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5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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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单子最后转给了以造鱼雷艇闻名世界的挨吕屏什好船厂，厂方不敢怠慢，组织大量熟练技术工人，开始了德国造船工业史上第一艘排水量突破100吨的鱼雷艇的建造。这艘大型鱼雷艇后来被命名为“福龙”，英文译名FU　LUNG，在德国档案内被称为S10，排水量120吨，艇长42。75米，宽5米，吃水2。3米，动力系统为一台三胀式蒸汽机，和一座汽车式锅炉，单轴推进，航试时测得功率高达1597匹马力，航速为惊人的24。2节，煤舱标准容量14。5吨，最大容量24吨。龟壳状的艇首左右各有1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除标配的2枚刷次考甫鱼雷外，还另有2枚备用鱼雷。艇首之后是一座碉堡状的司令塔，用来操纵驾驶和控制前部的2具发射管，在“福龙”艇的后部甲板上，还有1具可以旋回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配合这个发射管，在附近另有一座备用装甲司令塔，两座装甲司令塔均可以用于操纵军舰，司令塔顶部还各装备1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因为“福龙”艇体积较大，不便于拆卸回国组装，所以在“福龙”艇上还架设有3根桅杆，用于扬帆远航。1886年9月24日，在德国海军官兵驾驶下，“福龙”艇到达福州交船，中国拥有了第一艘头等鱼雷艇。
继张佩纶之后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裴荫森，以在任期间造船成就突出而闻名，1885年就开始委派曾留学德国的工程师陈才瑞创办船政局鱼雷厂，自行生产黑头鱼雷，“臣等深维鱼雷为海防制胜利器所必须，中国能自制造始足以张我军威”。“福龙”艇回国后，裴荫森立刻上奏清廷，请求下拨经费，仿造一批，后因经费无着，一直没有进展。1890年，新任船政大臣卞宝第认为，鱼雷艇作战讲究成队出击，福建仅有的这一艘鱼雷艇过于单薄，在没有能力继续购买或建造的情况下，不如撤去，无论南洋北洋，只要出6万两银子就可以拿走，所得的钱充作闽江口的海防经费。很快，“福龙”艇便北上而去，编入了财大气粗的北洋名下。
张佩纶这个未来的女婿购买的头等鱼雷艇当时令李鸿章极为羡慕，1886年，与在向欧洲购买“致远”、“经远”级巡洋舰几乎同时，北洋海防开始了一轮集中购买鱼雷艇的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英国定造的大型鱼雷艇，这艘后来被命名为“左队一号”（简称左一）的鱼雷艇，由英国著名的鱼雷艇制造厂家亚罗船厂建造，排水量略小于“福龙”号，为90吨，外形尺寸也略小，艇长39。01米，宽3。81米，吃水1。91米，动力系统采用的是一台立式三胀蒸汽机，和一座汽车式锅炉，单轴推进，功率1000匹马力，航速23。8节，煤舱标准载煤12吨，最大载煤20吨。比较特别的是，这艘英国建造的鱼雷艇并没有使用老家产的白头鱼雷，装备改成了德国刷次考甫的黑头鱼雷，艇首左右各设一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艇后部甲板上另有一具可以旋转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此外装备了2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全艇编制25人。由于考虑可以随同“致远”、“经远”级4艘军舰一起被拖带回国，为节省经费，“左一”鱼雷艇建造时降低了某些远航的技术要求，艇上只加装了一根桅杆，建成后的“左一”由“来远”舰使用钢缆拖带回国，航行过程中钢缆多次脱落断裂，险象环生，最终于1887年12月平安到达祖国。
