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3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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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和张魾与藩属来往已越出他们的职权范围，终于酿成了自己的苦果。1302年，他们两人被指控通敌谋反。朱清被赐死，张魾及其儿孙在北京被处死。
朱、张之死导致了粮食运输收归官营，而且在随后25年中，粮食运输业仍在继续兴旺发展。但一些因素却对粮运业发展不利，如腐败无能的官员被指派去掌管船队，物价飞涨，海上风暴造成损失，海盗活动猖撅。不久，元朝皇帝放弃了海路，改为通过较安全和便于防护的内河水系运粮。
朱清和张魾的经验很有意思，它体现了官督商办的思想。官方的严密监督和干涉的政策使得贸易变得非常冒险。象朱清与张魾这一类商人往往只想谋利，而不愿再投资发展会遭社会谴责和被官府没收的企业。另外，官府处决张魾儿孙一事表明了让亲属介于商务是何等的危险，最后一点就是，关闭海路是后来的朝廷一再推行的政策。尽管贸易具有很多优点，沿海运输业非常有效，但儒家歧商的观点往往得以流行，官府支持海运也只不过是暂时现象。
第366章明朝的海洋思想
　　　　　　　　　　　1405年，中国发展海洋的进步态度最终导致了向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一系列远航。向印度洋的远航包括了对锡兰、印度、波斯湾和非洲的访问。这些伟大的航行实际上证明了中国过去曾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大国，其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相比的。　
但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与海洋大国的名望并不长久。7次远航中的最后一次于1433年结束了。此后，中国的皇帝再也没有派遣船队远航，其结果是企图消除这些作为中国皇帝一时过失的远航的影响。然而，这样做势必会忽视中国海洋思想的必然影响，特别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海上力量对于扩大与控制藩属有着极大的潜力。远洋航行的终止明显突出了朝廷中势均力敌的大陆派的势力，这些人企图将中国引向背离海洋发展的道路上去。　
明朝初期的战略思想　
在讨论远航及其航行日程之前，首先有必要分析—下反映中国大陆派思想和海洋派思想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的某些因素。　
明朝开国皇帝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南京附近河网地区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孤儿，幼年被和尚收养，在庙中接受教育。离庙之后，他无事可做，不久就成了乞丐。朱元璋25岁时参加了起义军，这支起义军在中国中部的大河流域同元朝官府军斗争了十多年。　
战争终于削弱了元朝政府支持下的地方军队，起义军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后来朱元璋当上起义军的首领，击败了官府军。1356年，朱元璋在南京建都。12年以后，朱元璋又挥师北上夺取北京，建立了明朝。　
水乡长大的朱元璋虽然曾常与熟悉大海的许多人交往，但开始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加强中国的统治，防止中国边疆和一些战略城市受蒙古人的侵略。所以，他采取了一些暂时不利海上活动的措施。　
城墙、运河与沿海防御　
蒙古人被击败不久，朱元璋就开始加强城市的防御。譬如，他下令在南京周围构筑了20英里长的城墙。这种60英尺高的城墙在当时的武器条件下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防御屏障。　
在沿海，朱元璋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倭寇和中国海盗骚扰的威胁。因此，他下令禁止中国人出海远航，违者按通敌论处。1374年，他废除了宁波、泉州和广州港的商船监管机构，以维护他的法令。其次，他还设立了一些要塞来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从1383年到1387年这5年问，浙江至福建的沿海地区共建立了130多个要塞。仅浙江一省就征募了58000部队驻守沿海要塞。　
朱元璋还命令工部负责全面疏浚遭洪水与战乱破坏的运河水系。工期较长的工程项日之——是扩大大运河，此项工程完毕后将取代被海盗侵扰的海上航路。沿海航路是在运河因内乱而关闭后重新启用的。　
藩属制　
明朝开国皇帝上台后不失时机地试图恢复藩属制度。他派遣使团前往日本、安南、昌帕和朝鲜等邻近国家，向他们宣布，要想同中国建立关系就必须承认新皇帝的宗主地位。很快就有一些国家派遣使团来南京朝见朱元璋，承认朱元璋为天子。这些使团还负有其他使命，如向中国的新皇帝报告当时边境地区的形势。　
日本　
