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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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俱起战争。十一月，曹锟辞职，段祺瑞入京，为临时执政。

　　　　孙文就总统职后，派兵平定广西，即在桂林筹备北伐。十一年（1922），大本营移设韶关。因陈炯明以粤军叛变，再走上海。这一年十二月，在广东的滇桂军攻粤军，粤军退据东江。明年二月，孙文再还广州，履行大元帅职权，主持南方『政府』。段祺瑞任执政后，邀请孙文北上，商议国是。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中国国民革命之领袖孙中山先生卒于北京。

　　　　先是孙文于民国三年（1914）组织中华革命党，宣扬三民主义，唤醒国人。九年（1920），改为中国国民党。及回广州后，又将国民党改组（『共产』党有愿加入的，听其以个人名义介入）。十三年（1924），始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组织党治下的国民『政府』。又立军官学校于黄埔，以为革命武力的基本。孙文逝世后，国民革命军进平东江，统一广东。北方复有战事，段祺瑞去职。十五年（1926）一月，二次代表大会议决出师北伐，以蒋中正为北伐军总司令。七月十五日誓师，连克武汉、江西，别一军自福建入浙江，两军同克南京。国民『政府』迁都于此。这时候，北方山西、陕、甘等省，亦均加入国民革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分四军继续北伐，东三省亦接受三民主义，赞成革命。全国遂告统一。

　　　　第三十二章民国以来之外交

　　　　讲起民国以来的外交，却是很惊心动魄的。从清末，美人提议开放门户，保全领土，而均势之局渐成。其后日、俄在东北，英在西南，各肆侵略，而均势之局，又渐破坏。民国以来，还是继续着这种趋势。蒙古活佛于清末被诱，竟在库伦宣布独立。西藏的达赖喇嘛亦同时叛变。清廷革其封号，派兵进讨。达赖遂出走印度。民国成立，俄人引诱蒙古，许代它抗中国，不置官，不驻兵，不殖民，而和蒙古订立《商务专条》，攫取广大的权利。我国再三交涉，到底承认了外蒙的自治权，并承认俄蒙《商务专条》，而俄人仅承认我在外蒙的主权。英人亦和俄人取同样态度，代外藏要求自治权。而所谓内外藏，又没有明确的界限。我国拒绝签约，遂成悬案。

　　　　欧战起后，各国都无暇东顾。日本的势力，因此大为伸张。民国三年（1914）八月，借口与英同盟，攻击青岛。十一月，陷之。其攻击青岛，从龙口上陆。又轶出范围之外，占据胶济铁路。事后又延不撤兵。我国要求撤退，日人反向我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其后略加修改，竟于五年（1916）四月七日，以最后通牒致我，『逼』我承认。

　　　　六年（1917）三月十四日，我国因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和他绝交。八月四日，又进而与德宣战。日人暗中和英、俄、法、意交涉，许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他才承认中国参战。旋我国要求日人撤退在山东所设之民政署。日人又要挟我国公使，许其合办胶济铁路，承认济顺、高徐两路借款，并于覆文中附以“欣然同意”字样。后来巴黎和会，我国要求青岛由德人直接交还，毕竟以此失败。

　　　　七年（1918）二月，俄国革命，和德国讲和。德、奥俘虏，在俄国大为得势。反对新俄的捷克军，为其所制。协约各国，因有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之议。日人遂与我订海陆军事协定，订明得由北满进兵。北满因此大受扰累。后来俄国渐渐统一。各国的兵，从九年（1920）一月以后，都陆续撤退。而日兵直至十一年（1922）十月，始行撤尽。当俄国内『乱』时，蒙人大受其兵匪的蹂躏。因此请愿中央，自愿取消自治。这是八年（1919）十一月间的事。俄旧党失败后，败将谢米诺夫匿迹大连，遣其余党攻陷库伦。中国兵未能进剿。十年（1921）七月，为新俄兵所克。外蒙自此又入俄人的势力范围。十三年（1924）五月，活佛死后，竟连政治的组织都改变了。

　　　　当巴黎和会开会时，我国曾提出多种提案，希望国际上平等的待遇。和会说非其权限所及，未允置议。十年（1921），美国因远东问题，邀集各国，在华盛顿会议。我国又提出多案，其结果有具体办法的很少。美国提出四大原则，通过，仍是维持均势的原意。山东问题，我国在巴黎和会失败后，舆论主张提交国际联盟。日人则要求直接交涉。至此，乃由英、美调停，在会外谈判。我开胶澳为商埠，胶济铁路由我于五年至十五年之间赎还，而日人将青岛交还。

