我的前奏。

　　　　“英总我辞职，如果您要我赔偿损失，我就赔。”我抽抽搭搭地说。

　　　　“小姑娘没经过事儿，胆子跟芥末籽儿似的。你没备份，我也没有？”

　　　　英总把她的手机递给我。

　　　　看着通讯录里的一串名单，我真后悔哭得太早又太凶。说好的职场新锐呢？真丢人啊。

　　　　2

　　　　回到广州一连三天，我都陪着我爸妈奔走在各种应酬的场合。我记得小时候他们的应酬再多，上午的时间也是自由的。那时候我一般天亮时就醒过来，悄悄推开爸爸妈妈的卧室门，在床边找一条窄窄的空间睡下，不惊动他们。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十点钟，窗帘拉开，爸爸妈妈在客厅里坐着喝茶读报，偶尔有交谈声传进来，我幸福地闭着眼睛，感受着阳光洒在身上的温度—许多年后我想起“幸福”二字，浮现在脑海里的，只有那片暖和的阳光。

　　　　但是这一年不一样了。他们连早茶都在应酬。我照例天亮时醒来，可是家里空空荡荡，和北京的房子一样。小时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过，他们的床铺干净平整，客厅里的报纸整齐地叠好，只有茶杯上的水珠证明早上它的确被使用过。我曾经的幸福，小而简单的记忆，却很难找回了。

　　　　他们会在中午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某个饭局。很多叔叔阿姨要见我，给压岁钱，夸奖一些我压根儿没有的优点，中午的饭局一直延续到晚上，换一批新的人，说的却是同样的话。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已经在两轮饭局里被逼着吃了很多杂乱的东西，喝了又冷又热的饮料，听了满耳毫无意义的寒暄，我感到疲惫不堪，可是饭局还没有一点儿要结束的征兆，我的爸爸妈妈分别在我的两侧和人们推杯换盏，推杯换盏，推杯换盏。

　　　　好像永远不会停下。

　　　　我因此想起了北京的聚会，从前我以为这是两代人，两个圈子，审美癖好和兴趣所在完全不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们根本是同一个人，他们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是他们老去以后，他们热爱的东西披着各式各样的皮毛，但却有着同一个灵魂，不，两个，一个叫名，一个叫利。

　　　　我想念北京。事实上搬到广州之后我一直在想念北京，可是这一次，似乎和从前不一样。我很少想起那些会所和豪宅里的聚会，因为我这几日似乎并没有离开它；我想念扛着比我还高的展板布置新闻发布会，我想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念因为多睡了五分钟而不得不左手刷牙右手梳头，我想念蹭四号线地铁里的wi…fi回邮件不小心坐到终点站，我想念公司楼下的肉夹馍—工作十二个小时之后我可以埋头吃掉三个。

　　　　我看着深夜依旧灯火通明的城市，立交桥依旧繁华，想象着同样的月光照在遥远的京城，照着我新认识的朋友们，她们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可做，而我在日复一日的推杯换盏里消耗着时光，消耗着，直到黑眼圈爬上我的脸，然后是皱纹，然后是永远无法修复的衰老和抑郁。

　　　　冰凉的可乐也不能使我振作起来，巨大的空虚和孤独感混合着夜晚的凉意，从每一个毛孔渗进来。想到以后的人生，我泪水涟涟。

第21章　故事篇：2009　年冬　（3）（）　
又做了一个冰凉的梦，一幢豪宅，雕梁画栋。宽阔的阳台上垒着空酒瓶；条案上的黄铜蟾蜍香炉里燃着奇楠香，这似乎是杨宽的家；烟灰缸里一截尾巴还温热的雪茄，我拿起来闻了闻，是陈白露爱吸的cohiba，这是个普通的聚会，可是他们在哪儿呢？白露！杨宽！我大喊，然后回声传过来，没有人应答。这是个匆匆结束的聚会，他们也许匆匆赶去了另一个聚会，来不及收拾残局—这是经常发生的，可是为什么撇下我呢？

　　　　为什么撇下我？我在梦里困惑而焦虑地皱着眉头。

　　　　这是多么空虚无聊的生活。可是突然他们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我慌乱得像五岁时走丢那次，在陌生的人行道上放声大哭。