毫无疑问，中国的新皇帝希望建立明朝对日本的宗主地位。从1369年到1372年，他派遣了3个使团前往日本，说服日本幕府首领承认明朝开国皇帝的天子地位。朱元璋此举还另有原因。当时，明朝政府需要使沿海人民免遭日益猖獗的倭寇之害。然而，朱元璋的这些努力是枉费心机的。1387年，他在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断绝了同日本的关系。朱元璋在给日本幕府首领的信中写道，“你这愚昧的东夷，你远居海外……你如此傲慢无礼，竟然纵容你的臣民为非作歹。”日本人的回信丝毫不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信中说：“乾坤浩荡，非一主所独占。”　
安南和昌帕　
朱元璋对今日的越南那一地区的情况也很关切。这个地区有安南和昌帕两个国家，当时在进行战争。安南是中国边疆地区北面的一个国家，从十四世纪初起安南就一直在打仗，抵御蒙古人入侵。蒙古人曾三次试图将其收为中国的保护国。在首都河内失陷的情况下，安南人仍然顶住了元军的入侵。此时，安南又在同其南部邻邦昌帕进行战争。昌帕人占领着今日越南从顺化至西贡附近的沿海地区。昌帕人擅长航海，同中国与东南亚濒海国家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他们还支持海盗，因此在南中国海的商船很不安全。　
蒙古人与穆斯林联盟　
明朝的开国皇帝还须对付元朝溃军构成的威胁。直到1382年，朱元璋的军队才将残余的蒙古军队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赶走。此外，在以后的20年中，在长城以北的中国东北和朝鲜还时常进行一些扫荡。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西面。一名叫帖木尔的突厥游牧人和穆斯林征服了从西伯利亚到地中海以至向南到达印度洋的整个中亚地区。在帖木尔凶猛的穆斯林骑兵中间就有一些是元朝溃军的残余。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很想将帖木尔纳入藩属系统。他派出一些小型使团沿陆路去寻找这位穆斯林首领。中国显然不知道他们所提供的东西对帖木尔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穆斯林人实际上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穆斯林人粗野，他们休想得到我们的礼遇、尊重、荣誉，也休想让我们遵从他们的法律。除他们自己的那一块领域外，他们对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无所知。”　
1394年，在明朝统治了25年之后发生了一起严重危及中国封建王朝的事件。当时，朱元璋接待了一个他以为是帖木尔派来的使团，该使团递交了一封帖木尔承认中国皇帝为人类之主的信件。这实际上是某个有野心的商人或朝廷官员伪造的信。于是，朱元璋派回访使团前往中亚对帖木尔的效忠表示感谢。1395年，当使者见到帖木尔，递交了朱元璋的信件后，帖木尔勃然大怒，命令部下准备大举入侵中国，消灭中国异教。明朝使者成了帖木尔的人质。到1404年，入侵中国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毕，帖木尔在帕米尔高原
（今日的阿富汗附近）集结了20万穆斯林和蒙古骑兵。　
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帖木尔于1405年在一次通宵狂饮之后突然病死。帖木尔临死时非常遗憾，他没有将中国这个异教国家消灭，而以刀剑去对付穆斯林军队。两年多之后，中国人才从获释的人质口中得知帖木尔死亡的消息。　
明朝第二代皇帝的对外政策　
正当贴木尔准备入侵中国时，朱元璋于1398年去世。他死后国内发生一场内战，战争持续到1403年。朱元璋死后其孙子继位，首都仍设在南京。但是朱元璋在北方的第四个儿子燕王决定他的侄子。燕王是北京地区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军事将领，他控制着一部分中国最精锐的部队。1403年，他终于获得成
功，击败了南京忠于他父亲的军队，篡夺了王位，建立了“永乐”年号。　
显然，永乐皇帝的抱负和他的领导才能预示着他的王朝将会强盛。效仿朱元璋的政策，永乐皇帝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在世界各国中强化中国至高无上的信念，确立对藩属的统治。为了说服周围的藩属，他制定出旨在获取藩属对中国的尊重和丰富朝廷财富的战略。　
他首先处理与日本的关系。1403年，他恢复了商船监督机构，并修建了接待从海路来自日本使节的寓所。另外，还设立了一种机构向来中国的日本商船发放贸易许可证件。这样，海盗便难以混入，而真正的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则可以自由地经商。　
在安南，永乐皇帝面临着一个严重困难。1400年，当他正忙于篡夺王位时，安南的形势发展到了一个危急关头。河内落入昌帕之手，安南的王朝被消灭。南中国海掌握在昌帕人和反叛的安南海盗手中。中国官办的和民间的商船航运受到严重干扰。1406年，永乐皇帝决定通过陆地边境派出部队，以平息这两国的战争，然后将安南建为中国的一个省。1406年，中国的军队夺取了河内，但不久就被困在安南的一些城市中，等待援兵和补给。不久以后，将近9万中国军队进驻安南，试图通过一项使其中国化的计划来控制农村广大地区。　　
在解决安南动乱的同时，亚洲内陆又出现了问题。中亚传来了穆斯林征服中亚的消息，但遥远的距离和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永乐皇帝不可能派遣大量军队去与帖木尔对抗。审慎从事对永乐皇帝来说是有益的。于是，1402年他选派了一个小型调查使团前去拜见帖木尔，了解穆斯林首领为什么从1395年以来没有向朝廷进贡。为表示明朝政府愿与远方的中亚地区保持政治平等，他批准了在北京建造一座穆斯林的清真寺。这样做可使交战的穆斯林国家保持联接中国西部与帖木尔帝国的城市的丝绸之路畅通。　