对于“左一”号鱼雷艇更多的情况，当时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曾登载过一篇令人身临其境，颇有价值的报道，：“在它的船头有两具刷次考甫鱼雷发射管，第三具鱼雷发射管被安置在船尾的甲板上，每枚刷次考甫鱼雷重约270千克，长约4。6米，做过最先进的技术改进。船头的鱼雷入射角为7度，通过空气压力发射。船尾的鱼雷采用火药动力发射，鱼雷发射舱采用电力控制，鱼雷发射管定位在旋转轴上，几乎可以全方位发射。同鱼雷相连的是一个能显示敌舰速度的导航装置。甲板上有7门机关炮，其中3门是4磅弹的格林炮，还有1门机关炮被装在指挥塔顶端。艇长在指挥塔里可以指挥船的一切行动，包括发射船头的鱼雷。指挥塔中的控制杆、话筒和方向舵相互离得很近。和其他船一样，它使用电力照明。它利用蒸汽拉响船笛。船的烟囱是双层设计，无论内层有多么热，外层的油漆也不会受热剥落。”
北洋这次鱼雷艇大采购计划的另外部分，是向德国伏尔铿船厂定购了5艘鱼雷艇，先后拆散运输回中国组装，后来这批艇分别被命名为“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各项参数基本一致，属于同级。这级艇的体形比较大，仅次于头等出海鱼雷艇，排水量74吨，艇长33。71米，宽3。51米，吃水1。07米，“左二”、“左三”主机功率338匹马力，航速13。8节，其余3艘功率442匹马力，航速15。5节。这级艇的主要武器是安装在艇首左右两侧的2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以及两座司令塔顶部的2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根据目前保存在国内的一张“右一”鱼雷艇图纸来看，这级艇外观和当时的封闭式鱼雷艇类似，艇首是龟甲状甲板，烟囱偏离艇体中线，安装在靠近右舷的位置，以方便装填鱼雷，艇上共有2处司令塔，一座位于艇首龟甲甲板末端，另一处在艇尾部。此外，艇上还有一处露天的双联舵轮和一座露天磁罗经，可能是用于平时操舰航行。最为有价值的是，图纸上给出了当时鱼雷艇的内部情况，从剖视图上可以清楚看到内部鱼雷发射管的安放方式，令人惊讶的是，在内部空间狭小如潜艇，排水量仅有几十吨的鱼雷艇上，竟然在尾部单独设置了装修考究的艇长生活空间，还配有豪华气派的会客室。士兵连起码的居住环境都难以保证，而艇长却能获得如此之大的个人生活空间，等级森严的西方海军传统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1879年最初迈出购买西式鱼雷艇的步伐，到1888年“左队”、“右队”等鱼雷艇陆续回国，北洋海防辖下拥有了中国沿海最强的鱼雷兵力。回顾将近10年的努力，李鸿章志得意满得称“练成鱼雷艇十余号，可备辅翼铁舰之用，为各省所未有”。
随着炮船、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等各类舰只的逐日增多，北洋海防实力很快跃居沿海各处第一，成为内定的国家海军人选。1888年10月，清政府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建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记载，纳入北洋海军正式编制序列的鱼雷艇实际只有6艘，即“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他们单独编成为鱼雷营，营制模仿淮军陆军的组织方式，以每艘艇作为一营，分别由王平（王登云）、李仕元、徐永泰、（“右一”鱼雷艇管带不详）、刘芳圃、曹保赏等管带，其中除王登云是天津水师学堂鱼雷专业毕业外，其余均为曾留学德国的鱼雷专业学生出身，但是因为鱼雷艇人数编制较少，各艇的管带大都只是都司、守备等低阶。其他如“定远”等舰的舰载艇“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均没有单独列编，如果将这些鱼雷艇以及稍后调入北洋海军的“福龙”鱼雷艇都点算在内，那么北洋海军成军后鱼雷艇总数应当为13艘。
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旅顺军港，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兴办的一项规模空前的国防建设工程。最初为法国工程师承办，后由李鸿章的亲信部下，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主持，建造工作开始于1880年，主要目的是为北洋新式舰队提供一个全面的维修、保养基地，在构建庞大的炮台工事群，修建开挖大型船坞、港池同时，与鱼雷艇配套的相关设施也同步施工建设。除了专门用于保存鱼雷的仓库、维修保养以及调整定深的鱼雷工厂、停靠鱼雷艇的小石码头等专门设施外，旅顺基地内还建设了蔚为壮观的鱼雷艇岸上仓库群。