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5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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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虎尾（低土）炮台：老虎尾位于旅顺口的西岸，与黄金山相对。其极南炮路所及，恰扫黄金山脚，可破敌南猛攻聋台之计。该台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九日开工，一切计划均由汉那根主持。至同年五月八日工竣，为时四十余日。计有三十五口径十五生的长炮二尊，由庆军营官强光前派勇驻守，而以德员额德茂为教习。该工共计用银约有五千三百余两。　
（4）威远炮台：该炮台位于旅顺口西岸，老虎尾西南小山之上。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命管驾“威远”练船都司方伯谦所修之小土炮台。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开工，至八月初八日全台告竣，计用款三千四百余两。初时借用“威远”练船小炮三尊，继易为“操江”轮上旧炮，最后始设置三十五口径十五生的长炮二尊作为主炮。亦为张光前部驻守。
（5）蟹子营炮台：该台为汉纳根负责修建，介于西岸威远炮台及馒头山炮台之间，用银约六千三百余两。其台仿老虎尾亦为德式，原用“镇海”轮上之炮六尊，后以其炮过小不能及远，乃改换为十五生的三十五口径长炮四尊；十二生的炮一尊。
（6）母猪礁炮台：或名摸珠礁，该台位于东岸黄金山炮台之下，介于黄金山与唠蛎嘴之间地势平旷，为控制口门要地。其台亦为汉那根负责修建，与蟹子营炮台均成于光绪十一年，用费约为二万余两。计有二十一生的大炮二尊；十五生的三十五口径长炮二尊；八生的边炮四尊，由护军营王荣春部驻守。
（7）馒头山炮台：馒头山位于口西，其地高出海面约五十丈，为西岸次高之山。置炮其上，西北　　双岛，羊头　　尔口，断敌窥视西澳之路。南可制敌船攻黄山炮台。其台亦由汉纳根设计，仿老虎尾之低式，置有二十四生的二十五口径长大炮三尊；十二生的二十五口径边炮四尊。该台与唠蛎嘴台同为旅防炮台之重锁，仅次于黄金山炮台。用费约三万两。光绪十年七月兴工，竣工后由毅军姜桂题部驻守。　
附旅顺口炮台表
名　　　　称　
位置　
炮数　
完　　　　工　　　　年　　　　月　
黄金山炮台　
东岸　
16　
24生的巨炮3　
12生的炮5　
12磅护墙炮8　
光绪十年（1884）五月。（十　
一年补修）　
唠蛎嘴炮台　
东岸　
13　
24生的35口径长炮3　
12生的25口径长炮6　
8生的小炮4　
光绪十一年（1885）　
老虎尾炮台　
西岸　
2　
12生的35口径长炮2　
光绪十年（1884）五月　
威远炮台　
西岸　
2　
15生的35口径长炮2　
光绪十年（1884）八月　
蟹子营炮台　
西岸　
8　
19生的35口径长炮4　
12生的墙炮4　
光绪十至十一年（1884…1885）　
母猪礁炮台　
东岸　
8　
24生的大炮2　
15生的35口径长炮2　
8生的边炮4　
光绪十一年（1885）　
馒头山炮台　
西岸　
7　
24生的25口径长炮3　
12生的2S口径长炮4　
光绪十年七月兴工，完成时间，不详。　
田鸡土炮台　
东岸　
6　
15生的后膛田鸡炮6　
光绪十一年一月由汉那根监修　
囤山土炮台　
西岸　
不详　
光绪十年五月由汉那根监修　
田家屯土炮台　
西岸　
不详　
光绪十年五月由汉纳根监修　
（8）田鸡炮台：该台位于东岸黄金山炮台之旁，光绪十一年正月动工，至七月初十日竣工，共用银一千七百五十余两。计有大炮盘二座；小炮房六座，设十五生的后瞠田鸡炮六尊，由护军营驻守。
