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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5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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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记忆中，自己的那座城市首先是一座和平之城。我对它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还记得距离罐头厂不远（【注】格罗兹尼罐头厂后来成为车臣战争中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导致了俄军的大量伤亡）、7路公共汽车路线所经的那条静谧的街道，记得那所二层楼的学校，记得自己家那个爬满葡萄藤的院子……90年代我只能目睹另外一个格罗兹——它已毁于一旦，化为焦土。然而满眼废墟的可怕景象却无法破坏我的美好记忆，关于这座城市，关于当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美好回忆。” 〔4〕
不过，在“平静的七十年代”，车臣还是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这个共和国的犯罪率奇高，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特别多。 1973年1月，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生了群众性闹事事件。事后的2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在提交给苏共****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1958～1972年间，因各种犯罪行为而被内务部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5；455人，也就是每六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人……还应该注意到大量没有劳动就业的居民（约3万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员。顺便说一句，在格罗兹尼群众性闹事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中，无业人员几乎占了一半。”〔13〕可以想象一下，在最为平静的六十～七十年代短短的14年里，一个民族有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因刑事犯罪而受到惩处，十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当时格罗兹尼大约有30万人口）在政府保证充分就业的苏联制度下无所事事，这样的民族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
二、联盟解体
1、危机乍现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经济发展步伐越来越慢，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危机进一步加深。车臣人游手好闲的民族特性、车臣原始的社会结构和过高的出生率的共同作用下，车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其中维持生活的90％收入来源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11〕居民中文盲比例很大。车臣失业现象特别严重，到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达到30％，与当时全苏个位数的失业率相比是最高的，这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8〕
虽然历经了1957～1989年车臣历史的“黄金时代”，但“过去多年甚至数个世纪造成的民族积怨、成见、偏见乃至歧视，在这个国家一直存在，代代相传，随着镇压机器的崩溃迸发出来，而且一些感到‘成功之日’已经到来的激进头面人物千方百计加以煽动”〔5〕，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后果。苏联后期的历届领导人都忽视本国存在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崭新的社会的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放松了对民族问题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纷纷乘机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压力消失，就如奔腾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造成灾难。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样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戈尔巴乔夫从没有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工作过，缺乏对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在苏共****工作期间，受到过去苏联领导人美化民族关系、粉饰太平的一贯风格影响，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国内潜伏的民族矛盾缺乏清醒认识，盲目乐观。例如，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谈到民族关系问题时说：“长期以来苏联在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杰出的和丰富的经验，因此，在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已得到确立，并已深入到亿万人的思想意识之中。”〔25〕然而，戈尔巴乔夫实在是不走运，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剧烈泛滥的洪水。首次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的国立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1986年12月17日，由于苏共****撤换了哈萨克第一****库利科夫，由俄罗斯族人科尔宾担任，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引发了骚乱。尽管库利科夫又老又腐化，而科尔宾年富力强而口碑较好，但前者仍被哈萨克人视为“自己人”，而后者则被视为莫斯科派来的“外来人”。示威者高喊“俄罗斯人滚出去，哈萨克斯坦是属于哈萨克人的！”等口号，这表明苏联内部各民族之间不仅远远没有达到完全互相信任的程度，而且隔阂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但是，这两次危险的信号，没有引起苏联领导人的警觉。