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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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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如果杨廷和这时候执意要站在嘉靖皇帝的立场上，他就要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愿，那么他所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就会更大，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就有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
在杨廷和与其他内阁成员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第一条路就是全力迎合嘉靖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在官僚集团中的形象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杨廷和这么做能捞到怎样的现实利益呢？是权是钱还是名？论权，做为帝国官员能够当上内阁首辅，已经算是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论钱，作为内阁首辅能够享有的俸禄在帝国官员中也是最高的，再增加也是有限的数额，不可能上不封顶；论名，就更加得不靠谱，为了迎合皇帝，与文官集团对抗，最后只能落下一个臭名昭著的下场。
好处没有捞到多少，坏处倒是接二连三。哪头轻哪头重？杨廷和还是拎得清的。
在遵循封建礼法上，帝国的官僚集团表现得空前团结，雪片似的奏章压得嘉靖皇帝透不过气来。在这场权力博弈的初期，嘉靖皇帝处于明显的劣势。无论是从个人资历，还是从经验、学识等方面来看，朱厚熜都不是那些朝臣的对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刚刚从安陆州来到京城，京城的权力系统对他而言是陌生的，这种陌生体现在权力上具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
15岁的少年竟然有如此城府，不能不让人叹服，他这么做其实是不符合法统规范的。嘉靖皇帝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抹去自己是小宗过继大宗的事实，他要堂而皇之地告诉天下臣民，他这个皇帝并不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得来的，他不需要欠杨廷和和张太后的情，更不需要活在正德皇帝的阴影之下。他有自己的路要走，也有自己的父母正待相认。
他的这种想法自然受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帝国官僚集团的极力反对，令朝臣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少年皇帝居然会在自己认准的这条道上，一路走到黑。
其实嘉靖皇帝还是想在这场君臣博弈中争取到首辅杨廷和的支持，他知道只要杨廷和这个缺口打开，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他在私下里不止一次地召见过杨廷和，以一个少年人的谦卑姿态，向一个长者虚心求教，希望能够得到理解与支持。可杨廷和显然无法接受小皇帝僭越法统规范的现实，任凭皇帝说破了嘴皮，根本不为所动。
嘉靖皇帝还试图用金钱和爵位来收买那些内阁其他成员，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嘉靖皇帝快要扛不住的时候，进士张璁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对于朱厚熜来说是天大的利好消息，也为他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提供了理论依据。奏折引经据典地批驳了杨廷和等文臣的观点，这为孤军奋战的嘉靖皇帝壮大了声势。为了能够进一步笼络士子之心，皇帝为张璁加官晋爵以示嘉奖。
张璁是浙江永嘉人，此人在科举求仕的道路上走得颇为坎坷。24岁中举之后，在弘治、正德年间先后七次参加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就在他的人生境遇跌入低谷之时，他的朋友，长于星相术的御史萧鸣凤，为他相了一面，然后丢下一句话：“你的好运来了，三年成进士，再过三年就当骤贵。”
这句话犹如一针强心剂，为陷入困境的张璁指明了方向。经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张璁终于在47岁时考中了二甲进士。也就在这时候，中央权力高层发生了议礼之争。就在嘉靖皇帝和杨廷和为首的廷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张璁也在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度，他既看到了皇帝的势孤力单，需要援手；同时还发现了杨廷和等人的破绽所在。经过一番利害权衡，他决定将宝押在嘉靖皇帝身上。在权力高层斗争中，这种押宝式的投资并不是空手套白狼，而是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搞不好就丢官丧命。
张璁站出来力挺嘉靖皇帝，等于是站在了全体廷臣的对立面上。虽然他从皇帝那里捞到了晋升的机会，可他并没有赢得朝臣的支持，相反还为自己在权力系统树立了更多的劲敌。话说回来，如果张璁没有博得皇帝好感，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在官场上陷自己于危险的境地。当时支持杨廷和的礼部尚书『毛』澄，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和御史王溱、卢琼等人纷纷上疏弹劾张璁，要求皇帝对其施以惩戒。
嘉靖皇帝根本不予理睬，事态发展也随之进入僵持状态。
在杨廷和等高级文官的步步紧『逼』之下，明世宗迫不得已，只好在嘉靖元年下诏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嘉靖皇帝虽然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但是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他还是为自己积蓄了爆发的力量。
由于朱厚熜态度鲜明地支持张璁，部分朝中大臣的立场也发生了动摇，逐步分化为两派：一派支持为皇帝老子加尊号，是为议礼派；另一派则反对为皇帝老子加封号，是为护礼派。