（9）囤山炮台：该台位于西澳的西南，地势平衍，深水近岸。丁汝昌用接泥船架大炮于其上，由毅军一营驻守，其靠近海滩者则布置鱼雷。
（10）田家屯炮台：土炮台一座，亦由毅军驻守。
第二期工程（1887－1890）
（1）国人自营时期（1882－1886）
第二期最主要的工程便是船池与船坞的修建，这两件工程实际上自光绪八年十月袁保龄到旅之后即已着手经营。不过，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以及若干工程及技术方面的同题不能解决，一直迟迟未能顺利进行。最后始不得不借助于西方的先进经验与技术。初延德国工程师善威（Mr．anmwer）帮办，继将全部工程交由一家法国的辛迪加（按即联合企业组织The　French　Syndicate）包办，力得于光绪十六年完成。
旅顺口内计有东西两澳，自新修大坝以东，南尽黄金山麓，北接天后宫前，东逾老水师营废船坞为东澳。长约四百公尺，宽约二百七十公尺，水深三十六至四十二公尺。自白玉山前延西绕折而南直抵鸡冠山北者为西澳，其面积较诸东澳约宽三倍。惟水位较浅，最多不过三十公尺，无法容纳大型军舰。保龄至旅以后，周览形势，深感西澳宽广，中间又有鸡心滩，工作甚为繁巨。东澳水势虽深，然而面积较小，于是着力。于是乃决定先从东澳着手，开为船池船坞，俾北洋兵舰可以停泊修理。计划既定，于是工作亦即开展：
（一）验土性：东澳开作船坞必以掘土见底，为全题命脉所系。尽以二丈五尺以下为沙、为石、为水，无从测度，如遇地泉及随时雷雨积水，惟有吸水机方可施工。但如有流沙蛰陷，或巨石层叠，则虽费重工多亦为无从着手。故必须先验土性，而后始可开挖。经委员黄建藩及洋员汉那根插试多次，发现深者一丈二尺，浅者八九尺以下，概为全石。作为坞基，不仅省费且亦坚实。于是乃于九年四月正式动工。
（二）备工具：开挖船澳必须先将积水吸出，工程始有法进行。故特命人分别在上海及德国等地购买大型吸水机器，以备工需。
（三）招夫工：计由内地所募豫皖冀鲁等工二千五百余人，辽东等地之本地夫三千余人，合约五、六千人。（工资以工方针算，每方一六OO文，约合湘平银五钱之谱）
（四）筑捻坝：为防山水下流，特于东南北三面挑筑拦水坝敷道，并于东南对面沟一带开漕引河一条，借使山水引流入海，而免向澳中汇注。
（五）定大小：关于船澳的大小同题，曾经一度发生争议。保龄等初拟工程费为三十四万八千两之多，俟以北洋无巨款可筹，经费拮据。鸿章乃饬刘含芳及袁保龄等再议，将“如何节缩收小变通办法”，通盘筹议具覆。于是刘含芳乃提出一个“九十丈方池”之说，主强将澳身缩小，改为九十丈宽，九十丈长，可容两铁舰之回旋，则节省在十万以外。袁保龄也力赞其议。惟海军方面却坚持异议，认为面积过小，尤其是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W．M．Lang）反对尤烈。虽然“反复译问”，琅氏依旧“不甚谓然”。经过数度磋商，最后琅氏方才勉强同意。惟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建议，宽度不变长度却增加三十丈。观保龄致津海关道周馥一函所言，即知彼等意见歧异之所在：坝澳全单三十四万，不独传相踌躇，即龄亦何当不踌躇？踌躇一月而后发动，至于今尚踌躇未已也。总之，北洋财力止有此数，况此单以外，工作尚多且广？又岂可不谋定后动！两日筹思，别无良策，……惟有香兄所示九十方池之说，深得我心之所同然。昨日与琅威理、丁雨亭会商，琅将开口便说须将南北两山脚为限，可谓大言炎炎，亦是西人常态。反复辩论，渐觉点头。雨亭则谓九十丈宽，一百二十丈长必可敷用。平情而论，琅威理之说自然较有远见。盖以国防建设乃为百年之大计，决不能为节省区区小费而纯为一时着想。但保龄也有他的难处，他以为“通筹全局，以财力盈缩为断”。旅顺工程“在踏实不在宏涸”，“果如鄙言，百余万亦可粗成一格，三年或可有成。”他也知道节费省工决难完全无弊。可是他却辩称：“际此事艰帑绌，又岂能如西人所修船澳，动以数千百万为言？”由是观之，保龄之举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决非目光短浅者可比。