1987年1月1日《真理报》社论在评论阿拉木图事件时，也仅仅不痛不痒地认为这是“民族闭关自守、地方民族主义、依赖他人的心理以及民族自高自大”的表现，没有分析民族冲突的深层次原因。直到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还坚持认为“民族关系问题在苏联已经解决了”〔25〕。而此时，在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之间，刚刚爆发了血腥的纳戈尔——卡拉巴赫冲突。此后，波罗地海国家、西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由于苏联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什么经验可遵循，故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对突然凸显的民族问题缺乏必要的准备：先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而等到局面失控，又惊慌失措、顾此失彼。
从1988年4月起，在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陆续建立了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开始有组织和有纲领地从事民族分离活动。但这仍然没有引起戈尔巴乔夫的警惕，甚至把它们当作“支持改革的力量”加以称赞。1988年10月1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时，戈尔巴乔夫竟然委托参加成立大会的共和国******第一****维亚利斯转达他对人民阵线成立的祝贺，“祝贺人民阵线支持改革成功”。戈尔巴乔夫这种极为错误的举动，助长了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嚣张，并为其他共和国成立类似人民阵线的民族主义组织开了绿灯。此后，在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带动下，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也都相继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各种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许多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也纷纷建立类似人民阵线的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后来全苏各地民族主义组织迅速发展，总数多达数万个，〔25〕这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发展和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创造了组织条件。
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原意是打破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情，以求摆脱“停滞”的困境。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急躁冒进的“民主化”会被民族主义势力利用，引发民族矛盾大爆发。民族分裂分子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并与俄罗斯内部的“民主派”彼此呼应，先后夺取了地方政权；而其一蹴而就的“公开性”则成为揭开历史伤疤、加深民族仇恨的利器。而苏共主要领导和苏联人民，显然没有分清楚人民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民族主义予以镇压。戈尔巴乔夫既然自己启动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为“改革的扼杀者”，因此在地方分离问题上处处被动，试图靠“说服”“威胁”来压制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而对于铁了心要靠分裂国家达到掌权目的、又有本族群众狂热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来说，“说服”不啻于一种鼓励。因此，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使苏共失去解决敏感和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机会，错误的改革政策为民族分离主义泛起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膨胀创造了条件，导致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使苏联面临解体的危机。〔25〕
由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提出独立要求，导致苏联日益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而糟糕的是，原来的苏联宪法中，规定有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权力。当时宪法的拟订者们大概想都没有想过，在苏共严密控制下的加盟共和国居然有独立的可能，因此“慷慨地”在纸面上赋予了这些共和国这一权力。等到各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甚至宣布“独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乱了分寸，陷入与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大战之中。
突如其来的民族问题使得苏联改革重心再次转向，从政治问题转到民族问题。1990年上半年，苏联尚存在通过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但到俄罗斯宣布拥有主权和“激进民主派”叶利钦掌握俄罗斯最高权力之后，联盟条约签署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这主要是因为：在联盟层次，叶利钦是不具备与戈尔巴乔夫对抗的实力的，一是戈尔巴乔夫具有“继承性威权”，是当时实力尚且强大的苏共总****；二是戈尔巴乔夫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合法选举出的苏联总统，要挑战这一职位的话，起码要等上五年；三是国际社会普遍支持戈尔巴乔夫，而把叶利钦当作一个夸夸其谈、言辞粗鲁的小丑，一个匆匆过客。因此，叶利钦要想夺得权力，必须另辟蹊径，通过煽动俄罗斯民族主义让自己在俄罗斯联邦这一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掌权，并千方百计剥夺联盟****的权力，进而达到自己掌握实权的目的。