在这场君臣博弈中，形势急转直下。有很多识时务的大臣也跟着张璁倒向嘉靖皇帝，议礼派队伍不断扩大，两派之间的争斗也由此进入到白热化状态。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之时，嘉靖皇帝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从安陆州抵达通州，准备进宫。对于蒋氏进宫，朝廷也早就做了安排部署。礼部拟订的仪注有两套方案：一是让皇帝的母亲从崇文门入东安门进宫，如果第一套方案行不通，那么第二套方案是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进宫。进宫本无可厚非，不同的宫门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界定。
在蒋氏进宫这个问题上，嘉靖皇帝的态度再度引起朝臣的不满，两套方案均被明世宗否决。按照嘉靖皇帝的意思：自己是皇帝，自己的母亲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尊贵的女人。她应该由大明中门入宫，然后谒见太庙。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时，那些护礼派官员们再也坐不住了。自古以来焉有女人谒太庙之礼？
朱厚熜刚刚登基，就在这场大议礼之争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这让护礼派官员极为不安。而这时蒋氏已经抵达通州地界，当她听说朝臣『逼』迫自己的儿子认先皇（明孝宗）为皇考，因此拒绝进入京城。朱厚熜本来就是一个大孝子，他在听说母亲已到达通州，因父亲尊号未定，拒绝入京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作为一个皇帝，竟然连自己的亲生父母的尊严都维护不了，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愤怒之余，嘉靖皇帝说出了一句过激之言：自己情愿不当这个皇帝（情愿避位），奉母回安陆州做一个普通的藩王，也不愿意伤害母亲的心。
少年皇帝的坚决态度使得朝臣们大为惶恐，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母子二人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顽强不屈。如果双方互不相让，依然这么顶牛，事态的发展将会陷入更加恶劣的境地。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议礼大臣们只好做出让步。这样一来，蒋氏就光明正大地从大明门中门进入皇宫，朱厚熜亲临午门迎候母亲的到来。可以想象得出来，母子二人相见，肯定是一番内心的窃喜和言语上的唏嘘感叹。
第55章 血色帝国的十字路口（3）（）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大议礼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封建君主制的明朝，这就不是一件小事。虽然事情并不复杂，无非就是皇帝要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加个封号，大臣们不同意，结果双方闹翻，最后升级为帝国的一场政治风波。
刚刚进入官场的张璁抓住机会在权力场上实现成功突围，这在很多程度上刺激了其他官员。本来他们以为皇帝刚刚上任，在朝中没有援手，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个张璁。
在张璁的榜样示范作用下，刑部主事桂萼、兵部主事霍韬，礼科给事中熊浃，还有同知马时中、国子监生何渊、巡检房浚等文官也不断上书支持皇帝。议礼派的异军突起，使杨廷和等护礼派大臣在嘉靖皇帝面前逐渐失去了市场。
随后，刑部主事桂萼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这一次，杨廷和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而是选择了辞职。杨廷和的离去，使大礼议之争重新掀起了波澜。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已经预感到，帝国的上空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
这时候的嘉靖皇帝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一大批拥趸。而张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理所当然就成了其中的首脑级人物。虽然这些人都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官场的地位无法与杨廷和等人相抗衡，但他们手中握着一张最大的牌，那就是明世宗（嘉靖）这张王牌。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两大政治集团重新燃起新一轮的大议礼之争。
护礼派是以杨延和为首，由九卿、科道官、诸司郎官等高级别文官所组成。杨廷和虽然甩手而去，但是并不代表反议礼集团就此瓦解。杨廷和的继任者们，大多是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大礼议事件中都扮演着反对者的角『色』，所以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消失，凝聚他们的不是某个人的力量，而是道德的约束力。明朝『政府』用道德统治国家的最初目的是约束武官，过程中也免不了约束文官，直至最后连皇帝也一并约束。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母亲（兴国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传旨，让那些身负诰命的皇亲国戚以及文武百官的夫人们都要进宫朝贺。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昭圣皇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竟传旨免命『妇』朝贺。嘉靖皇帝要用手中的皇权压制一下昭圣皇太后的势力，借以抬高母亲身份的尊贵度。
接到嘉靖皇帝的诏敕后，礼部尚书汪俊和吏部尚书乔宇等高级文官再集廷臣会议，会上拟定“于孝宗称皇考，于兴献帝称本生考”。为了使皇帝能够满意，尽快平息这场扯来扯去的争论，护礼派官员又在本生考、本生母前加一个“皇”字。
嘉靖皇帝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先给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的尊号，给父亲加上“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母亲加上“本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其实这个建议还是可行的，毕竟照顾到了双方的情绪。
