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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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传、徐范六人，伏阙上书，为赵汝愚等鸣冤，言辞激烈。在皇帝看来，学生此举，无异于公然要挟朝廷，大怒之下，把六名太学生流放到五百里外。这六名学生虽遭流放，却赢得人心，时人称其为“六君子”。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因为外戚身份，也不好就任宰相之职，于是便把他的同党京镗推到宰相宝座。韩侂胄虽不是宰相，实际上权力比宰相还要大。

　　　　在“六君子”上书后，韩侂胄也深感理学派根深叶茂，不容易一网打尽。要彻底清除理学在朝中的影响，就必须在理论上给予致命一击。韩侂胄与同党何澹等人研究后，出笼了一个伪学的名目。所谓的伪学，就是伪道学、伪儒学。

　　　　那么韩党攻击伪学的根据何在呢？

　　　　这里就要说一个故事了。

　　　　理学产生于北宋，特别是经程颢、程颐以及张载的倡导，成为时代显学。理学家对道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是得到尧、舜、文、武的真传，孟子得到孔子的真传，但是孟子之后，就没有人传承了，隔了千年后，程颐又继承了。程颐开创的伊川学派学说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与后来朱熹之学合称为“程朱理学”。

　　　　宋高宗曾一度对程颐学说大加赞赏，后来陈公辅上书，斥责伊川之学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当时南宋正值存亡关头，推崇伊川之学的人，多数只会高谈阔论，标榜道德，在国家存亡问题上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宋高宗遂下诏：“天下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也就是说儒学应该回归孔孟之说，应该师法于孔孟，而不是师法于伊川（程颐）。

　　　　宋高宗的这道诏书，后来便成了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的依据。何澹向宋宁宗提出：“臣愿陛下以高宗之言，风励天下，使天下人皆师孔孟。有志于学者，不必自相标榜，使众人得而指目。”虽说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乃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道出理学的一些弊病，比如“自相标榜”，“同门则相庇护”，门户之见颇深。

　　　　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才算真儒学，什么算伪儒学，标准为何？

　　　　切不要以为韩侂胄是要跟朱熹探讨学问，他可没那兴趣，也没那个水平，他巧立名目，乃是为了打击政敌，实施专政。但凡是攻击韩侂胄一党的，无论是不是真的理学家，统统打上“伪学”之名。于是乎，朝中同情理学者纷纷被罢，而严斥“伪学”者则加官进爵。太常少卿胡纮上书称：“宜严行杜绝，勿使伪学『奸』党，得以复萌。”这样，伪学与『奸』党挂钩了，党禁由是大兴。

　　　　既然是『奸』党，自然要揪出其党魁了。

　　　　当时朱熹是理学的领袖人物，自然被视为『奸』党党魁。朱熹被罢出朝廷后，皇帝还给了他一个秘阁修撰的闲职，其实他并未赴任，隐退在家。韩侂胄想打倒朱熹，胡纮、沈继祖等人本与朱熹有隙，便乘机大肆攻击，罗列了所谓十大罪状，并嘲讽朱熹毫无学术，不过是剽窃张载、程颐等人的思想。皇帝也不分青红皂白，便把朱熹秘阁修撰这个闲职也罢免了，朱熹弟子蔡元定被流放。

　　　　朱熹被打倒了，但党禁却未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庆元三年（1197）底，所谓的伪学籍隆重出台，就是朝廷编制伪学名册，列入名册的伪学『奸』党共计五十九人。这五十九人中，有四人曾经担任宰辅，包括赵汝愚、留正等；有十三个曾担任待制以上官职，包括朱熹、彭龟年等；有三十一人担任过散官，包括刘光祖、吕祖俭、叶適等；还有八名士人，包括前面提到的“六君子”及朱熹弟子蔡元定等。

　　　　这就是所谓的“庆元党禁”。

　　　　宋朝政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往好的说，总体上是比较清明的，也比较人道，以韩侂胄之专权，大兴党禁，仍然只是采用免官、流放、造『奸』党名册这些手段，绝少采用杀戮手段，固而宋朝党争频繁，但没有酿成东汉党锢血流成河之惨剧。往坏处说，党争频频，大大消耗国家力量，各党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对手上，却没有放在富国强兵之上。南宋没有好好利用这段和平年代来扩军备战，为北伐中原作准备，等到战争来临时，又要一败涂地了。

