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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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善长这套经世致用的理论并不亚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朱元璋对李善长为自己提供的这套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之术非常满意。其实在这里李善长说的是儒法杂『揉』的权力博弈术，儒家只是表皮，法家才是其内在本质。他之所以能够博取朱元璋的信任，最关键的是他抓住了朱元璋心理。这时候朱元璋想的最多的是，我能够成就帝王之业。

　　　　可不管怎样，朱元璋还是接受了这套儒法杂糅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早年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历尽生活的艰辛，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的悲惨境遇感同身受。如果说朱元璋刚开始投军是为了能够混口饭吃，那么等到他真正掌握了一定权力后，内心便萌发了济世安民的想法，也就是一个帝王梦。

　　　　也正是从厚待李善长开始，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文人也渐渐开始多了起来。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因为二人也都是读书人，所以受到朱元璋的格外敬重。

　　　　冯氏兄弟向朱元璋献上的一句话是：“有德昌，有势强。”也就是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但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可以蒸蒸日上。他们又向朱元璋建议：“建康（今江苏南京）虎踞龙蟠，帝王之都，拔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可定。”

　　　　当时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冯氏兄弟能够如此明晰地把握天下大势，此等政治远见着实令朱元璋眼前为之一亮。正处于用人之际的朱元璋闻言大喜，当即任命二人为军中参谋。

　　　　第二年（1355年），朱元璋夺取太平，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率领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陶安向朱元璋进言：“海内沸腾，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这些投奔朱元璋的儒士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规劝朱元璋多行仁义，勿动杀念，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义之君的光辉形象，这让朱元璋的仁义之师与那些只为财物而烧杀抢掠的造反者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朱元璋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们分别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刘基、龙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

　　　　这些能人贤士的加盟，把儒家所主张的那套“顺天应人”之理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也同时灌输给了朱元璋。在这种政治权术的指引下，朱元璋从一个只知道造反求生存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统天下的霸主，一个懂得如何玩弄权术的政治高手。

　　　　在那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你参与到争夺官家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不能不运用儒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政治法宝。虽然在使用的方法上各有千秋，或公开以之为号召，或暗地使用。否则的话，你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朱元璋比作一个大学生，那么此刻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儒生就是花钱聘来的客座教授。学生悟『性』再高，没有教授的倾心点拨，是很难做到融会贯通的。朱元璋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笑到最后，与自己从儒生们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朱元璋是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在造反起义之前，他的社会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和尚。

　　　　草根的底子却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朱元璋在自己的创业和守业阶段，大打儒家特『色』牌。朱元璋不光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用实际行动向那些儒生们靠拢，比如说朱元璋就经常在空闲时间学习充电，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史料记载，朱元璋写下的人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是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文字中的豪迈气象表『露』无遗，文字功底可见一斑，这哪里像是一个半文盲写的？可以不夸张地说，朱元璋是历代帝王中，自学成才的典范。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

　　　　在刚刚起兵时，朱元璋就率先亮出了儒家“尊王攘夷”的那面大旗。朱元璋当年北伐提出一个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当时长江南北的汉人已经被蒙古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民族压迫的苦头。朱元璋竖起的这面民族大旗，可以说是笼络人心最好的一种手段。

　　　　在创业阶段，朱元璋又祭出了儒家思想中的高端理论——仁者无敌。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的第二年，也就是从他独自带兵开始，就在严肃军纪方面大做文章。他曾经对手下的武将们说：“每攻下一城，听到你们不『乱』杀人，我就很高兴。你们要始终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布满陷阱的地方。百姓们会自动远离残暴的军队，去投奔不『乱』杀人的武装。”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他的军队在城中大肆烧杀抢掠。朱元璋首次将队伍里的大小头目全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他告诫那些武官：“破城时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皇朝本纪》）与此同时，他又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集合，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他们与自己的男人回家过日子。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传颂。

第7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4）（）　
中国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只要能够苟安于世，他们就绝不会冒险去做不法之事。在『乱』世之中，那些握有合法伤害权的官吏只要不全力残害他们，能够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他们就会在关键时刻投桃报李。

　　　　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史料记载，当时城中的一只老鼠都能买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不忍城中百姓受罪，就向百姓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百姓闻言伏地号哭，愿与士诚固守同死。由于城中木石俱尽，以至拆寺庙民居制作飞炮之料。城破之时，张士诚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的老百姓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

