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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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助剿。王大臣等奏闻，不许。迨俄人换约，俄使伊格那提也夫亦言愿派水兵数百，与清陆军夹攻，又言明年南漕，有无阻碍未可知，在上海时，有粤商及美商愿采台米洋米运京。如由伊寄信领事，将来沙船钓船均可装载，用俄、美旗，即可无事。诏江浙督抚及漕督议奏。漕督袁甲三、苏抚薛焕皆言不可听。曾国藩请温诏答之，而缓其出师之期。总署奏亦谓然。而谓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转生叵测，宜设法牢笼，诱以小利。法夷贪利最甚，或筹款销其枪炮船只，使有利可图，冀其昵就为用。请令曾国藩酌量办理。代运漕米一节，由薛焕招商运津，华夷一体，无须预与该夷会商。十一年（1861）夏，又据赫德议，请购小火轮，又称法如必欲代购，亦请援例照许，其后曾否购到无可考，然攻太平军则未尝用也（《中西纪事》卷二十）。

　　　　是时苏、松、常、太相继为太平军所据。苏抚薛焕驻上海，布政使吴煦及苏、松、太道杨坊募印度人防守，以美人华尔为将，白齐文副之。又欲募吕宋人。苏州王韬献策，言募洋兵费巨，不如募中国壮勇，用洋人统带，教练火器，从之。于是华尔、白齐文以募勇500守松江，称常胜军。华尔、白齐文愿易服入中国籍，苏抚以闻，诏赏华尔四品衔，后加至三品，以副将补用。白齐文以战功亦赏四品衔。时李鸿章募淮勇于安徽。同治元年（1862），上海官绅筹银18万两，雇汽船七，迎之。三月杪，毕至，诏授鸿章苏抚，常胜军属焉。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于是外兵颇助清军，而饷项亦出沪税。外国水陆队及经理税务商人，时传旨嘉奖。常胜军会英法兵陷嘉定、青浦，守松江，又随淮军入浙，陷慈溪，华尔伤死，遗命以中国衣冠敛。诏优恤，于松江、宁波建专祠。白齐文代将其军，通于李秀成，谋据松江以应。又至上海索饷，不得，殴伤杨坊，劫银4万两去。鸿章共美领事，替之，代以英人戈登，定军额为3000人。白齐文降秀成，劝其弃江浙，据秦晋齐豫，清水师之力所不及也。时避难上海者数十万人，苏州诸生王畹亦献策，以水军出通泰，掠商船，使物不入上海，避难者必汹惧，夷必求好，不则以精卒数千，伪为避难者，入租界中，夜起焚劫，夷必走海舶，我乃抚之归，夷必为我矣。秀成皆不能用。戈登从程学启陷太仓、昆山，又从攻苏州。纳王郜永宽等人约降，戈登为之保任。秀成微闻之，走，永宽等杀谭绍光，叛降清。学启杀永宽等，戈登怒，袖短铳索鸿章，鸿章避之，数日乃已。常州既陷，裁常胜军，戈登加提督衔，洋弁之受宝星者，六十有四人。淮军勇悍，而火器不精，其战胜，得常胜军之力实不鲜也。白齐文为淮军所俘，致之美领事，美领事使归国，约毋再来。白走日本，入漳州，与英人克令细仔俱投太平军，后为左宗棠所获。福州美领事庆乐索之，宗棠不与，致之苏州，及兰溪，舟覆而死。

　　　　中国初与外国交涉，恒不愿其直达『政府』，一则沿袭旧见，以示体制之严，一亦以交涉每多棘手，多其层次，可为延宕转圜之计，并可掩耳盗铃，以全体面也。迨咸丰八年（1858）戊午英约，第五款订明，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英国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商办各事，乃不得不一变旧习。十年（1860）十月，设总署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囗、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司员于内阁部院军机处挑取八员）。又以崇厚办理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通商事务。其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内江三口，『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命江苏巡抚薛焕办理。新立各口，惟牛庄归山海关监督经管，其余各口，由各督抚会同崇厚、薛焕，派员管理。各国照会，随时奏报，并将原照会一并呈览。吉、黑边界事件，由将军等据实奏报，一面咨礼部，转致总理衙门。各将军督抚，仍互相知照。案咸丰八年（1858），钦差大臣关防，由粤督接管，此时归诸苏抚者，以英人要免黄宗汉也。及同治四年（1865），乃以此职归诸两江总督，谓之南洋大臣，拨江海关税二成，粤海、山海、闽海、沪尾、打狗各关税四成。江浙厘金20万，湖北、广东、福建、江西各15万，为筹办海防，添制船炮军械之用。九年（1870），天津教案既结，署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以为徒挠督臣之权，奏请并归直督办理，命李鸿章议复。鸿章赞之，于是以直督兼北洋大臣，冰泮移驻天津，冰合仍回保定，增设海关道一，管理交涉。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谕，向来沿海沿江通商省份，交涉事务本繁，及内地各省，亦时有教案，应行核办。各省将军、督抚，往往因事隶总理衙门，不免意存诿卸。总理衙门亦以事难悬断，未便径行，以致往还转折，不无延误。嗣后各省将军督抚，均着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仍随时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和衷商办，以期中外一气相生，遇事悉臻妥洽。及二十七年（1901）六月，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乃谕该衙门已改为外务部，各将军督抚即着毋庸兼衔，惟交涉一切，关系繁重，皆地方大吏分内应办之事，该将军督抚仍当加意讲求，持平商办，用副委任云。