　　　　表面上看，在这场党争中，韩侂胄大获全胜。

　　　　事实上，情况比他所想象的复杂得多。较量还在继续。

　　　　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

　　　　在『奸』党名册中，除了四位宰辅之外，在其余五十五人中，朱熹排名第一。可是这位“『奸』党”党魁之死，居然引起朝廷的恐慌，因为当时朱熹四方门生信徒，齐聚于信州，欲为老师送葬。朝廷认为，这一群儒生聚在一起，准要妄谈时人短长，议时政得失，便下令地方官员严加防范，以约束其众。对朱熹的葬礼，尚且如临大敌，看来这场党争的胜败还未有定论呢。

　　　　朱熹死后不久，吕祖俭（列入『奸』党名册）的从弟吕祖泰向韩侂胄发难，他击登闻鼓上书，攻击“侂胄妄自尊大，卑陵朝廷”，请朝廷诛杀韩侂胄以防祸『乱』。此书一出，震动朝廷内外。此时韩侂胄的势力如日中天，而吕祖泰不过一区区进士，竟然单枪匹马向他发难，这胆子也忒大了。朝廷以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为罪名，杖责一百，发配钦州。

　　　　看来党人的力量不可低估。

　　　　这时也有人劝韩侂胄：“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不然哪天党人上台，你韩侂胄也不免要遭殃。此时的韩侂胄已加太师，又封平原郡王，可谓权倾天下。他思忖着“伪学党”已动摇不了他的地位，遂稍弛党禁。被列为『奸』党的徐谊、刘光祖等人也先后复官。

　　　　韩侂胄攻击朱熹等人之学为“伪学”，其中有一点是得到皇帝认同的，那就是理学家们高谈阔论，谈义理，谈心『性』，谈道德，但说到经世致用，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于南宋朝廷来说，中兴复仇，恢复中原那才是大事业，这岂是坐而论道可得来的呢？但道学家们没能做到，执掌国家大权的韩侂胄呢？掌权这么久，也没干出什么大事业嘛。

　　　　这次，韩侂胄想证明自己，他要干一番大事业。

　　　　什么事业呢？北伐！

第46章　开禧北伐：丧权辱国之战（）　
韩侂胄怎么突然想北伐呢？

　　　　原来金国出了『乱』子。自从金世宗去世后，金章宗继位，金国开始由盛而衰，政局混『乱』，兵刑废弛。北方鞑靼等部，又屡屡扰边，搞得金人连年兴师，士卒疲敝，府库空虚。韩侂胄听闻这些消息后，认为金国气数已尽，正是收复中原千载难逢的机会。由是他开始大议北伐，并招募士卒，从国库中取黄金万两，待赏有功之臣。

　　　　对于主战派人士来说，一直期待着出兵北伐的这一天，自然举双手赞成。此时，使臣邓友龙从金国归来，报说金国困弱，取之易如反掌。韩侂胄听罢大喜，以为这是建立盖世功业的良机，遂决意北伐。为了鼓励将士，他还在镇江修了一个韩世忠庙，并请奏皇帝追封岳飞为鄂王。

　　　　金国固然已衰弱，韩侂胄的算盘也打得不错，但有一点不得不提：南宋军队做好了北伐的准备吗？根本没有！

　　　　在韩侂胄专权的这些年里，把精力都放在讨伐伪党上，放在争权夺利上，偏偏就没有放在军政上。北伐固然好，可是有没有这个实力呢？北伐以光复中原，这本是国家大事，起码要有个长时间的准备，有足够的把握才开战。可是韩侂胄却完全颠倒次序，他是头脑发热，先决定要北伐，再来做准备。

　　　　倘若南宋军队能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那么还是有胜算的。可是从韩侂胄决意北伐到出兵，整整用了两年又四个月的时间，而且军队在边界线上屡屡调动，早就被金国方面察觉了。金章宗判断南宋将有大动作，遂于开禧元年（1205）十一月下诏，命令陕西、山东诸将训练士兵以备不虞，并派出间谍收集南宋方面的情报，在边界上加强部队巡逻，以备宋军突击。

