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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之日-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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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根据高饶同志提交的对国民党政府决战方案，穆美和曾给予其金融攻击方案的帮助，根据胡必成同志分析，穆美和到上海时，年纪不大，在学校上学，资产阶级小姐很少接触投机，不大可能接触金融方面的知识，因此她能提出这种方案不正常，很可能在之前就已经接受过系统的训练。
四、康生调查结论
关于穆美和涉特事件，内务人民委员会公安总局康生进行过一次调查，其结论与根据罗列如下：
1、认识高涉。当时高涉尚未叛变，并佩戴有与高饶同志相似的饰品，高饶同志推断其为失散的弟弟。穆美和供述，1928年与高饶同志结婚后，就听他说起过高涉，经常表扬他，也知道他在人民军特种部队中服役。为防止打草惊蛇，康生并没有问她为什么第一个叫出高涉的名字，也没有问她是否知道高涉是高饶的失散兄弟。康生认为，当时龙牙二中队身穿龙牙战术背心，披挂伪装网，特征较为明显，穆美和只知道高涉在其中服役，情急之下喊出他的名字，不能由此认定为特务。另，当时参与搜救的队员共五人，只有周防尊同志有这一供述，系孤证，考虑到搜救队型分散，也有可能是其他人没有听到或者没有注意。
2、是否被俘。康生对五名文工团员分别询问，均否认被土匪俘虏。根据人民军陆军医院仇瑶医师检查，五名文工团员中，三人处女膜完整，另两人亦无性行为痕迹，认为她们没有遭到侵犯。对穆美和身着土匪衣物，文工团员供述是在交战中击溃土匪后缴获的。康生认为，五名文工团员均无被侵犯事实，并一口咬定没有被俘经历，但突围的细节却没有多说，原因应该是遭到伏击后，五人携带武器逃跑，战斗中击溃部分土匪，穆美和缴获土匪衣物并披在身上伪装土匪，考虑其中存在逃离战场，化装土匪等情节，文工团员有思想包袱，不愿意承认。康生认为，文工团员不是战斗部队，脱离战场的行为不能认为是违反战场纪律。穆美和使用武器进行战斗并击溃部分土匪属于勇敢的表现，但没有超出普通战士的范畴，不能认为是经过训练的特务。
3、生活表现。穆美和的起居处所没有发现无线电设备，日常生活都在起居处与文工团两线，未见与陌生人来往，也没有特务举动。言论上一直与党的宗旨保持一致，行为上积极工作，向党组织靠拢。因此，康生认为，涉特事件仅仅是巧合，与高饶涉特事件是一个性质。
4、高涉叛变后康生态度。高涉叛变后，康生对高涉周围的同志均进行审讯。康生认为，高涉叛变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多年渗透的结果，早在上海认识胡必成之前，此人应该就已经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并借由北伐混入革命队伍，参加工人暴动。之后，一直潜伏在革命队伍中，没有异常行动，这种行为并不是普通的间谍行为，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渗透。有理由认为，劳动党中已经渗透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很可能涉及我党高级干部。康生建议，将所有涉及此事的党员干部全部逮捕，隔离审讯，争取彻底挖出该反革命集团。
五、调查组再调查结论
1933年，中央政治局及内务人民委员会驳回康生关于肃反扩大的意见，本案继续由公安部门补充侦查。
最新调查显示：1932年吴名谦赴南京谈判被扣留期间，康生秘密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徐向前等军队干部，陈独秀、张路等政治干部，搞私下串联，意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对孙副主席，企图夺取权力。根据高饶警卫员的汇报，此事高饶知晓，且有可能是主谋，目的是为了维护吴主席的人身安全。其行为已经违反党内纪律，而且调查组根据警卫局记录，发现康生还曾与李德胜单独谈话，后者不能肯定答应其主张，从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看，李德胜与高饶都支持孙副主席的立场。通过警卫员供述发现，穆美和似乎也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向高饶提出过相关建议。此事件建议深入调查核实。
初步调查后，调查组认为，穆美和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阶级立场上可能有所偏差，但其已经与叔父划清界线，不应追究历史。从加入人民军后的表现看，未发现明显敌特痕迹，涉特事件中的“异常”表现不能肯定其身份，且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有鉴于高涉叛变之前并无明显特征，调查组认为，不能就此排除其特务嫌疑。
同时，调查组调查后认为，作为高涉进入革命队伍的介绍人及直接关系人，胡必成亦有特务嫌疑，建议另案调查。
另，高涉事件说明，在我党内部存在一个特务组织，组织严密，行动谨慎，调查组认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短时间内无法训练出如此专业的特工人员，该组织很有可能是日本特务组织。