　　　　哭着醒过来，眼泪已经把枕头沾湿了一大片，半边脸都是冰的。

　　　　我把枕头翻了个面，可是睡不着了。从门缝里往外看，似乎客厅的灯没有关。

　　　　我下床关灯，起得太猛，眼前一阵发黑。

　　　　推开卧室门看到我妈正坐在客厅里，穿着一件绣着丹顶鹤的丝绸睡袍—那是一次慈善拍卖会的拍品，一个只会绣花的聋哑女孩绣了这件睡袍，我妈花了二十万拍下，钱用来捐助二十个贫困的聋哑女孩读完高中。这件事登在第二天日报的头版上，而我只希望这二十万真的到了那些女孩手里。

　　　　我妈抬头看我，她已经卸掉了脸上的妆，眼睛依旧有神，但没什么光彩。

　　　　“你没睡？”

　　　　“我口渴。”我端起我妈手边的杯子，看了一眼就皱眉头：参片足足放了半杯，已经被泡得发白，水是吓人的暗红色。

　　　　“这是我们上年纪的人喝的，补元气。”我妈从我手里拿过杯子，递给我一瓶水。

　　　　“妈妈，我心里很乱，我”

　　　　你知道最悲哀的事是什么吗？是你明明有一腔心事，要表达的时候，它们却突然变得透明了。

　　　　我要说什么？孤独？明明在家里办party，人多到杯子都不够用。

　　　　迷茫？从来无人给我压力，要我成为什么人。我倒宁愿他们逼迫我，多少有点儿方向感。

　　　　“你在北京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我想，我的“事”，可能就是我什么事也遇不到，就是空虚，就是明明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又没有勇气走出去。

　　　　“妈妈，我到底为什么要被生下来？我死的时候会不会什么也没有？

　　　　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我总觉得自己是上帝不小心多造出来的一个人，我我没有意义，我没有想要追求的东西。”

　　　　“自由，孩子。”

　　　　“自由？我已经自由到无拘无束。”

　　　　“真正的自由。不活在别人的价值观里，也不为什么主义而活着。真正的自由会让你快乐和勇敢。”

　　　　“我该怎么做？”

　　　　“跟随你的良心。”

　　　　3

　　　　回到房间后我过了很久才睡着，第二天醒来得很晚。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睁开眼，白花花的阳光已经洒满了房间。

　　　　是陈言。

　　　　“干吗？”我声音干涩。

　　　　“你家门密码是多少？我借住一夜。”

　　　　我糊里糊涂地说了，然后他挂了电话。

　　　　又睡了一个回笼觉我才觉得不对劲，于是我又打了过去。

　　　　“不要用我的洗衣机洗内裤；音乐不要开太大不然会吵到邻居；不可以带女孩来我家过夜，被我找到一根长头发你就死！定！了！”我把我能想到的都交代了一遍，那边却很久没有回音。

　　　　“喂？”

　　　　“好。”

　　　　咦。

　　　　“你住几天？”

　　　　“两天。初六房产中介上班，我去找房子。”

　　　　糟。

　　　　“怎么突然要从家里搬出来？”

　　　　“我爸妈离婚了。”他冷静地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替陈言感到遗憾。

　　　　我替他的爸爸妈妈感到解脱。

　　　　吵吵闹闹二十年，这场离婚甚至来得太迟了。十年前陈言被逼出国就该离婚；二十三年前陈言未出生就该离婚；他们甚至不该结婚，既然筵席反正要散，当初就不该聚在一起。

第22章　故事篇：2010　年春　（1）（）　
1

　　　　我本来定好正月十六回北京，为了尽快看到陈言，我把机票提前了两天。他那时已经在新公寓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迫不及待想要看看他的新房子，以及安抚这个刚刚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打击的男孩。

　　　　他住在北三环边的一个小区，从师大东门外的一条小巷延伸进去，路边有一所中学、几家文具店和一家烧烤店，我从机场出来直接去了陈言家，那时是晚上，尽管冰天雪地，烧烤店外仍然有红光满面的大叔在谈着上亿的生意—或者叫吹牛吧，总之，这是北京。

　　　　我太愉悦了，拖着大箱子砰砰地敲陈言的门。这是一个新小区，环境还不错。

　　　　他来开门，穿着羽绒服，脸色发黄。我一进门就傻掉了，房间冷得像冰窖。一间小小的一居室，小得只放得下一桌、一椅、一张大概一米五宽的床。哆哆嗦嗦地摸暖气，冰手。

　　　　“你怎么住这破地儿啊！”我脱口而出。

　　　　“又没让你跟我同居，你抱怨什么呀？”他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嬉皮笑脸。

　　　　我只有床可坐了。我坐在床边想了一会儿，差不多明白了：“有骨气是吧？离家出走是吧？卡被收回了是吧？”