由于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的鼓噪，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分离势力的破坏，苏联各地经济联系被切断。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实行经济职能地域分工的国家来说，这种割裂犹如斩断一个人的手足，将极大地加深经济困境。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市场短缺更加严重。到1991年，苏联有将近2000种生活必需品经常断档，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加深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实际上，这些商品并非全都没有，而是被一些打算牟取暴利的人或单位囤积起来，或者因运输跟不上而无法供应市场（【注】1991年华约解散后苏联从东欧撤军，大批技术装备和人员通过铁路返回国内；同时由于签署了欧洲裁军条约，苏联军方将大量武器装备运往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使得运输成为“瓶颈”）。
生活水平的下滑给了民族分离分子最好的煽动借口。例如，波罗地海国家是苏联主要肉类供应基地，当地的民族分裂分子煽动说，如果不把肉类供应给联盟****，那么我们的肉吃都吃不完；他们却故意不说事情的另外一面：如果其他加盟共和国不供应波罗地海国家电力、能源、棉花和谷物怎么办？地方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使得一些俄罗斯人心生反感，俄罗斯人自认为自己是个被不断“抽血”的民族，总是不得不无偿援助一些落后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因此，当这些地区提出独立要求的时候，不少俄罗斯人也认为，“分开单过”可以免掉不少义务，俄罗斯没有这些“小伙伴”们会更好一些。
即便如此，在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仍然有多达四分之三的苏联公民选择了生活在同一国家中。在中亚一些共和国，选择保留苏联的占到人口的90％以上。虽然波罗地海国家和格鲁吉亚当权的“民主”派采取暴力措施禁止本国公民投票公决（这根本不叫“民主”，而是明目张胆的反民主），但还是有不少人冒着风险投票赞成保留苏联。在每一个参加公决的共和国，都是主张保留苏联的人占压倒多数。因此，从尊重人民意愿的角度出发，苏联应该得以保留。
2、车臣人民代表大会
1990年11月23日～26日，在格罗兹尼组建了第一届车臣人民代表大会，后更名为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ОКЧН）。这个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个反对派组织。经过一番激烈争斗，苏联空军退役少将杜达耶夫担任大会执行委员会****。当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夺权斗争的莫斯科，“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件事。”〔16〕这个机构采取的最初步骤就是为民族清洗鸣锣开道，它的决议里有如下要求：“除车臣族人外”，限制向共和国移民，不任命“非本民族人士”担任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检察院领导职务。〔5〕
几乎在同时，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共和国国家的主权宣言。该《宣言》宣布了车臣——印古什为“主权国家”，并谴责了斯大林时代“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采取的种族灭绝行动”，并要求归还邻近的奥塞梯共和国境内原属于车臣人的土地。当然，《宣言》不会提及把赫鲁晓夫时代划给车臣人的捷列克河以北的土地归还给斯塔罗夫波尔边疆区。当时的苏共车臣——印古什州委第一****扎夫加耶夫（【注】后来，扎夫加耶夫成为莫斯科支持的车臣反对派领导人）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16〕
1991年6月8日，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宣布建立独立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但必须指出的是，车臣此时宣布的“独立”，是指从俄罗斯联邦独立出去，而不是从苏联独立出去。〔17〕换句话说，就是车臣希望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只是后来的苏联解体，使得车臣变成了真正的独立要求。
3、“819”事件
不过，此时在车臣掌权的，依旧是苏联，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只是个反对派组织，直到“819”事件的发生。在这次不成功的政变发生时，苏共车臣——印古什当局站到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边。当时的车臣当局为了配合“紧急状态委员会”，逮捕了车臣分裂势力的“思想家”扬达尔比耶夫。这次为期三天的闹剧般的政变失败后，整个社会出现了一股“歇斯底里”，苏共迅速瓦解，在车臣也不例外。
由逮捕扬达尔比耶夫引起一些人的骚乱，参与骚乱的人占领了苏共格罗兹尼市委大楼，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指挥部；市委大楼旁是克格勃大楼，当地克格勃领导人维&；#183；伊万年科看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是好，急忙打电话请示叶利钦，可怎么也联系不上，因为“819”后大权在握而踌躇满志的叶利钦去索契渡假去了。〔16〕得不到上级命令的伊万年科没有敢承担起用武力平息暴乱的责任，那可是1991年的8月底，没有谁敢冒着“镇压民主”的风险行事。事后，他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只需要花少量流血的代价就能制止住激进分子……”
匪徒们在强力机构的无所作为面前越发肆无忌惮，共和国领导人扎夫扎耶夫被赶下了台。8月28～29日，已经武装起来的匪徒封锁了格罗兹尼的街道和广场，抢占了共和国部长会议、广播电视中心和机场大楼。当时已经在莫斯科得势的叶利钦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哈斯布拉托夫（【注】鲁斯兰&；#183；哈斯布拉托夫是车臣族人，但他坚决反对车臣独立）派出了一个由“激进民主派”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到车臣与武装分子会谈。在当时，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们是把杜达耶夫匪徒当成“民主力量”来看待的，因此，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反对派提出了最高苏维埃自行解散、选举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总统继而解散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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