为印证这一结论，调查组近日在文工团食堂中加入香菜，观察其中不吃香菜的人员，目前锁定8人。调查组认为，此8人有可能是日本人，并将进一步就饮食、行为习惯等方面进行细致考察。就目前情况看，穆美和食用香菜，但不吃猪皮，调查组将进一步核实情况。
李克公
1933年6月18日
第11章 ——劳动党空军蟑螂战术探究（）
劳动党空军蟑螂战术探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沈崇诲
劳动党空军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发挥自身特点与国民政府空军进行捉迷藏式的空中战斗，在整个安庆战役中始终掌握着制空权，有力的支援了地面部队的战斗，笔者从空军角度出发，研讨其战术特点与思想。
战术背景：
国民党空军的主力战斗机是进口自美国寇蒂斯公司的霍克式战斗机。霍克2战斗机的性能指标相当不错，飞机最大速度：325公里/小时；实用升限：7650米；装备2挺7。62毫米口径机枪；可挂装225公斤炸弹。
人民军空军的主力战斗机是在美制进口飞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的s…5战斗机。飞机最大速度：300公里/小时；实用升限：6500米；装备2挺12。7毫米口径机枪；可挂装100公斤炸弹。
显然，霍克2战斗机不仅在速度上比s…5要快，而且发动机功率更大，双翼带来的盘旋性能更好，飞行高度也要高一些。正是由于这种压倒性的性能优势，在4月份的武汉空战中，国民党空军以一架受伤的代价，击落两架人民军战斗机，击伤四架。事实证明，在飞行员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s…5根本不是霍克2的对手。
蟑螂战术：
为了掌握战场主动权，人民空军针对双方装备的性能、后勤保障、数量差距，开始使用一种新式战术。战术核心就是利用双方速度性能和滞空时间上的特点，用数量优势压倒国民党军质量优势。
人民军以中队为单位，一次出动十二架战斗机，对国民党陆军目标进行空袭。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国民党空军选择出击拦截，但是人民军不与对方纠缠，只要看到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回头就跑。理论上说，霍克2最大速度325公里，s…5只有300公里，应该是可以追上的，当然，只是应该而已。空中遭遇时，飞行员的最大视野是10公里，s…5掉头就跑，霍克2如果要追上他，大致需要25分钟，这段时间已经足够s…5飞出一百多公里了，也就是说，如果在安庆上空遭遇，等霍克2追上，人家已经飞回机场了。这还只是纸面数据而已，s…5使用的是液冷发动机，冷却可靠，可以长时间处于最大功率运行，也就是加速时间更长，而霍克2用的是气冷式发动机，满功率运转很快就会过热，再追那就着火了！
所以，只要不是被当场抓住，或者高度相差太大，霍克2是根本没什么机会追上s…5的。空中的s…5战斗机就像一群蟑螂，让国民党空军想打追不上，不追的话地面部队又会挨炸弹，一时间变得非常被动。
为了给蒋夫人一个交待，国民党空军不得不冒死追杀s…5，人民军前进机场设在九江，霍克2航程达901公里，如果是满油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飞到九江作战，只是滞空时间短一些而已。随后在8月中旬爆发了彭泽空战，人民军出动一个联队124架s…5战斗机，围攻国民党空军12架霍克2，当场追上并击落其中4架，其余的霍克2把发动机飞报废了才逃出生天。彭泽空战后，国民党空军再也不敢深入人民军控制区追击，只能在空中玩起打蟑螂的游戏。问题是人民军十个中队轮流出动，一个小时炸一次，就算国民党空军出动驱赶，也不可能全部驱逐干净，从南京飞往安庆，一个战斗巡航需要三个小时，一天一名飞行员只能执行一次飞行任务。等到下飞机的时候，手都能累得抽筋，这种强度的出击根本维持不了多久。或许有人认为，一次飞行任务三小时，那么飞行员至少可以出动两次啊，为什么只能飞一次呢？说这种话的人明显不腰疼，别说开三个小时飞机了，你开三个小时汽车试试？
也就是说，国民党方面每天只能出动48架次，大约四批飞机，如果战斗机群数量小于8架，那么很可能要招致人民军的拦截，二打一虽然不一定打得过，但四打一肯定是没问题的，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就是这个道理。
如此一来，整个战区基本上由人民空军掌握制空权，国民党空军根本没有能力保持存在，只要国军战斗机一走，投弹的投弹，扫射的扫射，国民党陆军伤亡惨重。
战术总结：
蟑螂战术得以实施的基础，是人民军更为优秀的工程兵部队与卓越的后勤保障能力。攻占九江之后，人民军工程兵部队迅速建立了机场，可以容纳整个联队进驻。比武汉机场前进了一百多公里，使得滞空时间成本增加，反观国民党方面，只有笕桥机场可以使用，滞空时间这一项劣势相当大，直接导致对制空权无法掌控。
另外，人民军的战斗机虽然落后，却是自制的，零部件供应顺畅，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完好率和出勤率。而国民党方面虽然装备了先进的美式战斗机，但地勤人员的素质却非常低下，当需要高强度作战时，不是燃油调度不灵，就是零部件缺乏无法起飞。到战役后期，国民党空军因各种机械故障无法起飞的飞机占到总数的一半强，可以说，国军的空军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活活飞死的。