因为鱼雷艇体积小，不耐风涛，从保养角度起见，如果长期停泊在海中，对于艇的使用状态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和安全隐患，旅顺基地的鱼雷艇岸上仓库，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轨道交通设施，可以直接将鱼雷艇从海中运输刷洗上岸，送至一间间规模庞大的专用库房内保存，以方便保养维护。需要使用时，则打开库门，将鱼雷艇运送下海即可。这些先进的设施，为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硬件技术设施保障。比旅顺基地建设稍晚的威海卫基地，与旅顺口共扼渤海门户，是北洋海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和屯泊之所，考虑到鱼雷艇部队的停泊方便，也配套修建起了鱼雷库房、鱼雷艇码头等设施，但规模较之旅顺则略小。
以往常常容易被忽视的是，尽管鱼雷艇部队名义上隶属于北洋海军，但由于旅顺具有完备的鱼雷艇停泊、保养设施，而且原设威海，用于培养鱼雷专业军官和管理鱼雷艇操练的鱼雷营也随之迁至旅顺，作为鱼雷艇基地旅顺具备极好的先天条件。同时考虑到鱼雷艇兵器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和大型军舰在人员素养要求、主战武器、作战样式、航行能力、驻泊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北洋海军建军之前就将鱼雷艇与战舰分开管理和训练，即由鱼雷营统辖鱼雷艇。1888年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时又更进一步明确规定：“旅顺鱼雷营督饬雷兵操演雷艇、课习学徒并工厂一应藏艇、修雷等事，为鱼雷艇根本重地，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实际表明，北洋海军提督对鱼雷艇部队并无直接的管理权力，包括舰载鱼雷艇在内的各型鱼雷艇从回国之后，就隶属于旅顺基地的鱼雷营，其直接管辖者则是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即旅顺基地的负责人，历史上首任是安徽贵池人刘含芳，甲午战争期间则是第二任，安徽合肥人龚照玙，均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而北洋海军提督如需调用鱼雷艇，必须要和旅顺船坞工程总办进行协商。尽管《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鱼雷艇部队战时必须要归北洋海军提督统一调度指挥，但从甲午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丁汝昌战时使用鱼雷艇，仍要与旅顺基地协调，有时甚至还需请示通过李鸿章来直接下令调遣。鱼雷艇部队的训练、管理，与战时的指挥各定一套系统，埋下了命令不畅，将不知兵等隐患。
鱼雷艇大量回国后，和北洋舰队分开管理的鱼雷艇部队，大部分时间是在基地进行教学、训练，几乎从没有出现在北洋海军例行的巡弋活动中。史料中所能找到的关于鱼雷艇部队活动的记载，主要是李鸿章先后四次检阅海军后所写的奏折。首次是在1884年6月，当时李鸿章在威海检阅海军，观看鱼雷操演后奏报清廷：“员弁、兵匠齐力操作，射放有准，驾驶雷艇快捷如风，洵为制敌利器”。1886年5月，李鸿章陪同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在旅顺观看了鱼雷艇部队的演习。鱼雷艇“先以空雷射靶，见鱼雷入水，直射如箭，水面惟见白纹一线而已。射靶毕，以装棉药之鱼雷攻旧广艇，一轰而成齑粉。西人谓，水战攻木船者莫如铁甲，攻铁甲者莫如鱼雷，信然”。第三次的情况较有特色，1891年5月，李鸿章对北洋海军进行成军后的第一次大校阅，鱼雷艇部队先是在大连湾于夜间“试演泰西袭营阵法”，即演练黑夜的编队偷袭，白天则调集七艘战舰和六艘鱼雷艇演放鱼雷，结果“均能中靶”，令李鸿章非常满意。第四次是1894年5月，鱼雷艇部队再次在大连湾演习夜晚偷袭战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并在威海卫铁码头雷桥试验鱼雷，“娴熟有准”。