（六）船坞位置的选定：关于船坞的位置，按照袁保龄的原来计划，本在新筑大坝之东二六O丈处之水师营旧坞。俟以用费太多，鸿章乃于光绪八年十二月饬令津海关道周馥改估，并会同美国水师官某定议移建船坞处于水师营旧官厅之东两山之凹，视老水师营废船坞西移数十丈。将澳工缩短为九十丈方池，以供铁舰回旋停泊之地。其北则为船坞可以修理，其西则为船路（宽五十丈，长九十丈），共计改估澳工须银二十五万四千余两，视原估省土八万三千余方，省费不及七万。可是这次的修改计划并未成为定局。后经英人琅威理的勘查，亦未成为决策。光绪十一年德国副将哲宁又曾在其“保守旅顺海防条陈”之内，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主张在白玉山後后造船厂。其地宽敞平坦，四面均有高山围护，的确较诸琅威理等所定澳坞地势为佳。惟以所费不止三倍，巨款无着，自然无法照办。最后始决定仍就澳工南北，考求山外抛物险所不及之处，择地先行修建船坞一座，以期铁舰来华有所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船池与船坞的工程虽然大力准备，可是它的进行却很不顺利。
（一）因拦潮大坝不固，时常蛰陷漏水，直至光绪九年十月的　　危机****过去之后；才算化险为夷。然为长久之计，尚必须于其东筑石备坝一条，方可保其无处。
（二）因中法战争时期，海防紧迫。为了加　　强旅顺的防卫，保龄乃决定“急炮台而后船坞”，并且获得李鸿章的首肯。”
（三）因船澳除北面近底二三尺稍见黄土外，其余澳东，澳南各处几乎全系黑色稀淤。虽然挑成六收大坦坡，依然常有软泥塌陷。故就全局形势而霄，若不修石岸，任其自然，一则收坡太坦，船难靠岸，工作俱多不便。一则潮汐冲刷，坦坡必坍，数年后不免于浅。起初拟将船池四面石岸工程全用条石块石分层间做法，收坡一分，内外取其陡直，便于靠船。船路两旁拟用块石大坦坡做法，取其易杀湖势，　　兼减稀土膨胀之力。凡根脚皆难用塞门德土（水泥）作托，其最稀软之澳南六七丈则添用松竿下椿。可是实际情形却并不若保龄等设想的那么简单。尽以旅顺东澳本系大海潮汐灌注之区，蛎壳稀淤，层遁间积，本色黄土不过百之一二。每遇阴雨之际，澳内稀淤日益外增，黄土虽有三丈，难敌数十丈稀于之力。因之已砌泊岸，经常随着坍土下卸，欹侧倾斜，石工尽坏，旷日靡帑，伤尽腼筋。最后不得已乃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推蔗德国工程师善威，（Mr．Samwer）赴旅作为工程局的帮办，希望能解决此一工程上的难题。可是善威非但未能解决旧的同题，反而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实非意料之所及。
善威至旅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同题：（一）是船坞的用砖或用石的争议。善威疑仿德国最大军港溪耳（Seaport　Kiel）船坞的做法，一律用砖作面。中国方面颇表反对，（1）以就常识而论，石多较砖坚固，用砖当然不如用石。不懂中国人有此看法，即英、法等国的专家也无不有相同的意见。（2）认为德国出石较少，故石贵而砖省，而中国方面则与德国相反，不可一概而论。（3）以从前关平方面曾仿西德窑式，但因地质土性不同，成砖并不坚固，新盘（旅顺地名）窑式果能成砖与否，　　尚难确定。百方争论，善威却仍坚持如故。保龄虽感其人“食古不化”，惟以彼既身为旅顺工程局帮办，一切船澳船坞工程均由其设计主持，华人仅负土方之工，对于他的意见也不能不多予考虑。一面报告鸿章，请求电托中国驻德公使馆打听溪耳港用砖情形，并将有关溪耳　　建港资料译成中文以备参考。一面于新盘设立大小窑厂两座，并将关平所出的缸砖与善威所烧的泥砖（洋砖）比较。因之宕延了很久的时间不能解决。