　　　　朱元璋在元末诸军中也以“独不嗜杀”而闻名，因此赢得百姓拥戴，这是朱元璋事业得到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在守业阶段，朱元璋打得是儒家提倡的“民生牌”。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在他的内心深处比谁都要清楚“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的道理。《明实录》中记载这样一件事：帝国建制后，朱元璋定都南京，当他看见南京城内有一些沿街『露』宿无家可归的流民，便让那些官员在南京城内找一块空地，盖了二百六十间房屋提供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免费居住。然后朱元璋又要求江苏华亭县的官员将当地宋朝遗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好让无房的当地人居住。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朱元璋下旨将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要求中书省官员派人深入各地寻访无衣食、无住房的穷人，然后给以衣食和住房。

　　　　朱元璋对此的解释是：朕在当贫民的时候，曾经目睹民间的疾苦。自己恨当时不能给天下饥民以庇护，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朕扫平四海。但御宇十余年来仍不能实现当初之志，各位臣工应该帮助朕实现这个理想，如若不然，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辅助朕，所以万不能使天下有一人无衣穿、无饭吃、无房住。

　　　　每个帝王在自己奋斗的道路上，内心都会揣着一张蓝图，或者说是自己的政治理想。

　　　　朱元璋的理想就是要让天下的每个人（尤其是底层劳苦大众）都能够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虽然这是个理想蓝图，也曾遭到官僚集团的质疑，但朱元璋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行下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渗入朱元璋血『液』里的民本思想。

　　　　在朱元璋身边的那些儒生士子中，李善长算是最为特殊的一员。不光因为他是修习法家的儒生，更主要的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那层微妙的权力关系。

　　　　朱元璋曾经与李善长有过一段推心置腹地交流，朱元璋说：“如今群雄纷争，要打好仗，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现在群雄中管文书与作谋士的幕僚，总喜欢说一些左右将士的坏话，从而导致文武不和，将士难以施展才能，这样的军队非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羽翼，主帅势孤力单，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这是一个教训。你应该为我搭建一座梁，将文武官员的心连结在一起，千万不要学那幕僚的坏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这张政治蓝图中，李善长在其中扮演着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左右时局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就是靠着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并进而荣升丞相，也就能够明白此时的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就将李善长封为右相国。因为元朝是以右为大，所以说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是大明创业团队中的ceo。

　　　　李善长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的文案工作，更主要的是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战。同时他还为新立的明朝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经营盐，立茶法，立钱法，开矿冶炼，定鱼税等等。

　　　　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理所当然地调整为左相国。

　　　　在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获取卓著的军功，但是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朱元璋给出的褒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上面这些优厚的待遇，朱元璋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在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这时候的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东征西讨，朝中实权基本上是掌握在李善长一个人的手中。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也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

　　　　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权力集团释放出来的熏天势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此时的帝国政界上层圈子中存在着一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官僚集团，而且这个政治集团是以朱元璋为背景的，早在朱元璋创业之始，就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由于朱元璋的培植与倚重，淮西集团的权势被迅速推至最高点。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浮出水面，直到在帝国权力高层掀起滔天巨浪。

　　　　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又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集团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者非正常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团体。

　　　　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里，淮西权力集团都在竭力挤压那些非准人的权力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揽大权的机会。正如吴晗先生所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乡里观念出发而演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朱元璋对淮人集团的倚重，作为淮右党人的带头大哥，李善长手中握有的权力愈大，就意味着集团势力在帝国权力系统中能够分肥到的利益蛋糕也会越大。

第8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5）（）　
算命先生难逃权力宿命

　　　　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此时能够与淮右集团相抗衡的只有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领军人物正是刘基。在一些演义『性』的文学作品里，刘基被塑造成一个能占会卜的算命先生，他写的《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了大明王朝日后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虽然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刘基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贤”。

　　　　早在元末之际，“浙东四贤”在浙东地区已经是久负盛名的风流人物。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贤”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之间从无拉帮结派之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作斗争时，其余浙东人士并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成团，共同对付政敌。

　　　　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这些淮右人相比，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朱明王朝里究竟能够占据多大的权力比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

　　　　刘基是浙东的青田大族，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史料记载，刘基在读书方面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有关天文方面的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默记于心，能够背诵出来。书店的主人便要将书送给他，他却说：“书已经在我的胸中了，要书何用？”

　　　　元朝至顺年间，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刘伯温就考中了进士，在当时算是起步较早的后备干部。三年之后，刘基正式进入官场，虽然还只是一个正八品的高安县丞，但是心中却藏着一副锦绣蓝图。《明史》中对他的评价是“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品不错，心系天下的好官，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懂得掩饰自己情绪的感『性』文人。

　　　　与科举的顺利晋级相比较，刘基的仕途却走得一波三折。这主要是因为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刘基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波诡云谲的官场，在他还只是一个八品小官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日的结局。

　　　　刘基刚刚步入官场时就遇到了棘手的案件，这个案子在前任官员手下已经结案，刘基拿过来一审发现是误判，他想推倒重新审理，结果却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