　　　　咸丰庚申条约既定，各国均遣公使驻京。同治十年（1871），日本来议约，曾国藩、李鸿章请立约后遣使日本，未报。十三年（1874），台湾之案既结，李鸿章再以为请，并请公使到后，再于长崎、箱馆各处，酌设领事，以理赋讼。并请派员出驻泰西各国，总署乃议许之。

第14章　讲义（13）（）　
总理衙门之立，奏请饬广东、上海，挑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来京差委，挑选八旗子弟学习。除俄罗斯章程由该馆遵旨酌议外，其英、法、美教习及学习之人，薪水奖励，应仿照俄罗斯馆议定之例办理。此特以备翻译而已。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抚苏，奏设广方言馆于上海（后移并制造局，译出西书颇多）。三年（1864），又在上海设制造局，五、六年（1866、1867）间，左宗棠奏请在福建设船厂，命沈葆桢（时丁忧在籍）司其事。六年（1867），设同文馆于京师。十年（1871），曾国藩、李鸿章始派学生赴美国游学。十一年（1872），设轮船招商局，筹办铁甲兵船。光绪二年（1876），设船政学堂于福州。六年（1880），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南北洋电报。七年（1881），设开平矿务局。十三年（1887），又开漠河金矿。十五年（1889），总署请造铁路，张之洞请先筑卢汉线，迨二十二年（1896），乃以盛宣怀督办其事。是年又设邮政局，此戊戌以前所办新政之大略也。皆一支一节，无与大计，然反对者犹甚多，主持其事者，必几费笔舌心力，乃克排众议而底于成。此以见图新之不易矣（李鸿章要筑津沽铁路，难者纷然，谓京通大道，自此无险可守。鸿章驳之曰，敌兵至，并拆毁铁轨而无其人，虽无铁路，又何守焉。同文馆之设也，御史张盛藻请毋庸招集正途。奉批：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大学士倭仁上疏曰：“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1860〉，称兵犯顺，冯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憾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伏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谕大学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邪？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学习，恐所学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当时守旧大臣，其见解如此）。