　　　　清末的四国借款，本有引进外资，牵制日、俄的意思。民国成立，四国银行团知道撇开日、俄，终难妥洽，请其加入，到底承认它所要求“借款以不妨碍满、蒙的利益为前提”的条件。后来美国退出，六国又变为五国。承受善后大借款2500万镑，以关盐两税作抵。因此，在北京设立盐务署，其下设稽核所，会办协理，必用外人。欧战起后，银团无款可借。

第24章　中国近世史前编（1）（）　
第一章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

　　　　转变，伟大的转变！

　　　　世界上的民族国家为什么会有盛衰兴亡之事？人必有其所处之境，与其所处之境适宜则兴盛，不适宜则衰亡，这是很容易明白的。然则人与环境，为什么有适宜不适宜之分呢？我们知道：动物适应环境的力量，是很小的，它所谓适应，无非是改变自己，以求与所处之境相合，如此，则非待诸遗传上的改变不可，这是何等艰难的事！人则不然，不但能改变自己，还能改变环境，使与自己适合。所以人类不但能适应环境，还能控制环境。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为之文化。人类，很难说有无文化的，即在最古的时代，亦是如此。人类的进化，纯粹是文化进化。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汉唐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而我们的身体，则和地底下掘出来的几十万年以前的人，并无不同（欧洲考古学家证明古埃及人的体格和现代并无不同）。不论如何野蛮社会里的人，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会之中，都可以全学会文明社会中人之所能，而无愧『色』，就是一个确切的证据。所以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优劣。

　　　　文化为什么会有优劣呢？文化本是控制环境的工具，不同的环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文化既经造成以后，就又成为人们最亲切的环境，人们在不同的文化中进化，其结果，自然更其差异了。文化是无所谓优劣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各适宜于对付各种不同的环境。但是环境不能无变迁，而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却变迁得没有这么快。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为什么变迁得不会有环境这么快呢？那是由于：（一）大多数人，总只会蹈常习故。审察环境的变迁，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随之而变迁的，总只有少数人。（二）而我们现在社会的组织，没有能划出一部分人，且拣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来，使之研究环境变迁的情形，制定人类控制的方法，大家遵而行之，而只是蹈常习故（古希腊人有一种理想，以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学家为之，中国古代亦系如此。《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义道：“《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王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此谓王者应根据最高的原理，制为定法，以治天下，其说原无误缪。但在小国寡民之世，事务简单，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在广土众民之世，就断无法悉知悉见了，悉知尚且不能，何况加以研究，而制定适当的处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个圣人出来，对于一切事情，无不明白，因而能指示众人以适当处置的方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众人而共同研究，则不能谓其智不及此，我们的误缪，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万古不变之道，此道昔人业已发现，我们只要遵而行之，遂不复从事于研究；二、处事之时，亦不肯注重于研究。即或迫于事势，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数，既苦于不足，其人选又不适宜。所以社会科学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现代科学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还很多，因其规模比较大，研究的人数比较多，人选亦比较适宜，其成绩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语了。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发现的，不过人们现在的所为，不足以语于此）。于是环境变迁了，人还是茫然不觉。（三）虽然没有能够推出一部分人来，使之从事于研究环境的情形，以定众人行为的方针，然事实上总有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这种人，往往头脑顽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众及全体冲突，以全体的利益论，在某时代，适宜于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旧时多就政治方面言，此处所用，兼该社会的规则。所谓环境，实有两方面：一为自然，一即社会，可谓人类的自身。制度即人类所以控制自己的）。而这种人的私利，都是借旧制度为护持的。因为和其私利冲突，新制度，即适宜于控制环境的方法，往往为此等人所反对。甚至知识为利欲所蔽，连此等新制度的适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旧制度为适宜，遂至尽力以反对新制度，保存旧制度。因为此等人，在社会上是有力分子，人们要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就成为非常艰难的事，因为先要对付反对改变的人。如此，人们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为革命行为，这是何等艰难的事！