因此，空军这种高技术兵种，依靠的不是一两架先进的飞机，而是一个先进的作战体系，包括装备的生产、人员培训、后勤物资调配、前进机场工程施工等等，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将制约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人民空军的胜利正是由于其体系更加先进，尽管飞机性能暂时落后，仍然可以依靠体系的优势战胜对手。
第12章 ——日本的那些“爱国”和“报国”（）
1932年12月24日，在日本横须贺的追滨海军航空队驻地举行了一场大会：一架崭新的九〇式舰载战斗机停放在广场上，机身和机尾被标记了巨大的“报国…12（横须贺号）”字样，飞机周围聚集了大批军人和市民。这场特殊的大会是这架”横须贺号“的献纳会，而围观者正是这架飞机的认购者代表——在乡军人会横须贺分会的会员。而在此后的13年里，日本全国的民众一共集资购买了近两千架这样的“报国号”，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可观的物力和财力支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费连年增长：1931年，日本的军费预算仅为4。54亿日元，而到1937年则猛增至32。7亿日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32。58％。但即便如此，仅靠财政拨款仍远远不能满足扩军的野心。很快，以一二八事变为契机，日本陆军和海军分别开始号召国民进行名为“国防献金”的大规模战争捐款。在国内军国主义思潮的煽动下，相当数量的民众开始为战争捐款，以狂热的“爱国精神”为名支持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其中最能体现这种狂热的，便是海军的”报国号“飞机。
何为“报国号”？
报国号并不是某种飞机的型号，而是由国民和非军工企业提供资金购买的海军飞机的统称。“报国”，即回报祖国之意，很容易将其与武士道中的“七生报国”结合起来，以“报国”为名，一来可以强化民众的皇国观念与天皇崇拜，二来可以鼓励前线士兵七生报国，正可谓一举两得。与其他兵种直接捐款或参与制造的手段不同，海军希望国民能够以集体或个人的形式认购飞机并将其捐赠给部队，相对应的，这架飞机将会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命名并拥有“报国号”的特殊编号。飞机完工后，海军会在机场举行献纳式，在飞机的机身标明”报国号“序列与认购者命名，用来表达对捐赠者的敬意。
1932年3月3日，由日本毛纺株式会社全体职员集资认购了第一架”报国号“——一架九〇式水上侦察机。这一年一共有18架“报国号”被交付海军航空队，其中12架是集体捐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12月，资本家三谷长三郎的遗孀三谷贞子以个人名义一次认购了6架九〇式舰战，分别命名为“第一第六三谷号”，开个人认购之先。在这之后，踊跃的认购飞机活动被煽动起来了。
“报国号”的来源
在1932年到1945年的这13年中，日本民众为海军提供了近2000架飞机，现有据可查的有1172架。认购飞机最多的单位是朝日新闻社*，在1933年到1940年间，朝日新闻社通过号召读者捐款等手段认购了至少117架军用飞机。飞机被命名为“第〇〇〇全日本号”，表示由全国读者集资购买之意。
除新闻媒体发动的全国认购外，日本民众还通过其他多种形式认购飞机、支援战争。
首先是以县市为单位，由市民群体进行的集资认购。这一类的特点是：命名以乡土地名为主，集资广、人数多，这一类“报国号”主要集中在战争爆发前，对之后的认购起到了带头作用。此类“报国号”如：“兵库号（报国…2）”（兵库县民众）、“鹿儿岛号（报国…8）”（鹿儿岛县民众）、“冲绳号（报国…28）”（冲绳县民众）等。虽然出现最早，但认购飞机数量上不如商业者；
其次是劳动大众，主要是农村和城市的工农业者。与日方强调的“市民与非军工企业”不同的是，进行认购的公人大多来自海军所属的军工企业。由于当时的工人阶级对战争的盲从与支持，工业者认购的“报国号”在数量上远远大于农业者。这一类“报国号”的命名以会社名、工厂名（或略称）为主。例：、“第一太平洋号（报国…123）”（太平洋渔业株式会社船主）、“第一住友号（报国…125）”（住友金属工人）、“横厂工友号（报国…22）”（横须贺海军工厂工人）、“佐厂号（报国…25）”（佐世保海军工厂工人）；
其后是商业与金融业者。刺激商人认购战机的原因除了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盲从外，也有基于获得商业效应的考虑，商业/金融群体的认购异常活跃。商业/金融群体的认购机多以自家商社命名。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资本家以私人名义进行认购，如上文所述的三谷实业。例：“帝国生命号（报国…212）”（帝国生命保险株式会社营业员）、“辰马号（报国…225）”（辰马汽船株式会社/辰马本家制酒株式会社）、“生宝号（报国…30）”（生宝证券株式会社）；
还有政府机关和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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