尽管官方的公文里永远充满了阳光的记载，实际到了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面临和战舰部队同样多的问题。首先是鱼雷兵器本身的问题，和战舰的高装药弹一样，北洋海军大量使用的黑头鱼雷也只能完全依赖进口，国内多个机器局虽然都曾想方设法仿制，但都因为技术难度过大而中途夭折，而旅顺、威海等地的鱼雷工厂，也只能完成鱼雷的保养、定深等工作，完全无法制造鱼雷，后来由于遇到禁止购买外洋船炮军械的限制，鱼雷一直未能获得补充，到了甲午战前，大部分鱼雷甚至还是购买鱼雷艇时配套购买的，经过数年的反复操演练习，早就磨损腐蚀得老旧不堪了，可靠性大打折扣。其次的问题来自人员方面，由于鱼雷兵器使用的特殊性，要求鱼雷艇官兵作战时必须做到镇定自若，在枪林弹雨极为险恶的环境下，沉着操作，这需要具备极好的心理素质。但北洋舰队的鱼雷艇官兵，尽管整体技术素质方面要胜出战舰部队一筹，但仍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当时中国海军教育制度里偏重理论技术知识，忽视军人气质养成的不利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军官和技术士兵，往往是高分的好学生，但可能并不是好的战士，缺乏刻苦坚韧的精神和气质。　
蹈海惊雷
1894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关系骤然紧张。原本为节省维护经费，收放在岸上库房内保存的北洋海军鱼雷艇纷纷重新进入大海。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偷袭中国舰队，8月1日，中日两国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9月16日深夜，自丰岛海战后就枕戈待旦的北洋舰队主力各舰乘着夜色陆续驶出大连湾，护送陆军前往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在编队的行列里赫然有4艘鱼雷艇的身影，出海大艇“左一”、“福龙”，以及略小的“右二”、“右三”，编队出发前，可能更多考虑的是鱼雷艇吃水浅，可以在近岸处警戒、护卫运兵船，以及帮助拖带舢板登陆，然而谁也未能预料，一场近代海战史上空前的恶仗即将发生。
9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协助陆军登陆完毕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不期而遇，北洋舰队10艘主力战舰以横队阵型迎战采用纵队的日本舰队，中午12时50分，随着“定远”舰一声炮响，黄海海面为之沸腾。在由主力舰组成的纵队外侧，日本舰队中还有一艘模样奇特的军舰——代用巡洋舰“西京丸”号，这艘排水量2913吨，原本属于日本邮船公司的客轮，因为乘坐舒适，居住环境好，被用作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观战的座舰，尽管临时加装了一些火炮，但毕竟无法和真正的军舰对抗，加之舰上又有重要人物，因而“西京丸”被编在作战舰队外侧，处于相对安全的局外位置。　
黄海海战开始前，北洋海军的4艘鱼雷艇尚在大东沟附近担任江口警戒工作，海战爆发后，跟随“平远”、“广丙”2艘巡洋舰，鱼雷艇队也向战场疾驰。下午2时55分，先前因为遭到“定远”、“镇远”炮击，而使得液压管路被彻底破坏，被迫使用人力舵轮缓慢行驶的“西京丸”号，突然发现硝烟弥漫之中，在自己的船头方向有一艘大型的中国鱼雷艇正高速逼近。　
蔡廷干，广东香山人，12岁时曾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被派往美国留学，清政府下令撤回留美幼童后，被选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鱼雷专业，后历任“左一”、“福龙”管带，此时，正指挥“福龙”艇冒着密集如雨的小速射炮炮火冲向“西京丸”。下午3时5分，双方逼近至400米距离，进入了黑头鱼雷的有效射程，“福龙”艇艇首右侧鱼雷管射出一枚鱼雷，“西京丸”舰面对这可怖的武器，作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疯狂处置，竟然调整航向，对着鱼雷迎面高速驶来，结果在最后的一刻，船头犁开的浪花使鱼雷改向，从“西京丸”左舷掠过。“福龙”艇随即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