　　　　第十九章日本立约及台湾生番事件

　　　　中国当明代，受倭患甚深，故康熙时，虽开海禁，仍只准我国商船前往，而禁日本船之来，且所以防之者颇密（康熙时风闻日人将为边患，尝遣织造马林达麦尔森，改扮商人往探，归报，极言其懦弱恭顺，遂不介意。雍正六年〈1728〉，苏州洋商余姓，言日本将军出重聘，请内地人教演弓箭藤牌，偷买盔甲式样。初有福州王应如，受其万金，为教阵法。复荐广东年满千总，每年受倭数千金，为钉造战舰二百余号，习学水师。又洋商钟觐天、沈顺昌，久领倭照贸易，钟复带去杭城武举张灿若，教习弓箭，每年得银数千。沈亦带去苏州兽医宋姓，疗治马匹。又商人费赞侯，荐一绍兴革退书办，在倭讲解律例，复因不能通晓，逐归。浙督李卫，请严边备，密饬沿海文武，各口税关，借盘诘米谷甲器，严查出洋包箱，悉令开验。水手舵工商人奴仆附客，俱着落牙行，查明籍贯年貌，取具保结，限期回籍，返棹进口，点验人数，阙少者拿究。命卫兼辖江南沿海，卫请密饬闽、广、山东、天津、锦州访察，嗣访得别无狡谋，且与天主教世仇，备乃稍弛。卫又奏，会同江南督抚范时绎、尹继善，于各商中择身家殷实者，立为商总。内地往贩之船，责令保结，各船人货，即令稽查夹带违禁货物，及到彼通同作『奸』，令其首报，于出入口岸密拿，徇隐一体连坐。以上见《柔远记》。广东年满千总，后查明为沈大成，杭州武举，后审出名张恒囗）。同治中，日本既维新，乃于九年（1870），遣使至上海请立约，并致书总署，总署议驳。十年（1871），复遣柳原前光至天津，谒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请立约。前光上书成林，略言：“泰西各国，皆有公使领事，驻日本保护商民，中国独无，西人竟令华民归其管辖，外务卿函致上海道，请将华民暂归地方官约束，得覆允行，然终不免西人横议者，以未立约故也。日商至上海，亦无约故，依荷兰领事介绍，中东两国利权，均为西人侵占。特先遣员通款，为派使换约之地。”成林等闻于朝，总署令其另派大臣，再与商议。疆臣或以明代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朝命曾国藩、李鸿章筹议。国藩言：“道光间，与西人立约，皆因战守无功，隐忍息事。厥后屡次换约，亦多在兵戎扰攘之际，动虑决裂，故所缔条约，未能熟思审处。日本与我无嫌，今见泰西各国，皆与中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其理甚顺。若拒之太甚，无论彼或转求西国介绍，势难终却，且使外国前后参观，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遂而胁之则易，顺而求之则难，既令其特派大员再商，岂可复加拒绝？惟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通例办理，尤不可载恩施利益，一体均沾等语。逐条备载，每国详书，有何不可？”鸿章奏略同。并请定议后，由南洋大臣就近遴员，往驻该国京师，借以侦探动静，设法联络。是年六月，日派伊达宗城为使，前光副之，诣津订约。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鸿章奏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津海关道陈钦随同议订。凡立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款。第一款载明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据原奏，系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内地通商一条，于通商章程第十四、十五条，明定禁止（十四款云：“中国商货进日本国通商各口，在海关完清税项后，中国人不准运入日本国内地；其日本国商货，进中国通商各口，在海关完清税项后，任凭中国人转运中国内地各处售卖，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日本人不准运入中国内地。违者货均入官，并将该商交理事官惩办。”十五款云：“两国商民，准在彼此通商各口，购买各土产，及别国货物，报关查验完税，装运出口。不准赴各内地买货物，如有入各内地自行买货者，货均入官，并将该商交理事官惩办。”以上两款，系因两国各有指定口岸，故须明定限制。原奏云：“此条为洋人必争之利，而实我内地受病之深，是以论从前通商之弊，此为最重。名为指定口岸，而洋商运洋货入内地，暨赴内地买土货，条约既有明文，逮后定子口税章，由海关给领单照前往，沿途免再征收税厘，经过内地关卡验放，又只以有无完过税单为凭，不问其人之是华是洋。由此而内地各处，皆可以为通商之地，内地商民皆可以冒洋商之名，流弊滋多。然西洋之成局，无如何矣。内外通商及地方衙门，且互相维持，思所以补救于万一。今安得又听日本之无端滥入耶？其人贫而多贪，诈而鲜信，其国与中土相近，往还便捷，其形貌文字，悉与华同。以此攫取我内地之利，浸移我内地之民，『操』术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臣故知此次议约，以杜绝内地通商为最要，只以相习既久，相形见绌，能否独为禁阻，实未敢预期有何把握。兹经明定限制，尤望各海关临时办理，妥设范围，将来或值修改章程，仍须重申界限耳。”）。领事裁判权，彼此皆有（《修好条规》第八、第九、第十三）。《修好条规》第十五条：“两国与别国用兵，应防各口岸，一经布知，便应暂停贸易及船只出入。平时日本人在中国，中国人在日本，指定口岸及附近洋面，均不准与不和之国，互相争斗抢劫。”第十六条：“两国理事官均不得兼作贸易，亦不准兼摄无约各国理事。如办事不合众心，确有实据，彼此均可行文知照秉权大臣，查明撤回。”通商章程第一款，彼此列举通商口岸。第十一款，彼此货物进口，均照海关税则完纳，税则未载之物，彼此值百抽五，皆与他约不同者也。十一年（1872）二月，日使柳原前光来议改约，鸿章不许（一以彼方议撤销领事裁判权，欲中国改约，一以修好条规第十一条，两国商民，在指定各口，不得携带刀械，违者议罚，刀械入官。谓佩刀乃日本礼制，由理事官检束则可，不便明禁。一谓通商章程所载进出口税各条，当由日本海关，按照成规抽收，不必指明税则。鸿章以约未换而议改，失信诒笑拒之）。十二年（1873），副岛种臣来换约，适值穆宗亲政，各使咸请觐见。六月，见于紫光阁。种臣以头等全权大臣，班俄、美、英、法诸使之上，是为中国皇帝许外使觐见之始。日人颇以居班首为夸耀云。先是（十年）琉球民船遇飓风漂至台湾，为生番劫杀。是岁，日小田县民漂往，又见杀。种臣命副使柳原前光，以台湾疆界询问总署。总署言琉球亦我属土，属土民相杀，于日本何预。小田人遇害，则未之闻。又言生番为化外之民，不能负责。前光争琉球素属日本，且言日本将问罪生番。议不决，前光遽归。十三年（1874）五月，日兵攻台湾诸番，复遣前光至京师，言问罪于中国化外之地，中国声教所及，秋毫不犯。朝命船政大臣沈葆桢，巡视台湾，又命福建布政使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