可就在这时候，张璁和桂萼抵达京城。两人马上给嘉靖帝上疏，推翻了护礼派大臣们的方案，并且斥责那些高级文官不学无术。按照二人的提议，以兴献帝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此疏一出，立即在帝国的权力高层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政治风波。
内阁首辅杨廷和离职而去，为那些护礼派官员拉响了警报。为了避免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发生，内阁官员决定来一次疯狂反扑。在他们的直接授意之下，礼部尚书汪俊首先发动七十三名大臣和他一起联名上书，弹劾张、桂二人，反对议礼。他们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紧接着，给事中张翀率三十多人联名上奏，御史郑本公率四十四人联名上奏。
在这次联名上奏风暴中，朝廷的大小官员一口气上了十三道奏章，嘉靖皇帝将奏章扣在手里（留中不发），不予理睬。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眼看第二天就要上尊号了，嘉靖皇帝还是没有给群臣一个交代。大臣们对嘉靖的态度极为不满，情绪也颇为激动。等到散朝过后，护礼派二百多人不愿离去，他们集体跪在左顺门外，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以杨廷和的儿子翰林学士杨慎为首的新护礼派官员更是情之所至撼门大哭，声震阙庭，哭声和喊声冲破云霄。朱厚璁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那些组团前来官员到中午仍然伏地不起。根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六部尚书正部级五人，监察院都御史正部级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级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
嘉靖皇帝大怒，立即派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抓了起来。矛盾再度激化，官员的情绪就像被人点爆的汽油桶，左顺门前出现严重『骚』『乱』。朱厚璁见事态无法控制，下令将闹事的所有官员全部逮捕入狱。
紧接着，嘉靖皇帝将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定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举行册礼时，很多朝廷官员都拒绝参加册封典礼。七月二十日，当锦衣卫请示嘉靖皇帝，那些关在狱中的和待罪的官员该如何处理。嘉靖没做过多犹豫就开出罚单：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当廷杖责。
皇帝如此决绝，那些执行者又怎能手下留情。廷杖是一门技术活，火候的掌握更是高深的学问。有史料记载，那些行刑的武士都经过专业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他们会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直到练就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级别。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上就可以开门营业了。
那些私下塞红包的，有上级官员打招呼的，执行者就手下留情，虽然表面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用最高级别的杖法，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命也是平常之事。
朱厚璁决定痛下杀手，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个被锦衣卫拖翻在殿廷上，一顿廷杖只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在这次雷霆风暴中，有十六人先后受杖而死，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暂且待罪，有八十多人录名待罪。儒家的政治传统讲求的是忠君之道，要求以“道高于君”和“从道不从君”作为臣子的行为准绳，以不怕死的无畏精神，把直言敢谏、冒死强谏作为匡正君失的最佳选择。作为官僚集团中负有“言责”的一个特殊群体，言官是理所当然地肩负“以道事君”的使命。
当然有言责的文官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随着世宗不由分说打击言官力度的加大，随着一个个正直的言官在棒喝与血腥中倒下，那些逃过劫难的言官多少会削减其政治热情而趋向缄默善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最初的一根筋开始变得阿谀逢迎。这是因为直言极谏言官吃大棒子，而趋炎附势者分到的却是糖果，两下比较，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
第56章 血色帝国的十字路口（4）（）
时隔不久，嘉靖皇帝就将父亲的神主从安陆州迁到京城，安放在观德殿。他给父亲兴献帝的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先前的“本生”两个字已被悄悄抹去。嘉靖七年（1528年），嘉靖皇帝终于如愿以偿，追封自己的生父为明睿宗，其牌位入主太庙，摆放在明武宗之上，自己的生母也被封为皇太后。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张璁议奏上前，嘉靖皇帝虽然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却不敢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制推行。因为那时候他心里也清楚，他的理由和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他是在做一件违反儒家经典、礼制、祖训的事。
凡此种种，正是内阁官员和大臣们借以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法宝。君主专制制度的时间越久，这类法宝就会积累得越多。在尊崇兴献王这事上，如果没有张璁这些权力投机者，光凭嘉靖皇帝个人，是很难扭转被动局面的。而且即便有了张璁等议，拒绝中旨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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