　　　　可以说，在北伐之前，金国已经做好抵御的准备，南宋先机尽失。

　　　　开禧二年（1206）四月，宋军发动试探『性』进攻。

　　　　山东京洛招抚使郭倪下令攻占泗州。南宋军队尚未进攻，消息便已走漏，所幸的是宋将毕再遇当机立断，提早一天发动进攻，总算顺利攻下泗州，旗开得胜。紧接着，宋军又收复几座县城。

　　　　由于宋军的进攻是试探『性』的，规模并不大，金章宗紧急召集群臣商议研判战局，究竟宋军只是在边界线上挑衅呢，还是打算大举进攻呢？金国左丞相布萨端认为，宋军既然发动攻击，宜早为备。金章宗乃下令布萨端坐镇汴京（开封），总领一方，同时尽征诸道兵，分守要害。

　　　　韩侂胄果然不是将帅之才，小规模的进攻，既不能重创敌军主力，又让敌军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战前准备，可谓是一错再错。在泗州等地得手后，他才向宋宁宗提出下达伐金的诏书。这个北伐诏令来得太晚了，此时的金兵已经严阵以待了。

　　　　北伐战争的发起，已全然失去突击『性』。

　　　　韩侂胄接到的前线战报，几乎都是坏消息。宋将郭倬以五万人攻宿州，为金兵所败；李爽攻寿州失利；皇甫斌败绩于唐州；王大杰兵败于蔡州。可以说，宋军是全线溃败。然而，更令韩侂胄没有想到的是，开战之初，陕西河东招抚使吴曦便与金人暗地里往来，密谋反叛。

　　　　吴曦是什么人呢？他又为什么企图反叛呢？

　　　　他乃是抗金名将吴璘的孙子。在南宋史上，据守川蜀的吴氏家族富有传奇『色』彩。吴玠、吴璘兄弟都是难得的名将，为保卫南宋西北、西南安全立下殊功。吴璘去世后，其子吴挺任利州安抚使，仍然手握兵权。由于吴氏执掌兵权太久，在川陕一带声望极高，其麾下军队有“吴家军”之称，朝廷认为难以驾驭。故而吴挺去世后，朝廷便将其子吴曦调入朝中，担任殿前指挥使。你想想，吴氏几代人在川陕奋斗，如今朝廷居然如此不信任，吴曦内心当然强烈不满，渐有反叛之心。

　　　　后来，吴曦用金钱赂贿朝中权贵，终于又得以回到川陕，任兴州（陕西略阳）都统制，把吴家军旧部招揽过来，再起炉灶。正好韩侂胄欲发动北伐，便委任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得以总揽川蜀军政大权。既然朝廷如此寡恩，他也不想为朝廷卖命了。故而北伐战争刚刚开始，他便与金人秘密接触，表示愿意献上阶、成、和、凤四州之地，换取金人支持他当蜀王。金章宗当然求之不得，遂一口答应。

　　　　此中细节，韩侂胄当然一无所知。他一再催促吴曦在西北发动攻势，但吴曦却找借口按兵不动，以待叛变的时机。

　　　　南宋北伐军全线受挫，金章宗酝酿着全面反击。

　　　　十月，金兵集结十五万兵力，全面反攻，分兵九道大举南下伐宋。如今战局颠倒过来了。原来是宋军北伐，现在成了金兵南侵。南宋军队再度暴『露』出战斗力差的弱点，在金兵的猛烈攻击下，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宋军将领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毕再遇，他接二连三地打败金兵的进攻。可是毕再遇的出『色』表现，挽救不了宋军的败局，在其他战线上，宋军一溃千里。

　　　　韩侂胄寝食难安，他寄希望于吴曦在西北发动攻势，以牵制金兵，减轻东南的军事压力。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早已同金人秘密勾结的吴曦趁着南宋兵败东南之机，宣布投降金国，奉上降表，同时献上蜀地图志以及吴氏牒谱予金人。一时间，朝野震惊，吴家军的抗金旗帜在飘扬数十年后，竟然改弦易帜了。金章宗遣使持诏书、金印，立吴曦为蜀王。