　　　　“没那么丧，主动交回。”

　　　　“车呢？”我在楼下没看到他的车。

　　　　“地铁也挺好的。我搬来的第一天坐地铁去批发市场买窗帘，真不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错！又快又空，以后再开车我就是大傻子。”

　　　　我冷笑：“春节假期当然空，你现在再去看？挤死你。我赌五毛钱，过不了半个月你就得哭着回家跟你爸妈认错去。”

　　　　“哥跟你不一样，”他嘻嘻地笑着，“哥开得了法拉利，挤得了一号线，你快走吧，娇生惯养的小傻瓜。”

　　　　“对。”我赌气站起身，“我脑子在飞机上颠坏了才会连家都不回先来看你。再见。”

　　　　他竟然没拦我！

　　　　我拖着箱子雄赳赳气昂昂地三步迈到门口—这房间实在太小了—又折回来，打开箱子扔出一盒葱烧海参、一盒粉蒸排骨、一盒梅菜扣肉，都是我妈今天早上给我做的。

　　　　“吃完记得把乐扣还给我。”我说。

　　　　“拿走拿走。”

　　　　“你不识好人心是吗？”

　　　　他换上一副诚恳的脸色：“我吃不了这些东西。太油腻。你箱子里有菠菜豆腐倒是可以给我。”

　　　　你妈才让你千里迢迢扛菠菜豆腐。

　　　　“你又装什么蒜呢？”

　　　　“我胃溃疡犯了。”他说。

　　　　我太粗心了，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脸上的确一层病容，眼角无力地下垂着。

　　　　“去医院了吗？”

　　　　“我是爷们儿。”

　　　　“好，别去，熬着吧，胃溃疡之后不就是胃穿孔吗，爷们儿不怕。”

　　　　我做出一个笑嘻嘻的表情把饭盒装回箱子，转身就走。

　　　　他忙跑过来堵在门口：“你这是真生气了？”

　　　　“别做梦了，你是死是活关我屁事。”

　　　　“不是我不想去医院，胃病治不好，只能养着。”

　　　　“告诉我你准备怎么养？”

　　　　他笑嘻嘻地指着茶几上的一盒开了封的布洛芬—止疼药？

　　　　当年他抢了伦敦小贵族的女朋友，胳膊被打得肉都翻出来，据说他顺手拿起一瓶黑方浇上去消毒，把那帮英伦混混吓得目瞪口呆。

　　　　有多疼？我看着那盒布洛芬红了眼圈。

　　　　我尽量保持语气的平静：“什么时候发工资？要不要我先替你交取暖费？”

　　　　“没有工资了。”他笑着，“我把工作辞了。”

　　　　“啊？”我真的吓了一跳。

　　　　“纳税人也挺不容易的，我就别浪费他们的钱了。”

　　　　“蛀虫不多你一个。”

第23章　故事篇：2010　年春　（2）（）　
“要走就走得干干净净，我都跟我爸妈翻脸了，还要他们给的工作—要是我真的有什么事儿可做也行，可是我跟部门经理谈了大半天，他什么工作都不敢给我安排，因为这是我爸交代的。”他得意地说：“所以我说，去你妈的，我堂堂伦敦政经学院的全a生，年轻英俊，风流倜傥，就在你这儿养一辈子大爷？你们这么小的庙，还养不起我这么大的佛呢。”

　　　　我乐了：“你是准备去居委会领低保吗？”

　　　　“你瞧，养活自己有什么难的。”他打开电脑屏幕，给我看一个英文的word文档。“不过我刚知道做翻译这么低薪，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妈做翻译也是这个价钱，可那是90年代初。”

　　　　能一样吗？如今是个人就懂英语。

　　　　堂堂伦敦政经学院的全a生，竟然做钱最少、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翻译。他的毕业证一定在抽屉里哭死了。

　　　　2

　　　　第二天，陈言告诉我，他有了在病中照顾他的人。

　　　　一开始我没有往心里去。他回国后身边的女孩蜂围蝶闹，我随口问：

　　　　“谁呀？”

　　　　“你认识，陈白露。”

　　　　我惊得直接从床上跳下来。

　　　　可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用发小儿之间惯用的嘲笑语气说：“这可不容易哪！不是谁都能约到她，你可以啊！”

　　　　“我也纳闷呢。她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