　　　　文化的兴起，本是所以应付自然的。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所谓环境，其中本只包含自然的成分（此就理论上言）。但是到文化兴起以后，文化就成为环境中的一个因素了。而且较诸自然的因素，更为重要。因为自然的变迁，是缓慢的。在短期内，不会使人们有大变其控制方法的必要。人为的因素则不然。其变迁往往甚剧，迫令人们非改变其方法不可。能改变则更臻兴盛，不能改变则日就衰亡，大概都是这种因素。文化是有传播『性』质的，即甲社会控制环境的方法，可以为乙社会所仿效，乙社会之方法，可为甲社会所仿效亦然。此其相互之间，较优的社会，往往欣然愿意指导较劣的社会，而较劣的社会，亦恒欣然乐于接受。此等现象的由来，我们除掉说：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别无解释的方法。人心之不可改变，等于人体之不可改变（心理是根于生理的，其实二者原系一事）。要使人不爱人，人不求善，正和不许人直立而使之倒悬一样的难。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种不同的文化，就应当迅速地互相传播，各地方很快地风同道一；而全人类的文化，也因之日进无疆了。然而不能不为前述的原因所阻碍。因此，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就不能无适宜与不适宜之分，因而生出盛衰兴亡之事。

　　　　当盛衰兴亡，迫于眉睫，非大改变其文化，不能控制环境，以谋兴盛而避衰亡之时，其能否改变，改变之速度，能否与环境的变迁相应（所谓能否改变，其实就是速度能否相应的问题。若不为环境所迫而至于衰亡，时间尽着延长，是没有什么民族，能断言其不会改变的），仍看其本来文化的高低。

　　　　因为自然的环境，不会急变，急变的总是人造出来的环境。所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环境的剧变，恒在与一个向不交通的区域交通之时。这所谓交通，非普通所谓往来之义。世界上无论如何隔绝的区域，和别一区域直接或间接的往来，怕总是有的，但是此等偶尔的往来，并不能使该区域中的文化，发生需要改变的情形，便非我在此地所说的交通。我在此地所说的交通，乃指因两造的往来，使其中的两造或一造，所处的环境，为之改变，达于非改变控制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不达于此程度，虽日日往来，亦不相干。准此以谈，则中国的文化，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即：

　　　　第一时期，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

　　　　第二时期，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

　　　　第三时期，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

　　　　第一时期的界限，截至新室灭亡以前，寻常都以秦的统一，为古今的大界，其实这是表面上的事情。若从根本上讲，则社会组织的关系，实远较政治组织为大。中国在古代，本有一种部族公产的组织，其部族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都极为安和，此种文化，因交通范围的扩大，各部族的互相合并而破坏了。但其和亲康乐的情形，永为后世所追慕，而想要恢复它，因为昔人不明于社会组织的原理，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因此，自东周至前汉之末，此种运动垂六七百年（此不过约略之辞，实际上，此等运动，或更早于此，亦未可知。不过在西周以前，史料缺乏，无可征信罢了），而终于无成。自新室的革命失败以后，我们遂认现社会的组织是天经地义而不可变。不以为社会的组织，能影响于人心，反以为人心的观念，实造成社会的组织，遂专向人的观念上去求改良。在这种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学思想，是颇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极浓厚；适合我们此时的脾胃，遂先后输入，与中国固有的哲学宗教，合同而化，而成为中国的所谓佛教。发达到后来，离现实太远了，于是有宋朝的理学，欲起而矫其弊。然其第一时期以观念为根本，第二时期承认现社会的组织为天经地义，还是一样的。所以理学代佛学，在社会上，并不起什么变化。近几百年来，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其影响亦及于中国。中国在受印度影响的时代，因其影响专于学术思想方面，和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没有什么直接的紧迫的关系。到现在，就大不相同了。交通是无法可以阻止的，最小的部族为什么要进为统一的大国，统一以后，为什么还要与域外之国相往来，都是受这一个原理的支配。既和异国异族相交通，决没有法子使环境不改变，环境既改变，非改变控制的方法，断无以求兴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国在受着此新影响之后，亦时时在改变之中，迄于今而犹未已。

　　　　转变，伟大的转变！

　　　　第二章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

　　　　要讲中国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现在从政治社会两方面，说其大略。

　　　　中国的政治，是取放任主义的。从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话，说“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只这一句话，便表明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中国的政治，为什么取这种消极主义呢？原来政治总是随阶级而兴起的。既有阶级，彼此的利害，决不能相同。中国政治上的治者阶级，是什么呢？在封建时代，为世袭的贵族。封建既废，则代之以官僚。所谓官僚，是合（一）官；（二）士，即官的预备军；（三）辅助官的人，又分为（1）幕友、（2）吏胥、（3）差役；（四）与官相结托的人，亦分为（1）绅士、（2）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