出于丝绸之路不常使用，富有阶层的人、朝廷和商人则主要靠南面的海上贸易来进口宝石、香木、香料和珍贵物品。为确保中国商人海上贸易的安全，永乐皇帝很有必要建立一支海军，以使一些濒海国家确信中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制定出宏伟的计划，要使用海上力量来维护中国对边境上的一些沿海小国的宗主地位。由于明朝的第一次远航将遍及到亚丁、麦加、佐法尔和霍尔木兹等穆斯林国家，永乐皇帝可能认为这些远航对于消除那个地区的帖木尔的影响也是有利的。　
明朝的舰船与远航　
1403年是重要决策的一年。这一年，永乐皇帝命令福建的所有中国造船厂承担大规模的造船任务。在此后的16年当中，这些船厂建造了2000多艘大型的远洋船只。　
中国人建造的最大的船只叫做宝船。明代宝船的规模引起许多学者们的争论。据明史记载，宝船有440英尺长，180英尺宽（这种5：2的长宽比是不可能的）。明史记载的宝船外形有所夸大，因为这么宽的船只即使在中浪的海情条件下也不易操纵。承认这些数据实际上贬低了中国当时造船技师的声誉，中国的造船技师当时肯定会认识到建造这样的船是不可能的。除非研究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笔者认为，当时最大的船只外形同史料中记载的三种大型帆船非常相似。这种船只（即江苏和北直隶的商船和福州的单桅帆船）都是按6．4：1的长宽比建造的，这很接近现代舰船的长宽比（9：1）。上述的前一种船大约170英尺长，有5个桅杆，后两类船有180英尺长，28英尺宽。福建的造船厂首先承担了137艘船只的建造合同，因为这些船厂可能有了建造单桅帆船的技术。　
学者经常用来证明明代宝船较大尺度的依据是船数与所载人数对比表，以下是每次远航的最高估计资料：　
船　数
人　数
已知型号的船数
第一次远航（1405－1407年）　317　27870　62艘宝船　
第二次远航（1407－1409年）　249　？　？　
第三次远航（1409－1411年）　48　30000　？　
第四次远航（1413－1415年）　63　28560　？　
第五次远航（？）　？　？　？　
第六次远航（1421－1422年）　41　？　？　
第七次远航（1431－1433年）　100　27560　？　
从这些估计数字看，只有第一次远航的数据似乎可信，因为如果承认了搭载的总人数，那么每艘船上的平均人数是合理的。按现代大型帆船的装载量计算，设想十五世纪时的180英尺长的宝船至少能载200人，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约半数的远航人员可搭乘62艘180英尺长的宝船，而其他人则乘坐余下的255艘其他船只，这些船平均为100英尺长。
航海与船上惯例
毫无疑问，当时中国人已具备了远航的必要技术知识。船厂建造带水密隔舱的船只已有数百年之久，而且从宋代起就开始运用指南针。指南针的发明在十一世纪的史料中就有所记载。
典型的中国航海船只编制约有50人，其中30人是水手。每日船上分10班值更，每班2小时40分钟。当时采取的是焚香计时的方法。中国的航海家们懂得如何掌握船位，能准确驶达目的地。航海长及其助手使用并保存海图，这些海图被珍贵地保存着，并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被称为“水镜”的一些明代海图一直延用到十八世纪。
船员测定航速的方法是将一木片掷到海上，船员向船走，同时与浮在海上的木片保持着平行。在一般情况下，如木片在51秒钟里漂过150英尺的船的全长，那么航速估计为两节。中国船队远航中所记载的最快的一段航程是从印度的卡利卡特至苏门答腊的北部沿海，全长约1500海里。中国人以大约4．4节持续的航速用了两周时间行完全程。这样的航海能力主要是中国人发展预测风向风力科学的结果。到了明朝，中国的航海家已积累了丰富的季节和气象方面的知识，他们能够准确地测定风向。掌握了这些知识，他们就能熟练地驶帆，利用各种风向。中国的航海家们还经常地测量海水深度，海的底质，避开不熟悉的海岸航行。
郑和
除了督促建造航海船只之外，明朝永乐皇帝还选用一些高级官员亲自率领船队远航。皇帝挑选了一名穆斯林宦官郑和任总指挥。郑和自1382年起就开始从军。郑和幼年时在蒙古人最后溃败中在云南被俘。按照惯例，他被俘后被阉，后成为明军中的一名军官。在1403年永乐皇帝篡位中他表现突出。由于他效忠永乐皇帝，郑和于33岁时被封为大宦官，任内官监太监。他的军事才能以及他的有关突厥语言和伊斯兰教的知识使他成为明朝船队高级统帅的理想人选。他被封为“三宝太监”。
郑和远航时身边还跟随了一些中国穆斯林人，其中一名叫马欢，此人来自杭州湾地区。马欢熟悉海上情况，并懂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的主要贡献是介绍了他随郑和的三次航行。
从马欢的记载中我们知道郑和行动的一般过程。他首先在春末将船队集中在现在的上海附近，在那里进行一番训导和宗教仪式。然后船队进行4至8周悠闲的试航，驶抵福建闽江口的锚地。在夏末秋初船队在那里再度进行紧张的训练。最终，他们在12月或次年1月有利的季风季节出航。
海上航线
明朝船队所采用的航线已经沿用了数个世纪，实际上从宋朝起就已形成两大航线：即东航线和西航线。每条航线又分为主航线与分航线。例如东部主航线通往爪哇和南婆罗洲，东部分航线通往北婆罗洲和菲律宾。西部分航线通往苏门答腊岛各港口和马来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