二是工程费的问题。根据善威的初步估计，旅顺澳坞泊岸闸坝厂库各工费用为一百三十万两。后经鸿章节令保龄等人切实考究，渐次骄减，至十一年十二月间，善威始允减至一百廿五万五千二百两。保龄以为“大抵西人性情，工程必求极稳，器物必求极精，欧洲各国彼此争胜，久成风俗。……尽其习尚使然，非必有因以为利之心也”。可是“旅顺工大费矩事难，稽之成法，无可比例。固不敢专效西人一味铺张，亦不敢遇事拘泥，终鲜成效。计惟有宽筹慎用，步步稳进之一法，或可无大蹉跌”。
三是完工日期的问题，自光绪十二年二月间，鸿章即曾面饬保龄，向善威考询明确，万不准迟误三年告成之限。保龄奉论之后，遂即照饬善威，以何时应做何工？何日可以告成？并命彼通盘筹计逐项开具清单，以凭核明转禀。可是善威却一再藉故推托，直至是年六月间尚沓无下文。虽经保龄屡次派员催促，并条开函问，但均若投石于海。因之遂使保龄封于善威的能力不能不加以置疑。早在光绪十一年四月间，他即看出“善威为人心细气　　平，好学深思，于工程读书颇有考较。然于此等澳坞巨工，亦未之经办”。且其“所拟各法大抵得自成书，乃以凭揣之词。且统计各工，估费无论何项做法，总在百万元以外。即使请定专款，亦未可轻率举办。”及光绪十二年七月他更进一步地向鸿章报告，指出：“善威之为人，才具太短，极琐碎细事亦复不了，更无论大者远者。即如船坞全工之图，估时近一年，严催婉促，终未交呈。近与商定购买机器合同、顾畏极多，言语反复无定，多不能自全其说。微窥其际，于机器甚属外行，故欲随事向各厂耍圃以自掩。……其才止可参酌谋议，万不能猖立任此矩工。”这种意见不仅保龄一人怀有，即津海关道周馥也有同样的观感，“颇疑善（威）一人未能了”。
四是订购机器的纠纷，善威来华以后，以为旅顺船坞各工需用机器甚多。于是乃于光绪十一年十月要求亲赴外洋带银采购。但当保龄以此事与其蔗主德　　璀琳（G．Detring）筹议时，德璀琳却不同意。他认为“派人往购不如专托洋行”。接着他并推蔗上海英国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　Matheson&；amp；．Co．）行商宓克（A．Michie）承揽。十一月间怡和行，方面由宓克貌赴天津嵩僵，一方面特派代表满德（Mr．H．Mendi）到旅接洽。然后由于双方的意见发生很大的距离，往返交涉，颇费时日。次年（光绪十二年）六月，中国又曾请上海耶松英商尉霞赴旅，将所用机器核实勘估。而法国银行也早于是年三月同派遣监工特温内（按即德威尼Mr．Thevenet）吉沙尔（Mr。Guichard）前往津旅活动。于是德、英、法三国人士之间遂为包揽旅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终以袁保龄及周馥对于德璀琳及善威的不满，乃于光绪十二年九月间采取联合行动。“竭二十余尽夜之力、视旧稿省帑十七万。”始将旅顺船坞工程从德人手中收回，交由法人包办。然保龄亦因此中风病例，并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去世，时年四十八岁。保龄致病的原因固由旅工的长期劳顿，但与德璀琳的横加干扰亦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病后曾致害于人谈及此事云：“税务司德璀琳者，性最贪狡，百计干预。旅役蔗德人善威为监工，两年无尺寸效，优以华官掣肘为辞，荧惑长官之听。保龄再三争之不可得，无日不呕气，此病根所由来也。”其所遭遇的困难与烦恼可以想见。至于其对旅工的贡献则有口皆碑，决不容否认。李鸿章于其请　　片内云：“旅顺口工程防务，该员出力最多，其功实未可泯。”实可谓为持平之论。
（2）法人包办时期（1887－1890）
中法旅工合同于光绪十二年九月廿二日（一八八六、一一、七）在天津签字。中国方面的代表为津海关道周馥（因袁保龄此时瘫痪巳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