　　　　倘若吴曦的阴谋得逞，那么西部将不复是南宋的土地。

　　　　吴曦开始做起蜀王的美梦，他在兴州设行宫，置百宫，俨然已是一独立王国之主。可是吴家世代为南宋守疆捍土，深得陕川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吴曦叛宋降金，无异于给家族抹黑。对吴曦的倒行逆施，伯母赵氏、叔母刘氏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痛斥他的叛国行为，可是吴曦哪里听得进去。

　　　　吴氏家族治川陕多年，以致于外人皆道，吴家军只知有统领，不知有朝廷。但是不要忘了，吴家军自吴玠、吴璘始，便是南宋抗金的中坚力量，将士们无不为这支军队的光荣传统而深感骄傲。吴曦公然叛变降金，大失众望，一股反吴曦的力量也悄然兴起。

　　　　吴曦部将杨巨源联络一批将领、义士，决意推翻吴曦。被吴曦任命为丞相长史的安丙也有平『乱』之志，遂召杨巨源至卧所，对他说：“必得豪杰，乃灭此贼。”杨巨源慨然道：“非先生不足以举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与此同时，任兴州中军正将的李好义也密谋诛杀吴曦，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毫不含糊地表示：“此事誓死报国。”

　　　　安丙、杨巨源、李好义等人结成反吴曦联盟。

　　　　吴曦还在做着蜀王的美梦，只是春梦了无痕，很快就要梦醒了。

　　　　开禧三年二月某天，李好义、杨巨源等七十四人闯入吴曦行宫。当时行宫里有卫兵一千多人，若交起手来，李好义当然不是对手。但是李好义知道这些卫兵谁也不想为吴曦卖命，便喝道：“奉朝廷密旨，以长史安丙为宣抚使，令我诛反贼，若有敢反抗者夷其族。”听到这里，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于是杨巨源等闯入行宫，踢开宫门，把吴曦一刀两断，砍下头颅。从吴曦称蜀王到被杀身亡，仅仅只有四十一天。

　　　　吴曦败亡后，众人推安丙为四川宣抚使，并趁机出兵，收复和、成、阶、凤四州，西北之局势转危为安。

　　　　川陕是保住了，但东南的危机并未解除。

　　　　韩侂胄本来就不是岳飞、韩世忠之类的忠臣义士，他倡议北伐的动机与岳飞、张浚等人是不同。当年岳飞、张浚北伐，乃是出于拳拳爱国之心，志在光复社稷。而韩侂胄的动机则是政治投机，想趁金国内『乱』大捞一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故而张浚北伐虽然失利，但仍坚持抗战原则，反对议和。可是韩侂胄则不然，投机不成，便丧失立场了。在金兵的九路南侵的巨大压力面前，韩侂胄方寸大『乱』，赶紧又回到议和的立场。

　　　　在韩侂胄北伐前，金国原本就政局动『荡』，故而也没有能力继续向南宋进攻，同样倾向谈和。只是南宋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毁约背盟，这些令金人十分恼恨，在谈判中便狮子大开口，提出五大条件：其一，南宋割两淮之地予金；其二，添岁币银、帛各五万；其三，归还南逃之人；其四，南宋支付金国犒师银一千万两，也就是战争赔偿；其五，诛杀发动北伐的主谋。

　　　　对于这些条件，南宋使臣方信孺当然不敢答应。

　　　　方信孺回朝后，韩侂胄赶紧召他前来，询问和谈情况。方信孺说了金人提出五项要求中的前四项，当说及第五项时，他吞吞吐吐地说：“第五事不敢言。”韩侂胄一听心中大为不快，割地赔款你都说了，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便催着他答。方信孺只得硬着头皮答道：“欲得太师头。”时为太师的韩侂胄听罢不禁跳了起来，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韩侂胄已是恼羞成怒，老子的头是你金人要得的吗？大不了再决一战。不久后，方信孺以谈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